一、接了王大将的班底

    韩振纪从苏联归国后，总参安排他家在总参报房胡同招待所暂住，在这一时朝，他仍然是总参的干部。

    我军军械工作的领导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几次变动。1950年，总后成立军械部，总后部长杨立三兼任总后军械部部长、政委。

    马树栋，从军械部一成立就来了，后来曾任组训处副处长，计划处长，主管机构编制。2011年11月1日，本书作者在总后丰台干休所采访了马树栋，当时，老俩口的身体都十分健康，平时还参加离休老干部的文娱活动。马老是搞军械组织计划的前辈，讲话沉稳、很有条理，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材料，他回忆道：

    我是1950年来的，20几岁当参谋兼封永顺副部长的秘书。军械部一共七八个人。杨立三不管事，工作全交给封永顺来做。随后，根据苏联的经验，军械部改属炮兵系统，对外称军委军械部，由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兼任部长。1952年，军械部搬到炮兵大院，住了4年多，那时候常被人误解为炮兵军械部。

    据《王树声传》：1954年11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军委军械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陈锡联兼部长，副部长封永顺、涂锡道。1955年3月，王树声任部长兼党委书记，又新增陈文彪为副部长。到1955年，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方勤务部、总军械部、总财务部成为解放军的八大总部。王树声领导建立了我军军械装备的生产管理和技术保障体制，实现了军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他是我国现代军事工业的重要领导者。

    总军械部主要负责：制定全军通用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技术指标和各种规章制度；负责军队武器装备的订购、保管、维修；通用武器装备的供应、生产、配发、研究、试验等项业务。

    总军械部内设办公室、政委办公室以及组织计划、武器供给、弹药供给、武器订购、弹药订购、雷达探照灯、军械科学研究、基本建设、财务、干部等局(部)。

    关于精简机构，将解放军八总部合并的讨论，从1956年就开始了，当时就有领导同志提议，将军械部划属总后。1957年1月7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裁减和整编军队问题的报告》，其中讲道：

    平时和战时的军械工作，无法离开参谋长的指导，把军械部独立起来，参谋长不好管它，军械部门也因为非隶属参谋长不好找参谋长解决问题，结果双方都不好办。因此，应将军械部门并入总参谋部组织序列，直接归参谋长领导。这样无论对平时的建设工作和战时的军械供应工作，都更为有利。

    黄克诚上述所讲，是我军在历史上的一贯建制。1957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总军械部，其所有机构、人员并入总参谋部。那时，总参除了军械部之外，与其业务相关的还有个装备计划部，部长为万毅中将。

    据《王树声军事文选》，1958年5月《解放军报》报道：《把红旗插到军械部门》和1958年7月2日《解放军报》报道：《军械部削减预算千余万》，上述报道均采用总参谋部军械部的称谓。王树声大将有关军械工作的讲话，最后一次是在1958年11月3日总参军代表室党的干部会议上。

    韩振纪于1958年8月中旬归国，休息了一个月后，即到任总参军械部部长，陈文彪、封永顺、涂锡道任副部长。王树声大将仍然以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分管军械工作。

    韩振纪从苏联归国不久，就以总参军械部部长身份参加了一个军队高级干部会议，那次，彭德怀、黄克诚等到会讲话。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接见了全体与会同志。

    马海亭，1937年参加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炮兵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从1954年11月起任总军械部组织计划处处长、组织计划局副局长、局长，1957年7月任总参军械部党委常委、组织计划局局长，1960年5月任总后军械部副部长，大校军衔。韩振纪的子女说，当年马海亭叔叔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到家里去，他对韩振纪在军械部那一段的情况十分了解。2006年，笔者在访问马海亭老前辈的时候，他存有书面记录，他明确地说（笔者有采访录音）：

    韩振纪回国后任总参军械部长，党委书记。

    1958年10月，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协助彭德怀主持军委和国防部的日常工作。从此，韩振纪又一次直接在黄克诚领导下工作。

    从1949年11月起，军委聘请了几批苏联专家到各总部、军兵种担任顾问。据总参军械部秘书处1958年6月20日统计，军械部先后聘请苏联顾问3批共36人。其中，总军械部首席苏联顾问为沙夫钦科将军，学校顾问哈瓦尔金，还有顾问巴达连科、枪械专家拉宾克、军械靶场的专家斯捷诺夫等人。马树栋及当时在军械部管外援的老同志王秉轩回忆，当时，苏联专家办公就在军械部大院里。

    沙夫钦科于1957年间曾代理过驻中国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在对华军援及协作，在苏联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运抵中国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韩振纪与沙夫钦科等顾问曾有过一段工作方面的相处。

    至今，韩振纪家中仍保留着一些与苏联顾问的合影。其中有一张是王树声、韩振纪与沙夫钦科3个人一起照的，时间为1958年10月上旬（书前照片）。

    那时，我国对苏联顾问在生活上给予诸多照顾，韩振纪按上面的要求，曾经陪同沙夫钦科等苏联顾问和家属在北京和南方参观。南方的初秋温度尚高，韩振纪穿着中山装制服，而苏联人还穿着夏装。有一张是在深秋的葡萄架下，韩振纪、封永顺与沙夫钦科等人在友好的气氛里合影，人们穿上了皮外套，但背后枝叶尚绿。最后一张是在严寒之中，韩振纪、陈文彪、桑钟麟和沙夫钦科等苏联顾问及家属们都穿着厚厚的大衣，在军械部办公楼前合影留念，旁边的几棵树的叶子都已经落秃了。

    上述照片中主要人物均经军械部马树栋及王秉轩两位老同志共同确认。从照片中人物装束的变化完全可以断定：这些照片所拍摄的时间为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之间，这正是韩振纪归国后任总参军械部部长期间。

    在《王树声生平大事年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可以看到，从1959年1月至2月17日，王大将还签发过5份有关军械工作的文件，4月随彭德怀访问东欧8国及蒙古，6月13日回到北京，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9月17日专任国防部副部长，11月23日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从上述内容来看，从1959年2月军械部划归总后，王大将就不过问军械部方面的事情了。

    据马树栋和王秉轩两位老同志介绍：

    沙夫钦科是总军械部首席顾问，军械部归总后，他就回国了。

    据《韩振纪日记》，1958年11月20日，韩振纪旧病发作，腰部及髋骨疼痛难忍，夜间仅靠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因此在301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12月9日，赖传珠（已调北京军区任政委）听说了这个消息，除打电话问候、去医院探望，还与夫人孙湘一起专程进城到韩振纪家中问候亲属。

    在此期间，中央军委决定军械部由总参划归总后建制，所以总政干部部部长甘渭汉与韩振纪有几次电话联系，商量军械部的机构、人员安排。甘渭汉征求他本人对工作岗位的意见，韩振纪表示仍愿意做军械方面的工作。

    韩振纪患病期间，刘震、岳夏（又名罗若遐）、蒋润观、马树良、伍子玉、冯麟（二机部设计院院长）等同志到301医院看他。罗若遐，长期在军委搞电台通讯工作，与韩振纪隔空相识。抗日战争初期，罗随彭雪枫到4师任秘书长，韩振纪南下豫皖苏时，两人才见了面。新中国成立后，罗任军委通讯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孙毅时任总参出版部部长，住在西近郊，当时称新北京29号（公主坟商场对过），距离301医院不远，夫妇俩看过他两次。韩振纪把上述这些来访都写在日记里，战友之情难以用文字充分表达。

    在这次治疗中，韩振纪接受了麻醉推拿术，生活不便自理，那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躺在床上，自记事以来第一次要别人招待，于心颇不安。玉书和孩子们携梨瓜来看，饱餐哈﹝密﹞瓜。

    半夜12时半，刘鼎打来电话，说好久，最后我回答有事尽管说，并答应写材料呈中央。

    韩振纪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后又经烤电，并开始锻炼，因考虑到工作繁忙，“在腰腿痛渐轻，背肌肉有些痛，左腿发麻，病未痊愈的情况下，仍于12月13日径行出院。”为了尽快适应工作需要，他想了许多办法，如注射B12、针灸、理疗及超生波等，“均无进展”，“服活络丹亦无效”。1月29日上午，他去“门诊部”请施今墨传人、名中医丁鸣九诊治，“丁大夫开了3副药，服之后就好了。”

    《韩振纪日记》中写道：
    2月20日下午，詹化雨、吴继春来，东马大人胡同19号（注：1965年改称育群胡同），同刘震同志在一个院内。
    詹化雨在军事学院毕业后调任西藏军区副政委，他的夫人吴继春也是红军干部，当年也在新四军2师工作。不    久，詹化雨奉命返西藏，次年3月，参加指挥平叛战斗。

    《韩振纪日记》中写道：
    2月20日下午，甘(渭汉)部长电话谈工作，军委通过待中央批是先到职工作？

    《韩振纪日记》片段

    就这样，韩振纪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方勤务部党委常委(《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5卷第17页)、军械部部长兼党委书记（政干令237号）。

    1962年11月，韩振纪任总后勤部党委常委、副部长（政干令字751号），曾先后分管过军械、军事运输及外事、外援等工作。

    军械部划归总后之后，总参装备计划部管理范围未变，原隶属总参军械部的大部分军械勤务，都由总后军械部主管。总后军械部还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向朝鲜、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几十年间，韩振纪曾几次在历史关键时刻，被安排在军工战线挑大梁，最终由一个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成为全军军械装备的重要领导者。

    韩振纪主管军械装备工作这一时期，正是我军军械装备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有3个特点：第一，我军军械装备从接受外援、仿制为主，转为自力更生研制、大规模更新换代，以及相应改进储运方式。第二，在基本和平时期，仍有若干重要战事，军械装备供应任务繁重。第三，在国际共产主义外交政策影响下，对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援助，是我军军械装备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第一次军械装备换装，当时主要靠从苏联进口。从1958年开始，我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装备换装，我国军工由仿制、改制向自行研制新式武器过渡，到1965年年底，全军通用制式军械装备基本实现国产化。韩振纪参与领导了这项重大工作，在我军常规武器换装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总后军械部的办公地点仍然在原址北京市阜成门外大街34号大院。王大将的家居住在军械部大院内。韩振纪到任后，家也搬来了。与韩振纪家相邻的是陈文彪少将，他于1929年参加红军，是红二方面军的老同志，1937年在“抗大”学习过。军械部划归总后之后，于1960年设了政委一职，陈文彪任政委兼总后军械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封永顺少将，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担任过东北军某团军械长，1936年从东北军参加革命，历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军械处处长、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华北军区军械部部长等职，有长期搞军械工作的经验。副部长涂锡道少将，1930年参加红军，原是太南八路军的干部，解放战争时期转到东北军工方面。陈文彪、涂锡道都参加过长征。

    韩振纪在军械部干部会上的讲话摘要：
    目前，军械工作已经有了一些基础，但比实际需要还有距离，所以我们的工作应围绕军委的方针，一是巩固基础，二是把事业搞起来。军械保障，既有供应、生产和服务的问题，还有机构、人才的问题，研制新武器也应放到重要的位置。

    在军械业务指导方针及组织方面，韩振纪的思想与王大将是基本一致的。马树栋说：
    我来时就搞编制，总后军械部接过来，部门设置大的变化没有，有小的变化。总军械部的时候，二级部门叫局，机关下设10个局，4个处，2个办公室，到了总参军械部仍是这样一个组织构架。军械部隶属总后，经过一年多时间，局改为处，局长改处长，明确为师一级。处以下没有设立科。原局长级干部中，如马海亭、梁冰担任了总后军械部副部长，还有的调了，如杜光斗原是弹药局的，调到靶场（31基地）任副参谋长去了。

    韩振纪任总后军械部部长时，在总后所有的二级部中，只有军械部特殊设有政治部。马树栋说：
    总军械部刚开始时设了政委办公室，后来学苏联没有了，成立政治部，刘昌是总(参)军械部政治部主任。到总后军械部，政治部主任是张汉湘，李廉是副主任。

    马树栋介绍，韩振纪任总后军械部部长时期，军械部业务职能部门情况如下：
    原总军械部组织计划局下边有3个处：组织处、弹药计划处、武器计划处。组织处搞组织编制、规章制度。军械部到总后一年左右，原组织计划局3个处改成两个处：计划处，不再分武器、弹药了；组训处，即原来的组织处再加上训练业务。以上是综合部门。

    具体的业务管理部门设有：弹药管理处，武器管理处，这两个处包括以前的器材都分别管起来了，各处都管调拨。原总军械部时分别设有弹药订购局、武器订购局，到总后军械部以后就叫订购处，武器、弹药都在一块儿了。总后军械部还设有工厂管理处、财务处、援外处。总军械部时原有的基建局，到总后撤销了，其主管业务分到武器处、弹药处，各管各的。

    综合起来说，总后军械部设有政治部及计划处、组训处、订购处、弹药管理处、武器管理处、工厂管理处、财务处、援外处等8个业务处。总后军械部政治部设有干部处等处室。

    总后军械部刚接过来时，下辖直属单位67个，包括弹药库13座，武器库7座，还有靶场、工厂、学校及各区域军代表室等单位。其中军级1个，师级12个，团级53个。以后业务发展，总后军械部又新成立了弹药试验室、武器研究所、实验靶场及炮弹装配厂、武器修理厂若干。

    总军械部人员最多时达到800余人（不包括编制外人员），划归到总后，人员减为500人左右。办公楼、食堂、礼堂、操场，几十辆大小汽车，军械部这一摊子比总后机关的其他二级部要大得多。

    总后军械部几经变化，风风雨雨，一大批同志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军械战线上的创业者，立下历史性的功勋。这些老同志既是韩振纪的下级，又是共同奋斗的战友。除了上面讲到的人以外，曾担任总后军械部副部长的还有梁冰大校（红军干部，后任部长）、李开大校、谢瑛大校、桑钟麟大校、李克修上校；王一平大校曾任总后军械部副政委；张海林大校（红军干部）曾任总后军械部顾问；张汉湘大校（红军干部）曾任总后军械部政治部主任；范船大校（红军干部）曾任总后军械部供给局副局长、军械学校政委；杜光斗大校曾任总后军械部武器处处长、训练基地参谋长；后来担任党、军队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曹刚川上将曾在总后军械部弹药处工作，在苏联留学3年。以上仅为部分机关领导干部，下文有些还要陆续讲到。

    当时，总后军械部的干部构成中，来自各个方面，其中有杨立三时期、炮兵、西南等军区来的同志以及从各单位调来的科技干部。军械部还有不少新中国成立后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例如军事工程学院、北京工业学院、通县军械学校、南京军械技术学校、南京炮兵工程学院、武昌高级炮兵技术学校（武昌高级军械技术学校）等毕业生，也有清华、北大及从苏联学成回来的学生。

    军事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是全军各单位争抢的“香饽饽”，每年到6、7月份，韩振纪就提前派人驻进学院，多争一个是一个。为此，有个别军兵种的同志有了意见，着急上火，后来还得韩振纪出面找陈赓院长，尽量帮他们调整分配名额。

    为保留军械工作的多年成果，经过韩振纪等同志的努力，武器、弹药、器材的管理部门基本保留下来，还想方设法保留了老军械部的一批专业技术骨干人才。韩振纪对下边专业人员的情况摸得很清楚，还常有针对性地嘱咐管干部的同志：“×××安排工作，不准走！”韩振纪惜才不放人，但他对向国防科工部门输送人才却格外重视，军事工程学院和其他学校在发展初期也十分需要有经验的人才，为此，韩振纪批示过：“凡是尖端项目需要的都给。学校要人酌情支持。”

    韩振纪刚刚担任总后军械部部长时，总后部长是洪学智，政委李聚奎。洪学智提出要“建立战略、战役后方基地，作为军队建设和作战的基本依托。”韩振纪按照总后党委的指示精神，明确军械部门的任务，以扎扎实实的作风，对所属工厂、仓库、实验基地和学校进行调整和整顿，使其布局更趋合理，军械工作出现新局面。

    二、1959年军委和总后党委扩大会议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紧接着，8月18日到9月1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黄“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来把洪学智、邓华等人也给牵连进去。

    《黄克诚自述》（摘录）：
    回京后的第二天，军委就开会。这头一次会议，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开，2000余人到会，声势浩大。彭德怀和我一起被批斗。

    会场上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于是主持会议者决定：将彭、黄分成两个会场来批斗。

    彭德怀可能仍在怀仁堂，我却改到紫光阁去开会了。

    从韩振纪留存下来的一些相关文字材料中看，他参加了“军委扩大会、勤政殿、总后党委扩大会”。按照韩振纪的历史经历，他很可能是被分到批判黄老的那个会场了。至于为什么是勤政殿而不是黄老所说的紫光阁，笔者分析是在怀仁堂、紫光阁、勤政殿3个地点都开过会。

    马树栋回忆：
    那时候抓住一点就是问题。我参加过总后写《十年工作总结》，那时，彭德怀对总后的工作有好多指示，电报、报告，汇总以后出书，一年一本共十本，我们这些人就成了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人，“文化大革命”也作检讨了。

    韩振纪在军委扩大会、总后党委扩大会上的发言底稿，以及后来的“文革”中多次检查稿中，均未见到涉及彭德怀的正式文字。在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时，总政一位同志点名问他：“韩振纪，听说你在苏联大使馆摆宴，许多人都不请，为什么专请彭德怀！”此事不大，却可能牵扯一些人，于是韩振纪不作回答。这样一来，就等于自己承担了起来，谁想人家一定要他讲，韩振纪只好说：“那一次未请自来！”意思很明确，就是没有请彭，是他自己来的。韩振纪一句话说出口，引起不少人的好奇，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还问韩振纪用什么规格招待的。韩振纪人很实在，就说：“什么规格？那时代表团吃不惯西餐，饿肚子，每天工作又辛苦，我这里家常便饭慰劳，白面馒头、炖肉，还有两只鸡。”韩振纪的回答让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叶帅听说了这件事，作了解释：“我也在场。”

    外交上的事情，很多人感兴趣，被人评论起来会变得十分复杂，又有人问韩振纪：“彭与苏军领导人谈什么内容？”韩振纪回答：“报纸上都有。武官只是办事务，个别有我在时也就是外交辞令。我知道的，大家都知道。”韩振纪说的是大实话，最终没有被人从他这里寻找到任何事由，也就是说在他当驻苏联武官那一段，没有给彭老总“惹事”。所谓批判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指1959年4月至6月彭德怀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及东欧过程中的事，那时，韩振纪早已经离任归国，而且已经到总后工作了。1957年韩振纪在苏联请客，自是一段话题，总政那位同志这么一搞，倒让韩振纪过了一关。

    黄克诚在八路军344旅、新四军3师的几位老部下在这次“批黄”中，除吴法宪讲了一件莫须有的“金子”一事之外，无人落井下石。吴信泉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一言不发，在以后的会议中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后来说他“犯有右倾性质的错误”，从而受到错误批判。韩振纪只是在被人点到头上的时候，才对相关历史背景作过一些简短、实事求是的解释性发言，根本没有涉及黄本人的具体问题，必要之处还承担了责任。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总后接着开了一个礼拜的会，刚开始时的内容还是批彭、黄，后来批洪学智。

    黄克诚办事谨慎却很有见解，不是前怕狼后怕虎的那种领导干部，在战争时期就曾多次向中央提出军政方面的建议。韩振纪对黄克诚的人品一直钦佩有加。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受毛主席的器重，当了总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韩振纪听了有关传达以后，始终也没搞明白黄克诚怎么就变成“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那段时间，韩振纪在家里比较沉闷、烦躁。

    从1938年到1941年，韩振纪给黄克诚当了三年的参谋长，后来在东北又由黄克诚直接领导过，韩振纪从地方回部队到总后工作，还是黄克诚当部长的时候给办的，他从苏联归国到总参军械部，那时黄克诚刚刚担任总长，所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

    当年，韩振纪协助黄克诚指挥作战，他们之间曾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某种误解也会有，但总的见解基本一致，特别是在思想方法上，韩振纪受黄克诚的影响，向他学到不少东西。韩振纪平素不大爱走动，黄克诚一向秉公办事，也不喜欢拉拉扯扯，或者说是由于黄和韩的个人性格、作风原因，他们之间互相非常熟悉，但并无超出上下级工作以外的特殊关系。

    在总后二级部部长以上的干部中，前前后后与黄克诚有历史关联的人也不少。在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大多数同志批黄不积极。关于町店战斗、端氏整训，有位同志点了韩振纪的名。韩振纪不讲也不行，于是仅仅扼要介绍了当年晋东南根据地的一些历史情况（见前文第8章第8节）。他讲，那时，朱总司令到部队亲自指导批评，不是针对黄克诚的。”   

    关于曹甸战役，他回答得更直接、简要：
    我在军委扩大会、勤政殿发言时均已说过。1、收回成令；2、保黄电报；3、无功无过。

    《韩振纪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稿》片段

    他在总后党委会议上的发言中加上有“无功无过”4个字。当时，韩振纪处在被要求讲清与黄克诚关系的位置，他说“无功无过”仅是针对他本人而言，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他就是持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