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委直属特殊战斗部队

    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出发时，中央机关分编为军委第1纵队和第2纵队。据长征前夕参加编队工作的李维汉回忆：军委第1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总指挥部。中央领导人博古、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等都在这个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军委第2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罗迈纵队”，包括有党政机关、工会、后勤、卫生部门及担架队等，人数众多，有万余人。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以上摘自《回忆长征》﹒《党史通讯》总32期第30页。）

    据《野战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记载：1934年10月8日，中央两个纵队和中央红军各军团（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以及几千名民夫，共86859人。

    军委第1纵队辖4个梯队，第1、第2、第3梯队司令员分别为彭雪枫、罗彬（又名罗明山）、武亭（湘江战役后）。这时，林野夫妇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张际春调到红5军团，韩振纪奉命率公略步兵学校从雩都转驻九堡圩与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编成军委干部团，番号为“军委第1野战纵队第4梯队”，由军委第1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直接指挥。陈赓任军委干部团团（梯队）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钟伟剑、毕士悌、韩振纪先后任参谋长。瑞金九堡，是个有重大意义的地方，既是当年宁都起义时红5军团的集结地，又是长征的出发点。

    长征中，干部团也有过不同的代号，例如“公馆”“坦克”等。与干部团一起行动的还有医务所、运输1排，另有一些人员由中央安排随部行动。全团共1000余人。

    干部团是军委直接调动的特殊战斗单位，作战主力之一，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指派参加重要战斗或承担主力突破任务。干部团清一色共产党员，组织纪律严，作战能力强，在长征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韩振纪曾经对子女说：长征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行军路线与中央基本一致，在长征中还要开展些教育训练，许多人仍称其为红军学校。

    军委干部团人才济济，功勋卓著，在红军长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5年，干部团（长征后期缩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干部营）中有2位被授予大将军衔，7位被授予上将军衔，10位被授予中将军衔，30多位被授予少将军衔，在地方担任省部级以上职务的同志很多。

    《韩振纪自传》《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及各附表格中均填写：
    长征中任干部团作战科长及参谋长等职。

    长征之初，韩振纪任干部团作战科科长，之后，孙毅、郭化若也担任过作战科科长。韩振纪从长征开始到结束，一直在干部团军事核心工作，参与了所有重要战斗的指挥。干部团在遵义会议后曾设有训练科，科长是原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陈明，他是 1925年由团转党员的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1941年11月牺牲。

    莫文骅于1935年4月由上干队调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方强先任营教员，后任干部团总支部书记；干部团后勤机构，在长征途中有过几次变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有钟羲、罗梓铭、危拱之(女，政治协理员)。罗梓铭于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副书记，1939年牺牲；遵义会议后，干部团设立了地方工作团，主任王观澜。当时，还有一些同志曾在干部团工作过，例如胡嘉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长征后期调到干部团做过一段民运工作，以后因病在地方休养，长征结束后就调到西路军了。

    干部团下辖1个队、4个营：

    原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肖劲光，政治委员先后为余泽鸿（长征到黎平时）、莫文骅（1935年2月进驻扎西时）、周桓（四渡赤水期间）。余泽鸿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长征途中留在川黔滇边开辟根据地，1935年12月牺牲。上干队下设指挥科、政治科和地方工作科。指挥科由团、营级军事指挥员组成，科长周士第；政治科由团、营级政工干部组成，科长余泽鸿（后为苏进）；地方工作科，由突围时随军行动的地方县级干部组成，科长冯达飞。（以上据肖劲光等老同志的回忆录。）上干队学员里有不少后来成为著名军事人物，如温玉成（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克林（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梁仁芥（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等。王幼平曾任上干队支部委员。

    原苏区的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3个营。第1、第2营为步兵营，由连、排长干部组成。1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遵义会议后调来）；2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后为刘道生）；3营为政治营，其成员为连级政治指导员，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有老同志回忆3营是以原公略步兵学校改编的；原特科学校编成第4营，亦称特科营，由炮兵、工兵、机枪干部组成，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后改名黄骅）、后为陈仁麒。

    上级干部队和4个营都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这些教员中有宋时轮、谭希林、何涤宙、康志强、陈仁麒、阎捷三、洪水等。当时，干部团先后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派驻的特派员周兴、龙潜、林接标，其特定职责是搜集敌方情报、锄奸、审查干部。

    《肖劲光回忆录》（第149页）介绍：
    这4个营的学员都是年轻的连排干部，配有较好的武器装备；而上干队的学员则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武器很少，每个班不过两三支枪。

    《韩振纪自传》中写道：
    我在干部团负责作战行动方面，对武器装备了解，各营有机关枪等，上干队则无。干部团长征走起来队伍长，其间变动多，有人竟互不记得。上干队的人也调来调去，但总不过200人，能打仗的仅一部分。上干队由中央直接命令，肖劲光同志调走后，该队即不属干部团建制。

    红军长征时，武器装备很差，据红二方面军的一份统计报告，平均两人多有一支枪，整个军团有山炮两门、迫击炮4门。中央红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即使是装备相对好些的红1军团、红3军团，许多人也没有枪支，还背着大刀、手持梭镖。在军委两个纵队里，都有不少两手空空的非战斗人员。据《红军长征•文献》（第82～83页）1934年10月8日《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记载：中央红军共有梭镖6101支，其中“罗迈纵队”就有3277支。中央红军共有迫击炮38门，其中军委第1纵队16门；中央红军共有重机枪357挺，其中军委第1纵队12挺。据李德《中国记事》：特科营有6门迫击炮、6挺重机枪。如此看来，军委干部团特科营的武器装备在红军里数一流。

    据《红军长征•文献》（第82页），中央红军共有338匹马，其中军委第1纵队仅有34匹马。整个干部团也没有几匹骡马。据肖劲光回忆，他所在的干部团上干队只有一匹为病号和年纪较大的教员驮行李的牲口。据莫文骅回忆，董必武等老同志没有马匹。孙毅回忆说，他在教导师当参谋长时曾经有过马，后来被洋顾问李德给“勾”掉了。韩振纪也是没有马的，他曾对子女说过，在长征中他是一路走来的。

    陈赓、肖劲光、周士第、宋时轮、余泽鸿、冯达飞等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重要人物，当时由于不同原因还背着政治包袱。曾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雷经天，在中央苏区肃反中被开除党籍，这时在干部团当普通战士。

    据历史档案文电，中央纵队出发的具体时间是1934年10月10日17时至18时。出发地点是江西瑞金的九堡。红军长征前，上级作了动员，但只说要长途行军，是为了扩大苏区，连转移的时间也严格保密。韩振纪曾回忆：“部队行动前往何处，人皆不晓，路途漫漫。行动那一天夜里，月光朦胧，各部队不准燃火把。”

    韩振纪曾回忆，长征初期，毛主席和干部团在一起行军。陈赓、钟伟剑让韩振纪随时把干部团行军方位和遇到的各种情况告诉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的吴烈。那一段，韩振纪经常可以见到毛主席。早上，毛主席总是第一个上路，走得沉稳而快速，有时连警卫人员都跟不上。有一段时间，毛主席生病，躺坐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军。

    那时环境多变化，敌人随时可能来袭扰，韩振纪不敢多睡觉，到了后半夜就醒了，独自一个人在宿营地周围查看。天刚亮，毛主席就走出来了，碰见韩振纪就说：“又是你！”毛主席浓重的湘音和笑容让韩振纪感到十分踏实。在交谈中，毛主席了解到他曾毕业于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有较丰富的工业和军事知识，对其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韩振纪便与人民军队的军工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韩振纪在一篇什记中记着：“拓夫向毛泽东同志讲陕北情况，较乐观。陈（赓）、韩（振纪）及肖（劲光）数人（在场）。”韩振纪写这篇什记的时间为长征之初。新中国成立后，韩振纪又曾对其秘书讲过：“长征到了陕北瓦窑堡，给养条件不如贾拓夫说得那样好。”当时，军委纵队就贾拓夫这么一位从陕北来的高级干部，他由陕北党组织派出，转经上海又到江西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尔后参加长征，曾经和一些老同志随干部团行动，因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很早就知道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当时，长征方向未定，中央红军处境十分艰难，贾拓夫有关陕北的情况介绍，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惨烈的湘江战役

    当时，中革军委的意图是突破白军包围，向湘南前进。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南渡贡水。25日，韩振纪所在的干部团随军委两个纵队从信丰先后抢渡桃江，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西进。

    中央红军机构过于庞大，几千名挑夫，光驮东西的骡子和驴子就一长串儿，行动缓慢，日行仅十余里。干部团负责军委第1纵队的警卫、掩护任务。后来，韩振纪与老战友谈起此事说“苦累都不怕，当时就是感到太乱，心里焦急。”直到11月8日、15日，大部队才先后通过敌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

    这时，湘军和桂军在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4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红军部队饥饿、疲惫不堪，一路上被动挨打。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红1军团先头部队占领了界首渡口，控制了60华里的湘江两岸，一部顺利渡过湘江。这时，军委两个纵队陆续到达桂岩地区，在山间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走了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

    11月29日，湘江两岸的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向红军发起进攻，飞机不停地轰炸、扫射，炮弹呼啸而来。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红军战士奉命死守渡口，用鲜血和生命打垮了敌军的一次次进攻。作战中，红8军团被打散，此后番号撤销。

    长征时，红5军团是全军的殿后部队，其中，第34师又是红5军团的后卫部队。在掩护中央渡过信丰江、与粤军余汉谋部的激战中，第34师及红3军团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全体指战员弹尽粮绝，大部阵亡。第34师师长陈树湘腹部负重伤被俘，他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

    中央红军浴血奋战，与敌人打了5天5夜，终于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8.6万红军锐减到3万多人。余汉谋则因“围剿”红军有功，晋级升官，抗战初期任第12集团军总司令，驻军广东。后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仅十几日即攻陷广州，此人被国人讥讽为“馀汉无谋”。

    11月30日，韩振纪所在的干部团渡过湘江，在他的眼前是一条鲜血染红的河流。

    干部团过江后进到界首一带，待12月1日红军大部过江，于3日进入西延地区休整。在此期间，陈赓、毕士悌让韩振纪给学员们讲战术课。那时，韩振纪的思想头绪也不清楚，于是就讲了《奔袭战术备要》一节（摘要）：

    部队于行进间，应视需要拔除或避让敌人阵地。若要拔除，以战斗力而论，敌人强时，应采取用小部队长距离奔袭、大部队迅速靠拢的办法，集聚兵力，乘敌懈不备而战。我们队伍时有数百里，但核心司令的指令必须贯通始终，各环节自动执行，预备队左右相顾。奔袭既出，出则必摧。摧敌之后，扫清周围，对敌援则视情况决战退。

    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北进湘西途中，但中革军委仍令中央红军“北出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

    12月5日，军委干部团沿湘桂边境崎岖的小道西进，翻越老山界后，于第二天进入广西境内。当时，韩振纪将近29岁，身体强壮，但经过长途跋涉到广西后，也极度疲惫。这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国民党反动派散布谣言，说红军是强盗，杀人放火，抢女人，受欺骗的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产生敌意，纷纷躲藏到山里去。

    干部团到达一个山村驻扎，刚要开灶烧水做饭，突然附近着起火来，火势很快蔓延。陈赓见火势很猛，还闻着一股浓重的煤油气味儿，就命令韩振纪一边带领大家灭火，一边派人警戒四周。经过3个多小时，部队才将大火彻底扑灭。

    在救火过程中，有学员发现3个可疑的人朝山上跑，想开枪将其击毙，但韩振纪赶紧制止，并带人追了上去。他们用手枪把子砸趴下一个，放了一枪吓倒两个，抓住一审问，才发现放火的是化装成红军的国民党桂军人员。这些人奉命在苗岭山区到处纵火，烧毁民房与粮食，然后嫁祸于红军。

    陈赓特地把当地老百姓请来参加开会，宣传红军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起初，老百姓不敢来，后来，韩振纪找来一位六七十岁的苗族长者，这位长者会说汉话，以前还到过长沙，对红军有些了解，他确认俘虏中有一个是国民党小军官。经过长者说服，老百姓聚拢过来听陈赓说明事实真相。陈赓当众说，这些被烧的房子都是苗族同胞的财产，我们要负责任。他马上让人送给群众若干现大洋作为补偿，随即，陈赓命令将3个纵火搞破坏的桂军就地枪决。苗族同胞很感动，于是消除了戒心，开始帮助红军。

    从这以后，陈赓在每个连都指定了1个班为灭火班，配备了灭火机和水桶，他还给韩振纪增加了任务，每行军到一个地点，带人寻找水源，夜间，还要到各营进行防火巡察。

    三、1934年冬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

    12月11日，红1军团占领湖南西南部的通道县城。12日，干部团随军委第1纵队到达该地区。当日，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向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建议，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但未被采纳。

    12月13日，军委第1、第2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任参谋长。全部机关组成3个梯队，军委干部团仍然为独立的作战单位，归军委纵队司令部直接指挥（上文摘自《红军长征•文献》第176页）。

    12月15日，中央红军向黔东南前进，占领黎平。12月18日，党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于19日发出决定，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境（黔北）前进，在那里发展根据地。

    《韩振纪自传》《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及附表格中均填写：
    1934年冬  长征中干部团参谋长 主要证明人  陈赓

    据2000年5月20日韩振纪子女看望孙毅老将军时的谈话记录稿：
    长征中有一段，我和你爸爸都在军委干部团，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保卫毛主席。1934年冬，我任作战科长，韩振纪任参谋长。林彪和陈赓很能打仗，你爸爸打仗也很好，很能吃苦，我说：“老韩，你能吃苦，我比你更能吃苦！”我和你爸爸性格相投，多少年保持往来，彼此关系很好！你爸爸人品很好，和我一样正直。我很赞成韩振纪！你爸爸过世时，我掉了泪，很难过，现在我很想他……

    据《孙毅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教导师撤销后，我随军委走了7至10天，才被分到红校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参谋长韩振纪。我任作战科长，下有两三个参谋，其中一个参谋是郭化若。

    孙毅说的这个时间，是在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之后。1934年冬，这个时间与《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填写的完全一致。

    1975年，韩振纪去世后，追悼会上的悼词中也有相同内容。1985年，解放军星火燎原编辑部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1版的同志向韩振纪家属询问其履历，总后政治部干部部提供一份干部登记表，其中有关干部团的内容是：“1934年冬，长征中干部团参谋长，证明人陈赓。”该记录原件现保存于家中。

    据1934年12月13日《中革军委关于取消第2纵队，合编第1、第2纵队的命令》（《红军长征•文献》第176页），钟伟剑离开干部团，任军委纵队参谋长，毕士悌继任干部团参谋长。1935年2月，部队缩编，钟伟剑调红3军团工作，在重占遵义战斗中牺牲。毕士悌又名杨宁、杨林，朝鲜平安北道人，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毕业，从苏联学习后，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据《周士第回忆录》，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2月，红15军团奉命东征，2月22日，第75师参谋长毕士悌率先遣营东渡黄河时，负重伤后牺牲。

    战争时期的环境复杂多变，尤其是在长征中，机构扩编、缩编，红军干部几天换一个工作岗位很正常。干部负伤或患重病一度不能工作，职务有交叉，甚至重复，同为参谋长，到任先后差些日子，其中或有若干曲折的变故，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实事求是地讲，关于长征中军委干部团参谋长一职，应该先后为钟伟剑、毕士悌、韩振纪。其中，他们的任职或有过交叉。笔者认为，研究军史者，在未能掌握确切信息的情况，不可臆断、排除。

    四、侦察娄山关

    12月下旬，红军连克贵州剑河、台拱、镇远。蒋介石急调湘、桂、川、黔军及薛岳兵团吴奇伟部，阻止红军，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企图扼守天险乌江。

    24日，军委干部团随军委纵队从黎平出发，经锦屏、施秉、黄平，于31日到达瓮安县猴场。这时，中革军委给每个红军战士和干部都发了一点儿过年费。

    干部团在宿营地举行了迎接1935年元旦的联欢晚会，陈赓不知从哪里寻找到一根竹笛，问韩振纪：“你会不会？”韩振纪说：“会一些。”陈赓乐呵呵地说：“你一个行伍的人还会这个？”韩振纪二话不说，拿起竹笛就吹起来。他吹的是地方古曲，这个曲子描述了一个古代将军远赴边疆抗敌侵略，血染战袍，最后凯旋归来，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欢迎。大家的情绪都融进了铿锵悠然的笛声里。

    陈赓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高级将领，军事谋略出众，尤其善打硬仗。他的性情豪爽、乐观、平时说话幽默、生动，待人推心置腹，有情有义。当时，有少数政治干部对一些从旧军队参加红军的同志存有偏见，陈赓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说：“你们掰掰手指头，红军里有多少人曾经在旧军队做过事？我也当过旧军人，我看只要忠诚于党、能打仗、称职就可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地区召开扩大会议，重申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并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强渡乌江，占取遵义。

    1935年1月3日，红1军团2师4团击溃江防黔军两个团，用竹筏强渡乌江成功。为使大部队迅速渡过乌江，干部团接受了架设浮桥的任务。陈赓派韦国清率领特科营工兵连顶风冒雨，沿着崎岖的山路，连夜急行军60里，于天亮前赶到江界河渡口。

    陈赓到渡口后，亲自坐镇指挥，派人到江边测量了乌江水情。陈赓命何涤宙与工兵教员谭希林一同设计、架设浮桥。干部团上干队和3个营一起，连夜从各处搜集木材、竹子等架桥材料交给工兵连。何涤宙毕业于黄埔2期，当过工兵营长。韦国清带着工兵连200多名学员，冒着严寒和对岸敌人的炮火，终于在水深流急的江面成功地架起浮桥。其间，有位同志在敌人炮火中牺牲。

    6日，军委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当薛岳纵队追至乌江时，红军已烧掉浮桥，无影无踪。

    部队渡过乌江，直取遵义。韩振纪曾对子女回忆，有个小学员，江西人，才十五六岁，他的脚板生了疮，化了脓，烂得可以看见白花花的骨头，又发起了高烧，实在走不动了。两个学员轮流背着他走了一天，半夜才赶上部队宿营。这个小学员疼痛难忍，又不愿战友们费那么大的力气背他，于是掉下了眼泪。韩振纪安慰他说：“陈团长有命令，能带走的同志一个也不准拉下，明天用担架抬着你走！”第二天，韩振纪到处找担架，可找不到。正在这时，他见道边树上拴着一匹瘦骨嶙峋的枣红马，旁边没有马夫之类的人员，他上前把马缰绳解下来，然后亲自把那个学员抱到马上。那个学员拼命挣扎着要下来，韩振纪一拍马屁股，枣红马慢腾腾地走了起来。后来，那个学员伤病痊愈，在遵义战斗中立了功，但就在长征刚到达陕北的时候，遭遇敌人袭击，中了冷枪牺牲了。多少年后，韩振纪还说：“那个学员很优秀，如果不牺牲，又是一位将军哩！”

    红1、红3、红5、红9军团分别歼灭阻敌黔军，进入遵义城附近。1月6日至7日，军委纵队刘伯承司令员亲率红2师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在干部团配合下，突入遵义城，打垮敌3个团。9日，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韩振纪协助陈赓率干部团承担警卫任务。

    为了扩大占领区，中革军委决定派红1军团第2师4团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干部团参加战役配合。娄山关在遵义、桐梓两县的交界处，高山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娄山关战斗开始前夕，韩振纪按陈赓团长的指示，派出学员前往关东执行侦察任务，看地形、观敌情。韩振纪随后也到了关东，在此，他们发现踞守之敌全部龟缩在娄山关口，兵力足有两个团，东西两侧以东为虚。韩振纪回去向陈赓汇报，陈赓迅速将此情报报告给刘伯承。在刘伯承指挥下，红4团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占领娄山关关口以后，直扑桐梓县城，俘敌数百，缴获大量物资，并与红10团组成了遵义的北面防线，保障大部队在遵义休整。

    这次战役结束后，韩振纪分配到一块缴获的军用毛毯。带着这块毛毯，韩振纪爬雪山过草地，靠它遮雨雪、挡风寒，一直到了延安，然后又带着它征战晋冀鲁豫，南下华中，进军东北。1959年，韩振纪请岳母用红线绣上毛主席给“抗大”的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然后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展出。

    五、保卫遵义会议

    在遵义，中央作出严格的规定，各部队要尊重当地群众意愿，采购物品时不用纸币，一律使用银元和铜板。时值隆冬，天气寒冷，干部团学员和兄弟部队的战友们一样，多数人还穿着单衣，打赤脚、穿草鞋。红军进遵义城以后，韩振纪按陈赓的命令，布置警戒，督促各营抓紧筹集粮食、煤油、糖和盐，部队物资得到补充，所有指战员都领到了军装和斗笠。干部团在遵义休整12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址原是国民党川南“剿共”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

    为保卫遵义会议的安全，肖劲光率上干队在娄山关顽强地顶住了敌人进攻。奉陈赓之命，韩振纪与林秋芳、罗贵波、韦国清率干部团3营、特科营一部，担任遵义城和遵义会议会场的警卫任务。遵义城外有好几股土匪，为确保会议不受任何干扰，陈赓派周兴率领警卫连在会场周围的制高点布置岗哨，连续击退土匪3次进犯。

    干部团的同志们全副武装，枪弹上膛，守卫在哨位上，没有一个人粗心大意。韩振纪等人不间断地轮换查岗，交换情况，并在会场以外的地方走来走去，察看情况。会议连续开到第三天，韩振纪到周围察看刚回来，会议结束了。韩振纪看见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特别是王稼祥和张闻天走出会场时大多显得十分轻松，但大鼻子顾问李德却满脸不高兴。

    听了军委的传达，韩振纪知道，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1月19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军委纵队改称为中央纵队，总部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叶剑英兼副司令员，下辖3个梯队，干部团编制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