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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延安“抗大”铸群英
2016-02-24 17:37:29
作者:陈浩良、韩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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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专职教员仅有几位

    瓦窑堡位于延安北部,是个四面群山环抱的小镇,人口约有两三千人。中共中央机关到达这里后,以红一方面军随营学校(干部营)为基础,与陕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此时,陈奇涵调任红15军团副参谋长,周昆任校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不久,宋任穷调到红28军任政委,与刘志丹一起工作,原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任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的,曾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等要职,1938年2月携3万元钱款潜逃,从此下落不明。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及《韩振纪自传》中填写:

    到陕北后,任红军学校教员、队长、大队长。
    1935年秋  红军学校教员、队长、大队长  证明人 黄智﹝志﹞勇

    上述内容延续、包括后来“抗大”阶段。黄志勇原是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政治教导员,编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后任1科政治教员兼教育干事,在“抗大”1大队、4大队都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装甲兵政委、总政副主任等职。1953年,韩振纪填写自传档案材料的时候,黄志勇担任荆江分洪水利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

    在新成立的红军学校,韩振纪担任军事教员,主要负责讲授战术课,他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教学工作中。

    红军学校的生活和教学条件十分差,吃、住、穿的物资都缺乏,又赶上下大雪,不少人冻病了,又没有药治疗,有的同志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随后,中央设法解决了棉衣问题,11月下旬直罗镇战役后,红军有些缴获,条件逐渐有所好转。

    陕北瓦窑堡的当地人都是住窑洞的,红军学校的人也住窑洞。刚开始时,有些人不敢在里边久呆,总怕它塌下来。韩振纪对他们说:“这么大的男人,也不怕老百姓笑话,你看人家老财主也都住洞子哩!”瓦窑堡的老百姓心肠好,在自己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还给红军煮山药蛋吃,有些妇女笑嘻嘻地对大家说:“俺们祖祖辈辈都住这洞子,从没塌过一回!”以后,大家都习惯了,觉得住这窑洞冬暖夏凉,比住大瓦房还舒服。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以后,1936年初,红军渡河东征,陕甘地区的红军又发展到3万余人。

    韩振纪曾经对老同志讲过:“张浩同志有功!”张浩,又名林毓(育)英,是林彪的堂兄,在党的历史上确实有过重要贡献。1936年1月24日,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

    “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成立西南局,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摘自《红军长征•文献》第854页)

    这个电报非常重要,实际是共产国际肯定了党中央的路线,并在张国焘的问题上表了态。1937年国共合作,张浩担任红军改编后的八路军第129师政委,后因身体不好,调回延安,邓小平接任其职务。1942年3月,张浩病逝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轮流为他守灵,毛泽东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出殡时,毛泽东亲自为他抬棺并题写“张浩同志之墓”墓碑。

    1936年2月,党中央决定把红军学校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校址仍在瓦窑堡,主要培训团、营及其以下干部,还从社会上招收了一部分学生。学员扩大至2700多人。

    1936年5月13日,韩振纪参加在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强调指出:应利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听了毛泽东的报告,韩振纪强烈意识到一个崭新的局面即将到来。

    5月20日,中央决定,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扩大开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袁国平任训练部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周昆任校务部长。

    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米粮山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并讲了话。毛泽东同志给第1期的学员们作了一次振奋人心的演讲,他阐明了创办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以及教育任务。会场上自始至终气氛热烈,掌声不断。韩振纪和所有同志们的内心里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民族解放的责任感。当天晚上,“红大”举行了文娱晚会,师生们演出话剧、活报剧、双簧,陕北歌舞团演出了精彩歌舞。

    “红大”学制六个月,编为3个科。第1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主要训练团以上高级干部,学员平均年龄27岁;第2科科长周士第,政委谭政,主要训练营连干部;第3科又称附属步兵学校、教导师,刘伯承、周昆先后任科长兼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

    关于当时“红大”学员数目,《1936年5月29日毛泽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及陕甘敌情和红一方面军的任务致彭德怀电》(《红军长征•文献》第941页)中讲道:“红校1、2、3科1400人。”曾任红军大学校务处长和“抗大”政治部宣传部长、“抗大”第13队队长的谢翰文写过一篇文章《抗大发展的五个时期——为抗大第五期开学纪念而作》,发表在第18集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2期第4页,时间为1939年4月15日。这篇文章是关于抗日军政大学历史的最早著作之一。谢翰文在文章中说:

    校长林彪,副校长罗瑞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旅长陈光,在山西英勇杀敌,因劳成疾而逝世的副旅长周建屏等同志,都是当时的学生。

    当时的教育机构异常简单,各项章程均付缺如,就教员而论,亦仅有二三人而已。当时,韩振纪就是谢翰文所说的专职教员“二三人”之一,其职务不带“长”。韩振纪在“红大”的工作安排,都是由“红大”一、二把手报经中央决定的。后来有人问韩振纪,为什么你只填写教员,而不填写主任教员?他淡然说:“就那么几个人,什么主任教员,到了‘红大’都是学员!”在他的心目中,教员就是高尚的。在那个年代,职务高低对充满革命信念的红军战士来说并不重要。

    “红大”第1、第2科的在职干部十几个人,学校领导同志大都兼任教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既是领导、又是学员,“学生和教员打成一片”。当年,教员在红军中是很重要工作岗位,一般都由团级以上的优秀高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或受过高等教育、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文化人来担任,每一位都是有名的人物。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1936年7月的一天,“红大”正在集合队伍上课,忽然周围响起密集的枪声。瓦窑堡驻有中央和军委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红大”等不少单位,担任保卫任务的只有红军地方部队1个团,在国民党军第86师高双成部突然袭击之下,该团损失严重。

    林彪指挥“红大”投入战斗,刚接上火不久,韦国清率“红大”3科1营就上来了。林彪命令韩振纪带学员队佯攻,掩护3科1营以先头部队抢占制高点。韩振纪与韦国清两面配合,经过激战,林彪命令韩振纪带学员队转为侧面突击,敌人措手不及,局面暂时维持住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林彪统一指挥“红大”和陕北红军一部,掩护中央领导人与党政军机关撤往保安(今志丹县)、蟠龙一带。瓦窑堡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

    在这次战斗中,韦国清腰部负重伤,韩振纪去看他,听说3科1营的行动是周恩来紧急部署的,韩振纪连称及时雨。

    二、头一回接触外国人

    韩振纪随“红大”进驻保安县城,这里只有400多人口,交通闭塞,生活条件比瓦窑堡还艰苦,原县政府也就是一个破窑洞。这么个穷地方,一下子来了好几千人,粮食不容易筹集,中央就把学员最多的“红大”第3科转移到甘肃环县木钵镇。1科、2科几百人留在保安县城,校址在保安县城南端桥沟口的半山坡上,这里地势隐蔽,利于防空。

    韩振纪和学校的其他教职员、学员一起,把废弃的旧窑洞打扫干净,这样,大家就有了住的地方。夜里,山里的狼群经常跑到窑洞外头嚎叫,还撞门,闹得人紧张得睡不着觉。有人想了个办法,在门口挂个草帘子,再挂个铃铛,夜间铃铛一响,大家就起来打狼。

    大家用钢钎和榔头凿窑洞,建成了一间间课堂,还在石壁上凿出平面,抹上墨汁就成了大黑板,后来有人说浪费,于是连墨汁也不用,直接在墙上写粉笔字。大家用石头砌成桌子和凳子,几块砖叠起来就是学员的座位。

    西北地区山上的积土是竖层,容易坍塌,韩振纪注意到这一状况,为安全起见,他察看了附近村民挖的窑洞,随后要求学员在挖洞时,在顶部做出拱形结构,这样的结构科学合理、安全。在简陋的校舍里,学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韩振纪曾回忆,当地群众送给他们一副匾,上面写着:“劳动创造世界”。

    “红大”开课之初着重政治教育方面,课程设置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战略学、战役学等等,包括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等,军事课程设置有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以及红军和外军作战经验等。

    那时,凡是“红大”的重要活动,毛泽东都参加。洛甫(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博古(秦邦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联共(布)党史,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张浩讲授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史,林彪讲授战役学,李德讲授兵团战术学,凯丰讲授政治经济学,杨尚昆讲授“各国论”,徐特立讲授中国文学。

    由于纸张严重匮乏,红军前方部队就搜集敌人飞机撒的传单,送到“红大”来。“红大”使用这些传单的背面印讲义、做笔记本。韩振纪少年时,就专门向一些老学究学习过修补旧书、缝订书本的手艺,这回发挥了作用,他做的教材、本子既结实又好看。

    当时,学习很紧张,学员们一天学习10个小时以上,生活十分艰苦。“红大”供应的食物主要是小米,另外还有少量的卷心菜和瓜类,肉类则是很稀罕的。

    1936年7月中下旬,韩振纪带领“红大”学员列队欢迎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参观“红大”。两位国际友人观看了学员们打篮球、乒乓球、网球以及演戏等活动。“红大”大多数学员还都是头一次和大鼻子外国人近距离接触,十分好奇,尽管上级首长再三说不要没完没了地盯着人家看,但是大家还是禁不住多看上两眼。韩振纪虽说进过大城市,但跟外国人说话也是头一回。后来,渐渐地熟悉了,韩振纪和大家一样都觉得他们很随和,性情也十分活跃。

    据《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936年8月12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致电左权、聂荣臻:红校第一、二两科拟于十月底开始上军事课。因军事教员不够分配,韩振纪须任军事教员职,不能调出。第三科过去两月是着重学政治,在下半期始并重军事、政治,目前在军事学习上尚未成熟,如调给你们教导营作干部,实不能胜任,故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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