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少将（右）周秉和董事长（左）贵州省委党史办主任徐静（中）等为陈列馆揭幕

刘建少将接受贵州广播电视台采访

刘建与石仲泉在纪念会上

猴场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
刘  建
（2014年12月31日）

    八十年前的猴场会议，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到达遵义前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仅有的一会跨两年的政治局会议，他和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构成了遵义会议的前奏和序曲，猴场会议召开后，紧接着召开的就是伟大的遵义会议。因此，在党史、军史上成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役中，由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领导，他们拒绝朱德、毛泽东建议红军转入外线，进行游击战、运动战，打败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而是采取“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硬碰硬战法，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要继续排挤毛泽东，不让他参加战略转移，在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坚持下，才同意了毛泽东随行。在“准备出击”的命令下达后，康克清对朱老总说：“是不是他们开始接受教训了？”朱老总苦笑一下说：“博古还是博古，李德还是李德，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变化。”他走到康克清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了。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而湘江战役，红军尽管冲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已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惨痛的损失，唤醒了广大指战员的觉悟，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左倾错误极端不满。红军进入通道后，毛泽东提出应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2、6军团汇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得到了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的积极支持。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面对李德“这是可耻的逃跑”的指责，朱总司令却坚定地说：“我的顾问先生，如果我们不是在中央苏区死打硬拼吃了败战，哪有今天的‘逃跑’？到目前为止，你还不清醒，如果我们拼死在沙场，又有什么用？能夺回中央苏区吗？”通道会议为战略转兵迈出了第一步。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翘街中央周恩来、朱德进驻的一处有名的老式民房里召开，主要集中讨论中央红军的进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博古并代表李德仍然坚持中央红军进入湘西，同2、6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认为这个计划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主张放弃同2、6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并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朱德在会上还专门提议，把受到李德排斥的刘伯承从5军团调回军委，恢复总参谋长职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向湘西进军的原定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了进军的战略方向，为红军战略转兵创出了一条生路。

    但是在从黎平向猴场转兵途中，博古、李德仍然没有放弃错误的“左”倾路线，提出红军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这样的错误主张违反了黎平会议决议，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许多中央领导及军团领导的反对。于是，中央决定在猴场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黎平会议决议的执行问题。猴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集镇，与滇、川、楚、湘、桂都有经济文化往来，是黔北四大镇之一，向西北走30多公里就到达乌江南岸。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在猴场召开群众集会，朱德总司令穿着灰色军装站在主席台上，用他那浓厚的四川口音向群众讲话：“同志们！乡亲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已经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天险，到达了贵州。红军作战是很英勇的，有时一天攻下敌人的三四座县城，歼灭敌军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不少的胜利。现在，1934年就要过去了，1935年即将来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明天，我们红军的主力部队就要渡过乌江去打遵义，英勇的红军有着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同志们，努力吧！”朱总司令的讲话鼓舞人心，为强渡乌江，夺取遵义，作了很好的动员。会场上不断爆发出欢呼声、鼓掌声和口号声，群情激奋，斗志昂扬。12月31日下午，中央在猴场宋家湾的一个四合大院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东进”的“左”倾错误路线。还在会议争吵之中，朱德就暂离会场，来到隔壁下厅的红军总司令部与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商议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的行动方案。那边的会议还在进行，朱德这里的军事行动就已拉开序幕。1934年12月31日晚9点至1935年1月1日凌晨30分，军委主席朱德就接连签发了三道电令，电令部队要在江界河上架桥，部署各军团元月1日的作战行动，要求偷渡部队不应小过一团。一会跨两年的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重又提出的回兵湘西的错误意见，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渡江北上创建新苏区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摈弃了李德等人独断专权，个人说了算的粗暴领导。猴场会议还确定了以战斗胜利的姿态迎接川黔边新根据地建立的正确思想，实现了红军在战略上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的转变，改正了红军长征以来只限于单纯打仗的错误，重申了红军历来倡导的三大任务，并起草发出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会后中央红军胜利强渡乌江，继续分三路向遵义进发，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之南的企图。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了敌人太强大等种种客观原因。为了解决错误的军事路线问题，一向不爱用稿子而喜欢即席讲话的毛泽东充分准备了发言提纲。他指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第五次进攻时犯了军事路线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主要是对军事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系统的阐述，对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并没有提出更多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历来以谦虚稳重著称的朱德总司令声色俱厉地要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同志、丢掉根据地、牺牲众多人命的错误领导，尖锐地指出：“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朱总司令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即要从组织上和政治上重新考虑领导人的问题。会议主持人博古也不得不说：“总司令刚才提出的问题，大家好好考虑吧。”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恢复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首长的权力，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