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小兵摄

    我叫“收条”，我还有个兄弟叫“回信”。别看我俩是陈旧泛黄的信笺，但都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仔细瞧瞧我俩的样子，红色竖行“八行笺”，头顶代表孙中山先生革命意志的“总理遗嘱”，再向下看，便是我们的身份——“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公用笺”。若无南昌起义，我俩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两张普通信笺而已。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我俩便拥有了“灵魂”。

    1927年8月3日，南昌起义第3天，繁忙的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里突然一片沸腾。朱大桢来了，这个作为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负责人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数月前还在带领群众前往武汉慰问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但是，随后国民党反动派瞬间变脸，挥起屠刀血腥迫害中国共产党员的卑劣反革命行径让他彻底伤了心。

    大革命的失败曾让朱大桢愤愤不平。没想到，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暴、坚持革命，发动了南昌起义，让他重新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起义当天，他便迅速发动南昌群众为起义军捐款捐物，并将募集到的一万银元送来支持起义。为起义部队代收慰问金的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黄道和罗石冰，他们当即为朱大桢开出收条：“今收到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壹万元正”。这时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共合作组织，黄道和罗石冰均为共产党员。

    我就这样到了朱大桢的手中。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黄道、罗石冰将我交到朱大桢手中时的那份激动。起义时，中国共产党太困难了。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很多人对起义部队避之不及。加之当时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叶挺、贺龙的部队从武汉带来的国库券和江西省银行发行的纸币都大打折扣。这一万银元对孤立少援的起义部队来说，可谓雪中送炭！

    捐款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第二天，我就在朱大桢的手里迎来了一位兄弟——“回信”。他和我同样盖着“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的方形公章，上书“迳启者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款已由本会黄道罗石冰两常委分别送交十一军与二十军两政治（部）主任领收代为分发矣”。“回信”告诉我，起义部队已经开始南下，他是在起义部队开拔之前由罗石冰紧急交给朱大桢的。“回信”主要是告知朱大桢这些捐款的去向，以及对起义部队南下作战产生的巨大帮助。

    过了很多年我才渐渐明白，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南昌人民此举是多么慷慨和赤诚。我这张“收条”证明的不仅是起义部队军费的一个来源，更是人民群众对这支部队的真情支持。

    而我的兄弟“回信”，则是中共党员严谨细致、有始有终工作作风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恩情的无声感念。

    1958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筹建。纪念馆筹备处获悉了我们的下落，几经辗转找到朱大桢，希望他能把我们捐献出来向世人见证那段历史。然而朱大桢一直将我们视若珍宝，并未同意：“保留它们，说明我的确把人民的钱交给了起义部队，没有中饱私囊。”后经纪念馆多次派人动员，朱大桢终于在1959年将我们捐出，让我们与世人共同见证人民军队在诞生之初就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