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6年4月25日（齐天福）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一条根本的工作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习仲勋同志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优秀的政治家，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习仲勋的一生，创造性的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党组织称赞他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一．关于习仲勋革命生涯的总结评价

    对习仲勋的革命生涯，可以这样总结：“一大建树，二大使命，三大功勋，四大灾难，五大辉煌”。

    一大建树：中国共产党建立红军和根据地，以至建立全国政权，习仲勋坚持走群众路线、成功的实现了民主政治，在统一战线方面有所建树。

    二大使命：抗日战争中，习仲勋创建关中特区和绥德特区；“文革”过后，习仲勋创建广东特区，具有非凡的政治特质。

    三大功勋：习仲勋是陕北苏区的创始人、抗日政权的奠基者、改革开放的领头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特殊贡献的关键人物。

    四大灾难：1928年3月，习仲勋14岁时，在三原县陕西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因参加学潮被捕，转送西安国民党军法处，长达半年多；1935年9月，习仲勋和刘景范等迎接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逮捕送瓦窑堡关押，差点被错杀；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因所谓“《刘志丹》小说反党案”，习仲勋被立案审查，身陷囹圄16年，差点被整死；1983年，习仲勋与邓小平改革主张产生分歧，逐步离开权力中心，1990年77岁的习仲勋尚且年富力强，政治生命如日中天，却过早赋闲，壮志未酬，十分郁闷。

    五大辉煌：陕甘和陕北时期，1932年5月——1935年10月，职务至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和抗日战争时期，1936年1月——1945年8月，职务至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1945年8月——1952年8月，职务至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进京时期，1952年8月——1962年9月，职务至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2月——1990年10月，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其中1936年1月——1962年9月，是连续上升时期。

    二．陕甘宁边区群众路线实践的特色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先后丧失了。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而陕北成为一枝独秀、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一）“群众路线”让陕北苏区“硕果仅存”

    陕北这个特殊的地方风景独好，得益于刘志丹、习仲勋的群众路线实践，得益于陕北苏区的民主政治，得益正确的统战政策。在陕甘苏区建设问题上，刘志丹、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其它苏区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对地方武装既联合又斗争，争取开明人士的支持，使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却成燎原之势，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习仲勋回忆在陕北闹革命的往事时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离不开群众。部队要吃饭离不开群众，要打仗更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可以说，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是群众哺育了人民军队”。
党中央落脚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的驻地，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辉煌。

    （二）“群众路线”让“延安精神”光照千秋

    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领导军队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焕发出光芒万丈的延安精神。

    陕甘宁边区政府是“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边区政府正是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当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说：“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也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

    美国记者斯蒂深有感触地说：“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是货真价实的”。1940年，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说：“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的枪毙”，他大声疾呼：“中国希望在延安！”

    1948年6月，毛泽东说：“西北立大功的有三个同志，不能忘记，一个是高岗，一个是彭德怀，再一个就是习仲勋”。

    三．习仲勋群众路线实践的光辉事迹

    习仲勋在群众路线、民主政治、统一战线方面有所建树，是群众路线实践的光辉典范。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也得到党组织的高度肯定。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苏区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关中工委书记等职。他要求干部战士“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

    习仲勋档案中有份组织评语写道：“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

    1942年秋，西北局召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称赞他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1943年2月，习仲勋就任绥德地委书记，提出“为52万群众服务”的要求，并以身作则。他对“左”的那一套十分警惕，实事求是，不跟风，使绥德分区大批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得到保护。1944年，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发现、培养了劳模刘玉厚，树立了郝家桥模范村典型，使之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生产模范。

    1944年秋，习仲勋在绥德地区司法会议上指出：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第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第二，不当‘官’”和‘老爷’；第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

    他对群众“掏心窝”，与群众打成一片。曾在延安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回忆说：“从绥德到清涧到延安，凡是我们见到的大人、小孩、农民、工匠，无不亲切地跟习书记打招呼，而都由习书记称姓道名地问候……我当时觉得很惊讶，怎么可能同那么多人那样熟悉呢？”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

    1945年秋，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底，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在布置1946年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时，就特别强调，要整顿党务，转变作风，克服脱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告诫同志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1950年1月19日，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就职讲话《当好人民勤务员》。1951年12月7日，在西北局三级党员干部大会上，作《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的报告。

    1952年1月6日，习仲勋在在西北区、陕西省、西安市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为深入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动员报告。

    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庆典上，习仲勋曾满怀深情地发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感慨。他坚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告诫“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坚信“只有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对周围人说：“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

    习仲勋说，“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干部一旦脱离群众，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慢慢就会发展成大的错误，发展成违法乱纪，最终走上不归路。”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高高在上的坏作风，“一天不除，就会日复一日地损害我们党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