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秋之交，在通往东留善固的黄土大道上，出现了一支支与当地农民迥然不同的队伍。只见他们年纪轻轻，身穿没有佩带领章帽微的黄色军装，背着背包，打着红旗，风尘仆仆。他们，就是在全国城乡开展“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幕。

    从这年的8月中下旬开始，临西农村出现红卫兵。据玉兰笔记记载，8月20日，她听取了各大队关于“文革”情况的汇报，“下堡寺南镇开始组织红卫兵，大队干部拉红卫兵攻击干部……红卫兵互相贴大字报，下台干部、私商也当选了红卫兵，给干部贴大字报。”北京、天津、武汉、沈阳、太原等省市的红卫兵也纷纷涌向这里。当时，韶山、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是全国红卫兵串连的重点。玉兰所在的东留善固村，则成了河北省以至华北一带红卫兵串联的一个热点。

“文革”初期，来自各地的红卫兵纷纷到东留善固参观学习。吕玉兰坐在地上，向大家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

    每天，到东留善固来的红卫兵有成百上千，最多的一天达到两三千人。村里专门成立了接待站，在村西南搭起了大席棚。为了搞好接待，县、社专门派人到村里帮助工作。这些红卫兵直奔东留善固，就是想见一见心中仰慕的女劳模吕玉兰的风采，想听她说几句话，签几个字，还有的在这儿居住和劳动几天。

    玉兰在向我谈到她自己怎样接待红卫兵时，当年的场面又如在眼前：“红卫兵路过俺们村，纷纷让俺签字留念，晚上把本子放在俺家门台上，少的时候几十个，多的时候几百个。早上，俺娘把这些本子用篮子拎到屋里，放在那里让俺签字。那天，娘来大队部找到俺说，‘哈拉兵（哈尔滨）的，五含（武汉）的，快给人家签吧！’俺签不过来，别人就帮俺签。后来，有人建议俺写两句话，像图章那样刻下来，俺就写了‘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让红卫兵到接待站去印章子，有的印在本子上，有的印在书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文革”中，吕玉兰和东留善固大队的干部社员们举着毛主席画像，戴着毛主席像章，到地里参加劳动。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很快冲击到了玉兰的头上。

    1967年1月，随着上海掀起夺取各级党政大权的“一月风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各地愈刮愈烈。许多到东留善固“朝拜”、“参观”的红卫兵，变成了点火串联、敢斗敢批的“造反派”。他们对玉兰的态度，也陡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由原来学习玉兰反过来变成了批斗玉兰。再后来，由偷偷摸摸地搜集玉兰的“反面材料”和“黑典型材料”，变成了公开写大字报点名揭发、批判和打倒玉兰。村里原来反对玉兰的“老孬”以及受其影响的一些人，更是积极地从中煽风点火、上下串联，唯恐天下不乱。一时间，大字报满天飞，大喇叭满街叫，真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为什么村里和公社的有些人要斗玉兰？”我问当时曾任下堡寺公社群众组织负责人、后任临西县姚楼乡粮站主任的徐书田。

    “还不是因为吕玉兰是大队和公社的当权派！”徐书田这样答道，“那时候，只要是当权派，不管是多大的官，也不管有没有问题，都要拉出来斗一下。其实，她当公社党委书记才4个多月。另外，她当时是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有些红卫兵想通过斗她一场，抓条‘大鱼’，自己出一下名。至于村里，由于她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得罪了一些犯错误的下台干部，因而他们对她一直怀恨在心。‘文革’运动一起来，他们以为气候到了，就欺骗和煽动一些青年群众，起来造她的反。”

    正如徐书田所分析的，当时的“造反派”确实抓不住玉兰的什么问题。这样，他们便把过去村里“老孬”一伙胡乱告状，并已经过历次运动澄清的一些老问题，又提了出来，借此造谣惑众、兴风作浪。比如，她的家庭出身是中农还是富农、爷爷和伯伯是怎么死的、真假劳模、真假党员等问题。

    实际上，在此前不到一年的1966年春夏季节，东留善固刚刚进行了“细线条‘四清’”运动，先后搞了9个月。当时，临西县委派出了由县委书记安经章、副书记魏德才先后任团长和党委书记的东留善固“四清”工作团。他们非常认真而又详细地审查了包括玉兰在内的所有东留善固大小队干部的政治、思想、组织、经济各个方面，并作出了组织结论。、证明玉兰没有任何问题。东留善固工作队在1966年9月7日写的《关于四清阶段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党支部书记吕玉兰同志，是个优秀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吕玉兰这面红旗的颜色更加鲜艳了。”

    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仍然借助于“文革”运动，对玉兰批判揪斗，甚至要置她于死地而后快。

    1967年春曾同玉兰一道受到冲击的吕士周，向我谈起他们当时挨批斗的情形时，心情是那样的沉痛：“那会儿，外地的大学生，临西的学生，纷纷到东留善固造反。村里几个犯错误的下台干部支持一些年轻人，外呼内应，斗了玉兰好多场。有一回，他们还揪住玉兰、俺和王守增，戴着高帽子，游了一回街。俺们都被造反派拧着胳膊，摁着脖子，还要一路低着头，从村北走到村南，从村东走到村西。他们一边走，一边喊打倒俺们的口号。斗完了，俺趴在炕上半天喘不过气来。”

    “造反派猛往玉兰脖子里插小旗，最惨了！”他们是东留善固的中年汉子，当年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但“造反派”在斗玉兰时往她脖子里插小旗的情景，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回斗玉兰，天上下着雾冷雨，俺们正站在台边上，一个造反派头头，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几杆小旗，顺着领口硬往她脖子里插。旗杆是用削尖了的秫秸杆和竹劈子做的，又硬又尖，一下子插进了肉里。当时，只看见玉兰疼得直咧嘴。后来，听说有人掀开她的棉袄，看见她的背上，流下好几道血注子。”我和玉兰结婚后就曾听到过这一情况，特意看了一下玉兰的背，发现在她背的上半部，确实留有好几处小坑一样的疤痕。

    “玉兰有好几回，险遭毒手。”年过六旬的老生产队长、村党支部委员孙贵友，向我谈起了当年有人在“文革”动乱中企图谋害她的事，“那阵子，玉兰受的折磨甭提了。有个别人看靠批斗斗不垮玉兰，就要往死里整。一个坏家伙把刀子交给一个受蒙蔽的青年，准备趁武斗的机会，把玉兰杀死。有的坏家伙，企图在稻草上抹上剧毒农药‘一0五九’，想在玉兰游街时，强迫她叨稻草，借机把她毒死。还有的人想在夜里，偷偷地把玉兰弄到村北清凉江里淹死。有一回，几个造反派专门把村里一口二三十斤重的大钟，外边糊上纸，做成铁高帽，企图给她戴上，把她压死。幸亏那天邢台军分区副司令员贾恩高到村里来了，才没戴这顶铁帽子。这些事，那会儿村里的人都知道。”

    玉兰的妹妹玉霞，当时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也耳闻目睹了她姐姐被批斗的情形，她告诉我：“‘文革’中姐姐挨批斗那会儿，不是这儿批就是那儿斗，不是游街就是抱着大字报、掂着浆糊桶去贴，从村里一直贴到10里外的下堡寺公社。批斗时，多是‘坐飞机’，前后胸都写着‘铁杆保皇驴（吕）’，说她不揭发县里的当权派。那时，姐姐常戴的一个毛主席像章，是周总理给的。有次批斗时，造反派责问她：‘谁给的？你还称戴这个？’姐姐说：‘俺上北京去，总理给的！’造反派就说，‘口气不小，总理给的也不配戴！’‘给她摘下来！’姐姐不让摘，造反派一脚就把她踹倒了，半天起不来。”

    有一回，县上来了十几个红卫兵，开着一辆大卡车，来到玉兰家门口。从车上跳下几个人，直着嗓子喊：“吕玉兰，给我滚出来！”玉兰问：“上哪儿？”他们吼道：“叫你上哪儿你就上哪儿。快上车！”玉兰忽然看到他们用大纸箱板写的“现行反革命吕玉兰”，并且在上面打了几个红×，眼里顿时涌出了泪水，拉着母亲的手说：“娘，俺这回可能回不来了！”玉兰母亲不识字，但看到那几个红×，料到凶多吉少，也掉下了眼泪，说道：“妮儿，咱没有做坏事，可要挺住啊！”红卫兵七手八脚把玉兰拽上了车。玉霞和母亲跟着开动的车，赶了好长一截路，母亲嘴里还不断念叨着：“妮儿，可要回来啊！妮儿，可要回来啊！”

    “这场浩劫给我们全家人在身体和精神上留下的创伤，是终生难忘的。”当玉霞向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不禁泣不成声，“原先，俺姐身体挺壮实，自从这场‘文革’，落下了高血压、偏头痛、心脏间歇、脚浮肿的毛病。脚肿得那个粗劲儿，像小水桶一样，连俺爹的鞋都穿不下，就用剪刀把鞋后跟剪开，绑上绳子，游街时就拖在地上走。俺姐那时经常穿一身蓝布袄，黑裤子，大棉鞋，整天披头散发的，哪像个大姑娘？到后来，俺姐就像傻子一样，话都说不清楚。俺娘只要一听见汽车响，就站到屋门口向公路上看，是不是又来揪俺姐了。晚上，红卫兵经常拿着红缨枪、棍子，从窗口向俺屋里捅，娘就拉着俺往床底下和墙旮旯里藏，落下了一有事肚子马上就神经性疼痛的病根。”

    他叫张春亭，现任《暸望》周刊主任编辑，1967年由新华社临时调往中央文革记者站帮助工作，外出采访用《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曾到东留善固去过一趟。最近，他听说我在采写玉兰的事迹，特意写来一封信，也证实了当时玉兰在村里挨批斗的情况。

    张春亭首先介绍了当时去采访的经过：“1967年3月9号，我到河北邢台采访。听说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吕玉兰所在的临西县东留善固大队，一批来自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正在那里造反，我决定去作调查。从3月11日到13日，我在村里呆了3天。”

    谈到玉兰挨批斗的情况，张春亭写道：“从参加座谈会的人的口中得知，那几天，吕玉兰已经接连几次在下堡寺公社和东留善固大队挨批斗。我决定直接去访问吕玉兰本人。临离开东留善固的那天，我到了吕玉兰家中，在她家的北房内，同她谈了话。只见屋内空荡荡的，墙上挂的照片镜框被砸了，吕玉兰的头发也被造反派剪得不像样子。我向吕玉兰出示了我的《红旗》杂志记者证，她便忍不住哭了起来。老实说，我那时并不敢太明显地流露出我的同情心，主要是怕造反派知道了‘揪辫子’，说我同情‘假劳模’，事后纠缠不休。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也有纪律，不让我们随便表态。但我当时想：我既然是来采访的，就应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当然也包括被批斗人的意见。我对吕玉兰说，你有什么意见，什么想法，你就说吧，我负责给你向中央反映。于是，吕玉兰就边哭泣，边诉说，谈了她憋在心里多日的想法。最后，我还安慰了她几句。我回到北京不久，即写了关于吕玉兰同志的调查报告，刊载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编印的刊物上。如今，文章内容已记不太清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是从正面来写吕玉兰的，肯定了她过去的成绩，否定了指控她的‘假劳模’的说法。”

    据当年在县委、公社党委工作的同志介绍，玉兰曾多次被揪到县上和公社批斗。在县上批斗的地方，据说在现在的临西县河西镇（当时县城所在地）汽车站一带，那时的建筑如今已荡然无存了。在公社所在地下堡寺镇，玉兰当时被批斗时住过的房子，是在原来的供销社大院里，至今还没拆。

    那天下午，下堡寺镇政府干部、玉兰的姨夫王振奎，同我一起来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公社供销社所在的大院。他指着院内一排顶上长满杂草、墙壁坍塌的旧房说：“这就是当年玉兰被批斗时住过的房子。那时，公社党委就在公社供销社南边的院子里办公，许多干部吃住都在供销社里。玉兰当时是公社书记，造反派批斗公社当权派时，就把她叫来。批斗县上当权派时，也要让她陪斗。下堡寺离东留善固挺远，有时批斗晚了，玉兰来不及回家，就住在这里。有段时间，造反派还把当时的县委书记安经章等人，关在这里好几天。”

    当时在公社机关食堂做饭的刘永贤老大爷，给我讲了一个玉兰在挨斗时从台上摔下来的事：“那阵子，在下堡寺镇上，有个地痞流氓叫‘坏三’的。这人整天游手好闲，不干正经事儿，还好欺弱凌小。玉兰挨斗，总不肯低头。那次斗玉兰，她又是不低头，台下的群众也愿意叫玉兰抬头看着他们。这时‘坏三’就走过去，摁玉兰的头。每摁一下，玉兰的身子就哆嗦一下子。原来，‘坏三’手里攥着一个大铁钉子，他是在用大钉子扎玉兰的后脑勺呢！斗到最后，‘坏三’还不解气，站在玉兰的背后，猛地踹了一脚。当时，只听得玉兰‘哎呀’一声，‘呼’地一下从3尺多高的土台子上，摔了下去，躺在地上半天也没动弹。没几年，‘坏三’就死了。干坏事的人，不得好死啊！”

    玉兰在笔记本上，对自己“文革”中在县上和公社挨批斗的情况，也略有记载。她在1967年2月26日记道：“临西批斗会，游街、批斗、辩论。”2月28日记道：“童村开斗安经章……的会，要我陪绑。”

    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还看到，从1967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下堡寺公社曾多次召开批斗她的会议，她在会上也多次做检查。这里，抄录几段她在笔记本上记的一些人对她的“批判言论”。

    2月13日

    ×××：吕玉兰是顽固的铁杆的保皇派。你是保护刘邓路线的，是抵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是本质的决定。为什么这么下定义？几次打电话叫你来，都不来，这不是态度问题，是你的立场问题。
    ×××：搞大寨式的展览，你够格吗？够大寨吗？
    ×××：你变了质了，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你就是站在保守派的方面。不知你哭的什么？

    2月15日

    ×××：吕玉兰是“三刘一安”（注：指刘少奇、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邢台地委书记刘琦和临西县委书记安经章）的大红人，是刘邓路线的人。
    ×××：过去对吕玉兰崇拜，现在你完蛋了，起来干也晚了。受刘少奇的毒害太深，标准式的顽固派，不单是保皇，是不是反对毛主席？你吕玉兰比保皇派还坏。
    ×××：砸烂吕玉兰的展览，砸烂吕玉兰的狗头，停止卖吕玉兰的小册子，把保皇派打死。
    ×××：吕玉兰不是保皇派，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
    ……

    “玉兰那么挨斗挨批，还总想着保护我们。”1966年2月开始担任临西县委书记、后任河北省地震局副局长的安经章，向我谈起了他和玉兰一起挨批斗的情景：“有一回，我和玉兰挨斗后，一块被押在下堡寺的一个小院子里。她走过来对我说：‘安书记，这场运动啥时候才能过去呀？’我说：‘玉兰，你揭发我吧。你不揭发我，你过不了关啊！’她说：‘俺哪能那样做呀！俺再过不了关，也不能干缺德的事儿呀！’我们说到这儿，眼里都含满了泪水。还有一次，也是在下堡寺斗我，又把玉兰拉来陪斗。斗完后，我到了街上，在一家饭店门口买了些饼，要了点水，就坐在一条板凳上吃起来。过了一会儿，玉兰也来了，跟我坐在一块儿吃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