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采访玉兰“文革”中挨批斗的情况时，还听到许多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冒着风险保护她的动人故事。一位老干部向我谈起这些往事时感慨地说：“在那样险恶的形势下，不少人自觉地舍命保护玉兰，这说明她在群众中的根扎得多深啊！”

    在东留善固，老队长孙贵友对我谈起“文革”中保护玉兰的往事，依然带着昔日深厚的战友之情：“几十年来，俺和玉兰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一心为了集体事业，一分一厘也不沾里头的。‘文革’玉兰挨批斗，俺心里难受。看到有人要暗害她，俺着急了，跟她父亲一道保护她，让她躲到西留善固、西王庄亲戚家好几次。有啥情况，俺就到她亲戚家，给说说去。后来，俺们联合起来，成立了组织，插了杆大旗，白天黑夜有人巡逻。‘造反派’来揪她，俺们就拿着锄头、铁锨、扁担，讲不成理，就把他们打跑。俺村的老干部马春会，是保护玉兰的‘铁杆’，玉兰每次被学生揪到村外去斗，他都暗中跟着，生怕被坏人害了。那回，几十个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来到村里揪玉兰，马春会同他们发生了争执，互相打了几下子，县上公安局的‘造反派’就拘留了马春会一个多月。抓他时，他还高呼口号，‘你们永远打不倒吕玉兰！’”

    年逾八旬、1942年入党的“老来红”孙大芹告诉我，“文革”中有段时间，批斗玉兰特别厉害，村上绝大多数人都为之痛心。那天，玉兰心事重重地路过孙大芹家门口。孙大芹劝她道：“玉兰，雪里埋人，早晚有化出来的时候，你可要挺住啊！”玉兰点了点头，很是感激地走了。

    有一天，县上两个学生来到孙大芹家，向她调查玉兰的所谓“罪状”，孙大芹冷笑一声，说：“俺村的人，享的都是玉兰的福，她没一点罪！你要听玉兰的歌，俺给你唱。俺村小的会唱，大的会唱，人人都会唱玉兰的歌！”她放开喉咙就唱：“革命闯将吕玉兰，党的话儿记心间……”歌没唱完，那两个人便灰溜溜地走了。

    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看到，她还特意记载了一件下堡寺群众保护她的事。她在1967年2月25日写道：“上午，临西有两名青年，要我到下堡寺座谈。刚出村，就给我戴上黑牌子。走到李六寨和下堡寺中间，碰见很多路过的同志，就辩论起来了，没去成。”

    在下堡寺采访时，我向人们询问这件事。人们不但说确有其事，而且还给我找到了当事人——现今在邯（郸）临（清）公路边上开着一家个体饭店的邵庄村农民李林山。于是，我专程拜访了他。

    那年，担任邵庄生产队长的李林山，带着几名社员去公社棉站拉棉籽。他骑着自行车前行，后面是一溜排子车。回来的路上，他忽然看到玉兰被两个“造反派”揪着，步履蹒跚地走来。只见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用铁丝串起来的大牌子，上面写着“政治骗子”几个大字。也许是十分难受的缘故，玉兰边走边用双手托着牌子。

    李林山想：“这不对头呀！玉兰是俺们的公社书记，从小就和俺熟，她并没有什么问题。再说，怎么东留善固没跟一个人啊！如果真的让他们带了去，批斗又那么厉害，那还有好呀！”李林山便将他们拦住道：“喂，你们干嘛要带走玉兰？”

    那两个人见只有李林山一个人，根本不理睬他，继续走他们的路。

    李林山急了，上去一把摘下纸牌子，“噌噌”两下子，就把它撕碎了，扔到了路旁边。那两个人不干了，上来就同李林山扭作一团。

    这时，拉排子车的十几位社员也赶到了，纷纷凑了上来。过路的和田里劳动的，也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说起来：“玉兰是咱们的公社书记，要批斗先叫咱们批斗，拉到外头干啥！”“带走玉兰可不行！就她一个人，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李林山也不跟“造反派”答话，让玉兰拉着排子车，跟邵庄的社员们一道回村。那两个“造反派”仍不甘心，在后面跟着走。

    这时，东留善固村党支部副书记、腿脚有毛病的马春会，一瘸一拐地奔了过来。开始，他听说玉兰被两个“知识青年”叫走了，说是到公社去座谈。谁知这是两个不露声色的“造反派”，是来骗玉兰出门的。他们刚一出村，就给玉兰戴上了事先藏在路边的大牌子，极有可能要把她带到县上去批斗，说不准还会发生其它什么事儿。他便赶紧追了上来，因为腿不方便，刚赶到这里。

    这样，李林山就把玉兰托付给马春会，由他陪着回了东留善固。那两个“造反派”见无法再带走玉兰，只得悻悻地走了。

    说起刘永贤老师傅保护玉兰的故事，在临西一带无人不知。那天，我特意来到下堡寺肖大寨村刘永贤家，拜访了这位被人称为保护玉兰的“功臣”。

    我见到刘大爷时，他已年高84岁，手脚不便，老态龙钟。可是，当请他谈谈当年保护玉兰的往事时，他忽然像年轻了几十岁一样，眼里放射着光彩，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那是1967年初春，玉兰整天在公社被揪斗。“造反派”规定，玉兰晚上回家，第二天早上必须及时赶到。下堡寺离东留善固有10里路，她的两脚又浮肿得厉害，哪有力气这么来回跑？那天，她被批斗完后，天色已晚，站在大院里，不禁发起愁来：回去吧，明天很难及时赶到这儿；不回去吧，又没地方住。

    就在玉兰犹豫不决感到为难的时候，碰巧被在公社食堂做饭的刘大爷看见了。他主动迎上前去，扶着玉兰到了伙房，让她躺在自己的床上休息。刘大爷重新捅开火炉，给玉兰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碗底还卧着两个鸡蛋。他看见玉兰的脚肿得老高，就拿来脸盆，烧好热水，给玉兰烫脚。随后，他告诉玉兰，晚上就在他床上睡觉。为了防止意外，避免别人打搅，他还把玉兰锁了起来，自己则回到五里地外的肖大寨家中休息。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赶来为玉兰开门、做饭。

    一天、两天、三天……玉兰在公社连着挨批斗的十几天时间里，刘大爷一直给予精心的照料。有时，刘大爷看到玉兰吃的不多，便把肉省下来给玉兰吃，自己却舍不得吃。

    有一回，玉兰被批斗以后，散着头发，托着沉重的步履走了回来。当刘大爷为玉兰理顺头发时，只见从后脑勺到脖颈的地方都红肿着，血痂和头发粘到了一起。很明显，这是玉兰挨批斗的结果：用铁钉扎的，用旗杆插的，用铁丝勒的……于是，刘大爷就用热手巾，反复地去敷玉兰的头部，帮她梳头，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每天晚饭后，他还让玉兰散散步。当时院里有眼大口井。刘大爷生怕玉兰不小心掉进井里，或者神志不清醒，跳到井里自杀，每当玉兰散步的时候，就跟在她后面，一步也不离开。

    听到这儿，一股暖流顿时传遍了我的全身。我紧紧握住刘永贤的手，说：“刘大爷，感谢你啊！在玉兰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保护了她！”

    “哈哈！玉兰对俺也好得不行啊！”刘大爷心情也十分激动，“玉兰后来不论是在县上还是在省里工作，不论是在招待所还是在公路上，她每次看见俺，都要停下来，或者叫车子拉上俺，同俺说几句话。有好几回，玉兰拉着俺，到邢台、邯郸去转，还给俺捎过好几回东西。对俺可关心了！”

    1967年二三月份，玉兰在处境最为危急的时候，想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到了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在村干部马春会等战友的帮助下，她接连向周总理、省军区、地区军分区的领导写信，汇报自己当时的困难处境，以求得到帮助。为防不测，他们绕道去临清、威县等外地投寄信件。

    玉兰曾多次同我谈到她当年向周总理写信“求救”的经过，说明她对此印象十分深刻。她说：“‘文革’中俺被斗得死去活来。村里有的人很猖狂，扬言要在草上弄上农药，让俺叼草，害死俺。那时，省、地、县的领导全部被打倒了，俺想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总理写信，给解放军写信，救救俺。俺一直记得，给总理的信，是这样写的，“敬爱的周总理：您好！你还记得我吧！我是河北的吕玉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斗，我拥护，我理解，但别有用心的人打算用农药把我毒死，还说我是自杀的。党和人民把我刚刚培养成人才，能给人民服点务，就死了，太没出息了。村子里、公社里、县里到处游斗我。万人大会我不怕，我怕晚上少数人收拾我。我没有任何自由，我坚持活着，等总理派人来调查……”

    就在玉兰向周总理写信的10多天之后——1967年3月13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五九三部队某团副政委闫鲁良任组长、某团政治部主任冯绍清任副组长的“支左”小组，从邢台来到临西。他们一到县上，立即派出十几名指战员，会同县武装部的同志，到了东留善固，调查和了解玉兰的情况。

    玉兰在同我谈到解放军来县里“支左”支持她的情况时，带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说：“解放军进俺们村后，串户同群众座谈，吃派饭。在冯太清家吃饭时，问：‘打倒吕玉兰，你们同意吗？’太清的奶奶说：‘俺们不同意。’解放军连打倒俺的‘造反派’头头家里都去听意见，做宣传。有一次，解放军叫俺去，俺就去了，俺站着低着头。‘支左’部队的杨指导员说：‘玉兰同志，坐下。’俺听了，好像不是在叫俺，因为那阵子，哪有人喊俺同志的，俺当时听着亲切极了。还有一次，俺正在贴‘亮相’的大字报，解放军战士还主动帮着俺贴。后来听说，解放军把在村里了解到的情况，三天向上一汇报，有时还要给省里汇报。群众看解放军这样对待俺，就说，‘吕玉兰打不倒了！’”。

    据了解，当时“支左”部队同志看到“造反派”反复揪斗玉兰，她处境十分危险，就决定采取办“学习班”的办法，让她到县委大院“参加学习”，不让“造反派”随便揪斗。

    后来担任过解放军某军党委纪检书记的冯绍清，向我谈到玉兰当时的精神状态时说：“我们到临西‘支左’，思想很明确，就是去保护吕玉兰。当时，‘造反派’揪得很厉害，不理解我们的做法，用高音喇叭对着我们住的县委大院谩骂，我们仍然支持玉兰。那时，我同玉兰接触过几次，开始发现她神志不清，可能同挨批斗有关，后来才好一些。吕玉兰尽管在‘文革’中挨批斗，但她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情绪，依旧任劳任怨，积极为党和人民工作，表现出了很高的党性和刚强性格。玉兰待人谦虚、诚恳，工作有魄力，踏踏实实，实是求是，作为一个女性，是很不简单的。我非常敬佩和喜欢她。”

在“文革”中，吕玉兰与解放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图为她陪同解放军某部领导曹文书（左一）等参观东留善固果园。

    “解放军对玉兰感情很深，玉兰对解放军的感情也很深。”当时在邢台地区负责“支左”工作、曾多次到临西帮助‘支左’的解放军四五九三部队副参谋长曹文书，向我谈起他和战友们同玉兰的交往与友谊时说，“1967年秋天，我在临西被‘造反派’抓住关了起来，玉兰和其他同志想方设法营救我，终于使我转危为安。玉兰从1968年开始，先后担任了县和省的领导工作，曾多次带着干部、汽车和土特产品，到内蒙古和山西我们部队的驻地，看望我们。她每次见到我们，总要深情地唱起那首赞颂军民鱼水情的山歌：‘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

    当年收到玉兰“告急信”之一的老红军、邢台军分区政委刘卫民，最近向我介绍了那时省军区、地区军分区、县武装部对玉兰的关心和支持：“1967年春天，我接到过吕玉兰同志写来的一封信，说是当地‘造反派’和天津、保定的红卫兵，到她家揪斗得厉害。在这之前，我见过吕玉兰，知道她是有名的劳动模范，为什么要揪斗她？这样做不好么！我就立即给临西县武装部政委王振华打电话，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吕玉兰。不久。县武装部就派人去了，同‘支左’部队一起开展工作。后来，省军区领导曾多次向我们询问吕玉兰的情况，谈到要好好保护她，坚决防止阶级敌人的打击报复。”

    临西县武装部原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振华也向我谈到，当时县武装部专门派人到东留善固长期蹲点，保护和帮助玉兰。

    1967年4月20日，在下堡寺公社有关群众组织召开的一会议上，经过玉兰多次“检查”、群众反复“评议”，终于同意“解放”玉兰。

    当年曾到东留善固采访的《河北日报》记者，后来担任了《河北日报》副总编辑、河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和副主席的盖祝国，这样向我谈起当时他见到玉兰的印象，特别是玉兰和保护她的群众之间的深情：“那是‘文革’期间，玉兰还未完全解放，我就去采访了她。她本来是个喜眉大眼、脸色红润的姑娘，却因被游斗和住‘牛棚’，脸色变得暗黄，腿和脚还浮肿着。我问她，身体和人格受到摧残时，是不是灰心过？她爽朗地回答，她没有灰过心，但哭过；被挨村游斗的时候，大娘们悄悄地把熟鸡蛋塞给她时，她哭过；被关‘牛棚’，只准写检查不准吃饭的那些天，伙房大师傅冒风险给他送馒头时，她哭过。她说，谁整人，谁挨斗，那是现象；谁好谁坏，群众心里有杆秤，才是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