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的名字，我最早是在1986年开始熟悉的，那时在南昌陆军学院担任党史政工教官。到北京工作后，1995年总后勤部筹建军事后勤馆，派我去延安征集党史军史后勤史料，对习仲勋的名字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敬重。之后，我又去了陕西富平、照金、延安，甘肃庆阳南梁，广东珠海深圳等地。201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陈列布展，延安负责同志邀我参与此项工作。作为江西吉安人，作为军队党史军史教研工作的专业人员，对于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的习仲勋同志，无论是从“乡情”、党情还是职业情，都有了更深刻更浓厚更热爱的红色情结。通过实地采访、文献查阅、知情者详叙，一个平凡、伟大、鲜活的习仲勋形象，在我心中树立起来了。他留给我的最温暖记忆和最值得珍重缅怀的就是习老的人民情怀。

    一、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史料记载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同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为受奖的习仲勋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当时习仲勋曾先后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西北党校校长。在陕甘宁边区南部的突出地带，他领导关中地区的党政军民，顽强地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正因如此，毛泽东给习仲勋题词表扬和鼓励。现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示了毛泽东的22幅题词，其中“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最为醒目和大气。习仲勋留给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娃娃主席”，留给毛泽东的最好印象是这个娃娃主席始终把党的宗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习仲勋参加革命之日起，参与和领导创建照金根据地，创建陕甘边苏区，1934年21岁担任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毛泽东初识习仲勋，1943年欣然题词嘉勉，习仲勋以他心里有党有人民的真诚情怀、智慧、能力和业绩，获此殊荣，并成为他一生的信念。习仲勋多次说：“1943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二、贴心为民重于一切。

    习仲勋是农民的儿子，这个农民的儿子，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位高权重，还是蒙冤受屈，他心里总是揣着百姓，总是记住不能让老百姓失望，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始终认为不劳动的干部缺乏群众观点，坚持做到事先安排好的我不看，他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和警卫员挤在一个被窝里，和农民工人交朋友，真心和人民群众手拉手心贴心是他一生的本色。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为之奉献出一腔衷情，群众也衷心地拥戴和关爱着这位领导。在习仲勋的档案中存有一份延安整风运动前后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当时对他做的鉴定，其中一段文字如下：

    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了。

    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譬如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假话的。这倒不是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争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藏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去年六七月间，他曾经病了，于是许多群众都来看他，就是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三、团结共事胜于一切。

    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善于团结人，一辈子没整过人，这是有口皆碑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为了人民大众，不是为了个人。在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思想境界下，个人的名利得失不值一提。无论在战争年代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的共事，与彭德怀、贺龙的并肩作战，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西北局主要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的战友、部属都称其为真正的人民公仆，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以至诚之心交友的楷模。习仲勋正是有博大的人民情怀，毕生待人以真以善，搞五湖四海，尊老敬贤爱幼。他在工作中结交了各族各界各阶层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还有十世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等。他关心豫剧、陕西秦腔戏曲的振兴发展，与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普通的文艺兵们结下革命友谊。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洛阳耐火材料厂期间，更是和工人师傅，在工作共事的日子里，建立了深情厚谊。

    历史记载：解决昂拉叛乱，是习仲勋团结共事胜于一切，统战工作的精彩一笔。昂拉叛乱，是青海解放初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动藏族部落头人，领导组织的藏族部落叛乱。当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运用党的民族政策，从政治上争取藏族部落头人项谦，解决了一个藏族部落昂拉地区的叛乱，为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习仲勋指示青海省委、省政府派出省级领导干部和藏族部落头人、活佛等各界爱国上层人士五十余人，17次去昂拉劝说项谦，只要他与青海残匪脱离关系，协助人民解放军肃清昂拉地区的土匪特务，使群众安居乐业，人民政府保证项谦本人生命财产安全，保证其千户和省协商委员会等职位。1951年9月在第8次政治争取项谦失败后，青海各界代表对项谦多次背信弃义的行为愤慨，坚决要求人民政府剿灭项谦。习仲勋从统战大局和藏区工作实际出发，一方面告诫各界人士防止急躁情绪，一方面准备军事进剿工作，一方面总结历次政治争取的经验教训，敦促其改恶从善，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以免军事清剿使残匪流窜引起藏区更多麻烦，给以后增加更多困难。1952年5月1日，对项谦发动军事攻势，不到两天时间就摧毁了昂拉武装叛乱，项谦只带着少数人马逃离昂拉，隐匿森林中。继军事清剿之后继之以政治争取，经过多方团结争取工作，项谦回到昂拉自己家中，看到人民政府对他的一切财产和家人都保护及照顾得很好，藏区同胞安心生产，生活安定，深受感动，就主动向人民政府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对自己受青海马步芳匪特拉拢、利用、煽动，走向反动，对抗政府，危害人民的罪恶深表忏悔。项谦终于被团结争取，在见到习仲勋等领导时敬献哈达，习仲勋对项谦说：“你回来，人民是欢迎的，今后再不要受土匪特务的欺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项谦以后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为人民群众做了有益的工作，直到他1959年3月病逝。

    习仲勋团结争取项谦的成功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些经验是成熟的、正确的，先后两次转发尖扎工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报告。1952年9月8日，《人民日报》载文向全国介绍了争取项谦、平息叛乱的情况，毛泽东主席对此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李维汉汇报政治争取项谦的经过时，毛主席说：“孔明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了，我们来个十擒十放。”之后，毛主席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这个故事，这段佳话，反映了习仲勋的高超政治智慧和统战工作谋略，但更深刻表现是他的各族人民利益至上的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事目的是为了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最终是人民的利益。

    四、教子爱民严于一切。

    习仲勋教子严格是出了名的，他特别注意从小事抓起，培养孩子自强自立、艰苦朴素、亲民爱民的品德，尤其不允许有任何的优越和特殊。

    长子富平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才生，毕业后在陕西户县一个山沟里的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了13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军后勤学院恢复办学，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富平所学专业对口，被后勤学院选中，并迅速办妥了调动手续。就在富平准备启程赴京报到时，父亲习仲勋却硬是让后勤学院领导撤回了调令。他认为干部子弟应该带头在艰苦的地方工作。儿子想不通，认为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不是搞特殊。习仲勋就让省委主要领导帮助说服儿子：后勤学院需要科技人才，陕西同样需要科技人才，而在陕西会更好地发挥专长。不能让人说习仲勋刚恢复工作，儿子就调回了北京，这样影响不好。

    二女儿毕业于外交学院，熟悉法文。1983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接收其到光大工作。习仲勋闻知后，便当面谢绝了王光英先生的好意，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随后他将此事告诉女儿，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外交干部，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但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后来，女儿到国际商报社工作，报社几次安排出国采访，习仲勋知道后，偏要女儿对出国的理由说个明白。一次吃饭时，女儿顶撞说：“我是记者，又会外文，出国访问是工作需要，我并不是凭借什么关系出去游山玩水。”习仲勋忽地站了起来，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高声喝道：“哪有这么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么行为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不再理论，并表示今后一定脚踏实地去工作时，习仲勋才放下心来。

    三女儿桥桥考中学时，成绩离101中学录取分数线差了0.5分，桥桥的第二志愿报的是河北北京中学。当时101中学表示可以接收，习仲勋却很慎重。为了不伤女儿的心，他特意让大儿子富平和秘书一起找桥桥谈话。他们很委婉地告诉桥桥：你硬要进101中学也行，但是，差了0.5分是不合适的。河北北京中学教学质量也不错，现在你自己选择去哪里？从小就被父母教导不搞特殊化的桥桥，当即表示就去河北北京中学。习仲勋听后很高兴，同时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进河北北京中学就要改姓。把父亲的“习”姓改成母亲的“齐”姓，把家庭成分由“革干”改成“职员”，这样就不引人注意了。为了让桥桥学会独立生活，尽管学校离家还不到一站路，习仲勋还是让她和别的孩子一样，住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