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夏之交，我们中红网受习老家人的委托，建立了《习仲勋纪念馆网》。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习老的纪念馆，所以这是网上纪念馆。从那时以来，我们一边坚持维护网站，一边积极到各地进行采访和收集习老的史料，同时先后举办了多次专题研讨活动，如纪念习老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习老与党的群众路线专题座谈会、习老与党的改革开放专题座谈会等，到如今已有11年了。面对大量的史料，我看到了毛泽东和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战斗情谊，相互无比的信任和倾心的支持，不禁深受感动。

    一、南有瑞金毛主席，北有照金习主席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和朱德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久又开创了中央苏区。那是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会后，他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他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他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930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他任总政治委员。从1930年底起，他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被当选为主席。

    与此同时，习仲勋于1930年开展兵运工作，1933年3月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年20岁，被人们称为“娃娃主席”。1934年2月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了军队反击国民党军的“围剿”。
这样，两位苏维埃主席，一南一北，互相呼应，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一道亮丽风景。

    二、1935年10月，毛主席第一次知道习仲勋的名字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好几天，毛主席在几处村落的墙壁和大树上，看到张帖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布告，上面署着“主席习仲勋”，第一次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经过艰苦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坚固可靠的“落脚点”，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决策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提供了坚固可靠的“出发点”。

    1935年9月，王明“左”倾路线影响波及根据地，大举肃反，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正在此时，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进抵甘肃南部，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等的消息，毛泽东对中央红军指战员说：“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泽东还指出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到达陕北吴起镇，即派李维汉、贾拓夫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证实西北苏区正在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干部被拘捕。党中央和毛主席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毛主席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1978年12月20日习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来了…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三、1935年12月27日，习仲勋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毛主席

    1935年12月27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第一次见到了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习仲勋对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记忆。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后来，习老又在晚年《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

    四、毛主席多次表扬习仲勋：“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炉火纯青”、“比诸葛亮还厉害”

    毛主席多次表扬习仲勋，给他以极大的鼓励和非常的信任。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内容有：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这个报告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了一个蓝本。毛泽东欣悦异常，于是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薄一波回答：“年青有为。”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确实如毛主席所说，习仲勋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为人们所公认。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 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在1月4日给中央的信中，习仲勋指出：“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他严正地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情绪”。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胡采领导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当即于1月9日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就“义合会议”问题电毛泽东。义合会议，是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三查会议，会上刮起一股极“左”旋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更甚者，提出什么“志丹四大家族”，将陕甘宁苏区创建者、群众领袖刘志丹和他的战友马锡五、王子宜、曹力如等的家属，列入土改对象。部队司令员张达志的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更甚者，有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

    习仲勋在电文中严正指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习仲勋在电文中，对老区阶级状况，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科学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贪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他论断地指出：“真正的基本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当即于1月29日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 ’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习老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以至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毛主席还表扬习仲勋：“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请看事实：

    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前些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曾向一位同志讲：“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此语并非过实。西北地区，幅员辽阔：339万平方公里；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共2350万之众。同时，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程式。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代表。项谦结合马步芳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显示出他那“炉火纯青”的智慧和才干。他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领导指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决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不久，项谦终于真心归顺了人民政府。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这是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又一个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