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在新疆航空界曾经发生过许多影响深远的大事。中共借巢育鹰，选派红军干部学习航空技术；野战军进新疆，迪化航空办事处参与空运上万人；配合陆军剿匪，迪化航空站派飞机侦察轰炸，就是其中三项鲜为人知的壮举。

    一、党中央选派红军干部学航空技术

    在抗日战争期间，党中央高瞻远瞩，借巢育鹰，选派红军干部在新疆学习航空技术一事，筹谋于1937年秋冬，实施于1938年初春至1942年夏末。

    1937年5月，陈云、滕代远代表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赴新疆援接红西路军余部到迪化后，把红西路军左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在得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并取得建有统战关系的督办盛世才同意后，总支队指战员开始学习汽车、装甲车、火炮等特种兵技术。在此基础上，陈云报请党中央批准，从迪化新兵营、延安抗大、摩托学校，挑选经过长征的43名红军干部，组成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大队学习。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大队，于1936年5月成立。是年冬，与航空学校合并，大队长兼航校校长，少将军衔，并设副大队长、参谋长、航空工程师、苏联总教官。大队部设机械、总务、军械、航行、燃料、气象、摄影、保险伞、教育等股。

    新疆航空学校，于1932年春正式成立。此前，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于1929年筹组新疆空军，派人在北京延揽人才，陆续聘得原东北航空司令部上校教官李笑天、姚雄和技师数人来到新疆。同时还从内地聘请一批飞行员和地勤机械人员，从苏联聘请数名飞行教官和机械教官。1931年底和1932年，先后从苏联购买10多架飞机，其中有初级教练机、侦察机、侦察作战两用机。航校成立后，校址在今乌鲁木齐市中山路。李笑天任校长。李笑天于1933年“四一二”政变中被盛世才处死后，由王玉山、姚雄等先后任校长。

    新疆航空学校，于1932年2月招收第一期飞行班学员16名。其中，新疆陆军军官学校送来4名；从迪化中学招生12名，有黎焕章、任兆祥、杨兆荣、高继忠、王膺祺、王聪等。1936年5月，毕业10名。

    1933年9月，航校开办机械班。第一期录取机械学员40余名，主要来自迪化中学、新疆兵工厂汽车局。1935年12月底，毕业33名。

    1935年4月，航校招收第一期侦炸班学员15名。1937年冬毕业。

    1936年7月，招收第二期飞行班学员15名。其中从军校送来10名；从地方考取与推荐5名，有张玉堂等。1938年9月，毕业14名。

    1938年初，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大队（1936年与航校合并后，对外仍称航空学校），举办第三期飞行班和第二期机械班。中国共产党派出的红军干部学员，进入的就是这两个期班。

    第三期飞行班，学员26名。其中，有红军干部25名。他们是：吕黎平（班长）、方华、方槐、方子翼、刘忠惠、安志敏、杨一德、李奎、张毅、陈熙、胡子昆、赵群、袁彬、夏伯勋、黎明、汪德祥、谢奇光、王东汉、黄明煌、杨光瑶、彭浩、余天照、邓明、龚廷寿、王聚奎。另一名是原航校校长、航空大队常务大队长姚雄（姚东焕）之子、中学毕业生姚维滔。

    第二期机械班，学员34名。其中，有红军干部18名。他们是：严振刚（班长）、丁园、云甫、王云清、朱火华、刘子立、刘子宁、吴峰、陈旭、陈御风、金生、周立范、周绍光、黄思深、曹麟辉、彭仁发、吴茂林、余志强。另有16名地方学员。其中，从迪化一中录取的有李仲凯、高鹤年等10名，从师范生录取的有2名。

    这批红军干部，大多数是营团干部，还有师职干部。他们为了党的航空事业，不计个人得失，甘当普通学员，全身心地投入了航空理论课学习和专业训练。

    航空理论教育的时刻表，执行的是苏联航校6小时一贯制，即上午上6节课，下午、晚上复习和自习。课程基本上是按照苏联航校教材施教，学习科目比较全。比如：飞行班除必须学习飞行课程外，还要学习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发动机原理和构造、空中领航、空中射击、通讯、轰炸，以及机械维护和气象学等课程。机械班除重点学习飞机、发动机原理和构造，以及维护操作技术外，还要学习飞行、通讯、领航、射击、轰炸、照相等课程，掌握木工、焊工及维护有关的其它基本知识。

    红军干部学员们文化水平较低，在学习中遇到许多“拦路虎”。加之，学习条件差，没有印发教材和讲义，只靠听教员讲，记笔记。记不下来或记不全，只好在课后互相参照笔记进行整理。有时要整理四、五遍，才能整理得完整一些。为了克服学习上的困难，根据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指示，每个班组成几个互助组，利用集体智慧，把当天讲的内容弄通弄懂。在党代表的直接领导下，这批红军干部学员经过顽强苦学，取得较好成绩。那些中学毕业生报考来的地方学员，考试成绩反不如这些红军干部学员的成绩好。

    从1938年4月上旬，飞行班开始飞行训练。先飞乌-2型初级教练机，分三组进行。在苏联顾问的严格要求和具体指导下，在航空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黎焕章（维吾尔族，维语名阿合买提•尼牙孜），教官任兆祥、杨兆荣、高继忠等热情、耐心、认真的带教下，全体飞行学员闯过道道难关，于同年10月放了单飞。

    第二阶段是飞中级教练机，使用的机型是“埃尔-5”侦察机，速度可达每小时230公里。1939年夏，飞行班除一人改学机械外，其他学员放了单飞。

    1941年夏，在苏联教官的帮助下，选出了吕黎平、方子翼、方槐、陈熙、袁彬、刘忠惠、夏伯勋、方华、汪德祥、姚维滔等10名学员，开飞苏联新交付的伊-15、伊-16战斗机。其余飞行学员，在三中队中队长张玉堂和教官的带领下，仍继续飞“埃尔-5”侦察教练机。

    两种新战机，均为金属结构。伊-15为双翼歼击机，最大速度为360公里。伊-16为单翼歼击机，起落架可收放，最大速度为每小时454公里。飞行班10名学员，由苏联飞行教官谢苗罗夫带飞。改装训练在迪化市西北50公里处的高家户野外机场进行时，因训练繁忙，条件艰苦，伙食差，学员们渐渐消瘦了。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了解情况后，就从苏联领事馆借来几支小口径步枪，让学员们自己打猎改善伙食。

    红军干部学员们能驾驶这二种崭新的战斗机，心里高兴极了，学习非常认真。在苏联顾问带教下，顺利放了单飞。接着连续组织大强度、大场次飞行，在短时间内，他们完成了高级特技，单、双机对抗空战，打地靶和低空轰炸等重要战斗科目训练，战术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轰炸、射击训练取得了好成绩。9名红军干部学员在400米、1000米高度的轰炸中，弹着点都在靶圈中心点的10米内外，最远也没超过30米。苏联顾问检查靶标时，看到靶心密密麻麻的弹孔，翘起大拇指一个劲说：“哈拉绍！哈拉绍！（好！好！）”

    时至1942年7月，飞行班共飞了4种飞机，平均每人飞行100个起落，300个飞行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了作战水平。机械班学员，于1939年11月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大队当机械员。红军干部机械员们学习刻苦，吃苦耐劳，工作能力强，已能单独维护上述几种飞机。

    1942年7月，投靠蒋介石、加快反共步伐的盛世才，迫使中共学员离开航空大队。9月，中共在新疆的全体人员连同家属小孩150余人被隔离软禁。次年4月，又逮捕入狱。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去重庆谈判，达成释放除汉奸外的一切政治犯的协议。经党中央的多方努力营救，1946年6月，在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张治中的援助下，集体释放了在迪化监押的中共人员和家属。1946年7月11日，返抵延安。曾在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大队学习的红军干部，除牺牲、病逝、调离、越狱、单独释放者外，共有31人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多次接见这批红军干部，称赞他们是“好同志”。

    不久，这批红军航空干部，奉命组成“八路军总部航空队”，辗转奔赴东北，在老航校担任了多种重要职务，确实发挥了“红色空军种子”的关键作用，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批红军干部，在新疆督署航空大队学习期间，以优秀的表现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他们文化低，却取得好成绩，在历届学员中淘汰率最低。在遇到飞行事故时，红军干部学员临危不惧，创造了在地形复杂区域驾驶损伤飞机迫降成功的奇迹。航空大队的教员、学员、职员们，给予了“新兵营来的学员是好汉”的赞语。

    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1938年从延安抽调到迪化。在新兵营学习一段时间后，被分配到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兼任新疆妇女协会常委和宣传部部长。她回忆说：

    “在新兵营附近，还有一支我党的航空队。主要成员都是从新兵营中抽调的。1937年11月，陈云返回延安后，又从抗大等学校选调一批同志来新疆学航空。临行前，陈云对他们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勉励他们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

    1938年初，我党新疆航空队正式组成，共四十三人。其中学飞行的二十五人，学机械的十八人，全部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为了安排好他们的学习，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和中央书记处，与邓发有三次电报往来，对飞行学员身体条件、人数等都有原则指示。邓发下达他们的任务是：一、加紧学习技术；二、严守纪律；三、在群众中不作任何党的工作，不发展组织。

    我们到达迪化以前，航空队已正式开课。

    航空队有四个机场，我们经常看到他们试飞归来，穿着飞行服，眉宇间洋溢着一股英气、一股正气。新疆老百姓看见他们，总是伸出大拇指和食指，说：八路亚克西！”（引自《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北京第1版第48-49页。）

    曾任新疆督署航空大队第三期飞行班教官的高继忠，在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调任过人民空军第六航校飞行教官兼俄语翻译、飞行大队长。他在回忆中说：

    “为了提高抗日战争的力量，建立人民空军，党由延安派来一批优秀党员，在新疆学习飞机驾驶和飞机维修……当时飞机设备落后，飞行仪表简单，飞机上既无无线电设备与地面通讯，也没有无线电定向定位仪器，飞机在天空航行，全凭飞行员单独驾驶处理一切，因同志们学习努力，积极钻研，很快掌握了四种飞机的驾驶技术和飞机维修，每人安全飞行三百余小时，成为党的空军建设骨干，为建立人民空军打下基础。

    同志们在新疆学习时，团结群众，遵守纪律，成为航空学校人员学习的模范，大家团结友爱互助互学，在全航校人员思想上，因受同志们的影响，对共产主义有了良好印象，建立了信仰马列主义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空军，同志们在建设人民空军和培养航空人才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引自空军政治部：《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宣传册》）

    因受红军航空学员的影响，新疆督署航空大队的教官和学员，先后有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人民空军的行列。如第三期飞行班唯一的地方学员姚维滔就是这样。他在解放战争中，经红军干部方槐介绍加入革命队伍。在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编队中，由方槐担任第六分队分队长，与他同机的领航员是曲衍椿，驾驶的是L-5通讯联络机；左僚机由红军干部安志敏与杜道时驾驶，为教练机；右僚机（教练机）即由任永荣和姚维滔驾驶。

    再如，曾带教过红军干部学员的航空大队中队长张玉堂，1949年12月被聘请为刚成立的第六航空学校飞行大队长。1951年5月1日，在北京庆祝劳动节活动中，张玉堂当长机带领两名航校学员，驾驶三架雅格-18飞机，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他因保证飞行安全成绩突出，两次荣立三等功。

    1942年，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大队被国民党空军接管。1943年9月底，航空大队编入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改编为空军十六总站。1948年，又改编为“空军二五九供应中队”，只保留少数空勤人员，主要担任对来往飞机的起落、检查、修理以及生活资料的供应等勤务。

    1949年9月25日，二五九供应中队参加了新疆和平起义。

    二、迪化航空办事处参与空运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迪化航空办事处，系1949年10月，由起义的国民党空军二五九供应中队改编，执行团级权限，隶属西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建制领导。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这是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和西北胜利进军的总的形势下，由多方面的因素所促成。主要是中共中央正确决策的关键作用，以张治中、陶峙岳、包尔汉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的主动作用，三区革命力量和新疆各族进步势力的钳制和配合作用，苏联的帮助作用，形成了相互作用的合力，贯穿于新疆和平解放的整个过程。

    9月25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通电起义，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9月26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也发出了起义通电。

    9月28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陶峙岳、包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电报，对他们和平起义表示嘉勉。电文如下：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新疆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9月25日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9月28日

    参加起义的空军二五九供应中队，有155人。其中，中校1人：中队长余平想；少校2人：机务副队长刘剑雄，飞行管理室主任李金玉；上尉6人：飞行管理室参谋贾云柱、马振铎，基地分队长汤慕尧，机务分队长李仲凯，空军收发报电台台长张骏，指挥塔台台长雷肇山。

    中队长余平想，1933年毕业于广东航空学校第六期甲班。他曾参加1939年2月23日的兰州大空战，击落侵华日军飞机1架。分队长李仲凯，1939年11月毕业于原新疆督署航空大队第二期机械班，是红军干部学员的同学。贾云柱参谋，毕业于原新疆督署航空大队第四期飞行班。贾云柱后来参加了“先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