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注：周总理的秘书孔石泉，曾舍身为总理挡下子弹，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

    中国近代史上，领导人秘书这个职位是不容小觑的，担当这个职位的人绝对是要很忠诚的人，因为只有忠诚才能保证保护好领导人的安全，才不会泄露领导人的秘密，所以领导人选择秘书的时候总是非常的慎重。近代史上有名的几个秘书都是因为保护自己的领导人死去的。如宋子文的秘书为了保护宋子文被枪杀，汪精卫的秘书同样是这样的结局。但是有一个秘书最后没有死去，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了名，而且还被授予中将的军衔，他就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孔石泉。

    孔石泉出生于1909年。是湖南浏阳县人，从小家里面就贫穷，所以只上过小学，平时就帮助家里面干农活。等到他满十八岁，看到军阀混战，华夏大地上饿殍满地，民不聊生，于是他下定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一现象，他在1930年加入了农民赤卫队，同年8月，红军1军团，3军团在浏阳永和市组成红军一方面军，他被送到军政府训练大队学习，从此成为红军的一员。当时的他才21岁，后来他跟随共产党部队参加了反围剿战争还有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孔石泉作战英勇，又非常强的责任心，西安事变后任周恩来同志秘书。在1937年4月25日，孔石泉陪伴周恩来总理一起去西安和国民党人谈判。当时他们乘坐着奔驰汽车，在开到延安30公里外的甘泉县劳山下面的时候，遭到了当地200名土匪的突然袭击。当时周总理身边只有20多个随行人员，所以实力悬殊太大，有几个战士在和土匪争斗的时候不幸遇难，周恩来总理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里面。

    就在这危难时刻，孔石泉不顾自己的安危，迅速机变，带着周总理躲到了附近的丛林里面，那些土匪还在不断追击，但是还好没过多久警卫军就赶到了。一场危难就这样化解了。事后孔石泉和周总等人还心有余悸，孔石泉的衣领上面被打出两个枪洞，如果子弹再稍微偏离一点，那么孔石泉的生命安全就不呢能保证了，这也算是孔石泉的命大。自从这次土匪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总理越来越相信孔石泉，内心对他也深怀感谢，之后就提拔和重用他。

    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这就有历史上有名的“劳山遇险”发生在1937年的4月25日，周恩来在猝发的枪弹面前大难不死，而随同周恩来的孔石泉也同样面临了生死的考验。

    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通向西安的黄土公路，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他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判，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这是一辆德国造奔驰牌柴油卡车，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孔石泉和张云逸，孔石泉是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书，另外还有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以及负责护车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卫战士记者、翻译、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一路上笑语不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机枪步枪同时扫射，孔石泉、张云逸、吴涛等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树林中。张云逸、吴涛等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树林中。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伤一块皮，而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洞，真可谓大难不死。这场战斗牺牲了11名同志，孔石泉是幸存下来的同志之一。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这部由600多位亲历战斗的革命前辈50年前撰写的革命历史丛书，生动、全面地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同时期的战斗史实，被专家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本文选自该丛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新的局面。周副主席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肩负重任，出入国民党统治地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1937年４月25日，为了进一步解决国共合作后的红军改编问题，周副主席再次带领我们赴西安。这次去西安有三辆大卡车，原打算24日一起走，后因周副主席有要事没有处理完，其他两辆卡车由两个班护送，先走了。我们这辆车25日才走。周副主席坐在驾驶室里，张云逸同志和我们20多人都坐在车厢里。这些车辆都是担负从西安到延安的运输任务的。为了保卫周副主席的安全，中央保卫局派特务队的一个警卫班12人一同出发。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出发前，周副主席的随从副官陈有才，遵照周副主席指示，向大家介绍了西安的社会情况，并告诫大家，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那里的斗争相当复杂，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暗害。他还交代了在路上和到西安后的注意事项，勉励大家认真负责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早饭后，我们就上路了。大家坐在车厢里，说说笑笑，情绪很高。因为以前长期在根据地工作，没有到过大城市，这次出去感到很新鲜。但同时，每个同志也都在思考，西安是国民党统治地区，情况复杂，心中无数，必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敌情。当卡车开到离延安50多里的劳山上一个拐弯处时，突然山上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朝卡车射来。显然，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的政治阴谋。一听到枪声，周副主席知道中了敌人的埋伏。但因山路崎岖，卡车不易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时，周副主席临危镇定，急速跳下汽车，立即指挥我们利用地形地物就地抗击敌人。由于我们只有一辆卡车，武器都是短枪和手榴弹，射程不远。敌人是国民党特务指挥的政治土匪，有200多人，武器多是长枪还有机关枪，他们居高临下向我们疯狂射击，以为可以把我们全部消灭，气焰非常嚣张。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战士们坚决勇敢地抗击敌人，使敌人不能一下就冲过来。战斗不久，警卫员刘九洲同志负了重伤，司机的腿也被打断了，我们的伤亡已经很大。陈有才同志也负了重伤，他在生命垂危之时，仍念念不忘周副主席的安全，并强忍着剧烈的疼痛，继续指挥同志们坚持战斗，坚决抵抗敌人，以掩护周副主席突围，不久又中一弹壮烈牺牲。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周副主席当机立断，带领张云逸同志和我，还有一个新闻记者，迅速插向右侧一个开阔地，到达对面山上的丛林中（敌人当时是三面包围我们，右侧有个开阔地，只有这一面没有包围），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这次战斗是因敌人事先侦得了我们的行动，在劳山险要的地段，居高临下设置了埋伏。后来得知，陈有才同志因经常跟随周副主席出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官邸，他身上带有周副主席的名片，穿的服装也是和周副主席一样的呢子制服。当敌人进到我们卡车附近，见到陈有才穿的服装和从身上搜出周恩来的名片时，他们以为谋害周副主席的罪恶阴谋已经得逞了，加上敌人害怕我们派部队赶来，就仓皇撤退，没有再向我们追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