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征战河西是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史、军史上的重大事件。红西路军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历时半年之久，歼敌两万五千余人，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建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表现出中国工农红军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精神，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崇高品德，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和宝贵精神财富。

    西渡黄河 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继续向华北等地渗透、入侵，借以鲸吞中华民族大好河山。面对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主张，而国民党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紧了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红军的“围剿”。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长征；11月，红二十五军由河南信阳何家冲出发长征；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自川陕巴中等地出发长征；同年11月，红二方面军于湖南桑植等地出发长征。

    长征途中，党中央一直在思考红军的落脚点。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用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的根据地。1935年10月18日，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经甘肃甘南腊子口到达哈达铺，从当地报纸上获悉：陕北有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红26军和27军后，党中央到陕北，并郑重决定把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正式提出了“打通苏联”的目标，指出通过宁夏由外蒙方向接近苏联。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适时制定了以向北发展、夺取宁夏为战略目标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

    10月18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援助约550吨至600吨物资，要求派足够数量的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应，并担负沿途保护责任。24日夜至31日，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21800多人奉中革军委命令，由虎豹口、三角城等地相继渡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过河部队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一鼓作气，迅速控制了景泰的吴家川、一条山等地。红军在一条山战斗中，歼敌3000余人，马步青部参谋长兼前线总指挥马廷祥被击毙。继而过河部队迅速进占锁罕堡、打拉牌、雷家峡、镇虏堡等地，在五佛寺成立了抗日促进会，打开了北进宁夏的门户。

    这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1936年10月20日起，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王钧、毛炳文及马鸿宾、马鸿逵等部共计兵力30多万人发动“通渭会战”，分兵五路向红军进攻，封锁黄河渡口，切断河东河西两岸红军的联系，并先行占领了通向宁夏的门户——中卫。此时，河东红军主力被迫向北转移了。

    组建西路军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所部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共有11名：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原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九军政委陈海松、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下辖三个军和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多人。战斗的主力：红五军4000多人，1500枝枪；红九军6500多人，3000枝枪；红三十军7000多人，5000枝枪，枪为落后的老式步枪。1936年的河西走廊，地区贫瘠、村庄零落、人烟稀少，冬季气候寒冷，红西路军后勤补给困难，多数指战员还穿着单衣、单裤、草鞋，缺乏粮食。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含国民党新编的第二军所属第一OO师之3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2个警备旅。马步青骑兵第五师2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及青海、甘肃地方的保安民团约共计123000余人，不但粮食、弹药充足，官兵身着棉衣、皮衣、皮靴，装备精良，而且步兵骑兵协同，飞机、大炮助战。

    西路军组成后，红九军经横梁山、古浪城之战，毙敌2000多人，自身损失2400多人。红三十军、五军和总部，绕过大靖、包围土门堡，后在凉州城对敌开展统战工作，经过武威西四十里战斗后，西进永昌、山丹。

    策应河东  建立永昌山丹根据地

    1936年11月18日，三十军攻克永昌，21日占领山丹。随后，西路军总指挥部及九军进驻永昌。23日，五军接防山丹。此时，为了粉碎蒋介石新一轮的围剿，全力策应河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西路军在永昌至山丹一带，一面抗击敌人，一面创建根据地，吸引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向西集结。永昌县城战斗，我军毙伤敌2000多人，击落敌机一架。山丹战斗，红五军毙伤敌500多人，并有大量缴获。

    策应“西安事变”  正当双方激战之时，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为了配合张杨的爱国行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电告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18日，军委主席团又电令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西路军遵照命令、调整部署，准备西进。

    24日，军委主席团电告徐、陈：“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 25日，西路军致电：“.....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红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徘徊40余日，虽大量歼敌，但自身受到严重损失，由过河时的21800余人减至15000余人。他们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向西集结，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并为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赢得了宝贵时间，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2月27日，军委电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西路军遂部署西进，顶风冒雪向临泽、高台进发。

    血战临高  呼应西安事变后的局势

    1936年12月28日夜，西路军总部、三十军、九军从永昌突围向临、高进发，五军从山丹突围。作为先头部队的红五军29日绕过甘州城，30日黄昏进占临泽县城。随后，总供给部及直属一部驻临泽县城，九军进驻临泽沙河，三十军及总部进驻临泽倪家营，这在红西路军历史上叫“一进倪家营”。

    高台血战  高台，位于河西走廊中端西部，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巴丹吉林沙漠，是兰州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红西路军要西进接通远方，首先必须占领高台。

    西路军进占临泽后，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2800余人于1937年1月1日凌晨四时占领了高台县城。守敌1400余人全部投降，其中800多人被收编，组建为“抗日义勇军”。

    此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杨虎城，调集四十个师的重兵进逼西安，内战一触即发。局势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予以配合。1937年1月5日、7日、8日，军委致电红西路军：“在高、临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西路军根据指示，全军收缩在临泽县境和高台县城内，准备消灭进攻之敌。在此期间，相继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泽、高台县政府，并将政权扩大到了乡一级。

    高台血战，红五军有2800多人，敌人有2万多人，且有飞机、大炮助战。红五军前仆后继，与敌血战九天八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1月20日，高台城失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2000多人壮烈牺牲。

    刘家墩血战   1937年1月19日黄昏，马元海命马禄指挥他所辖的破击炮兵配合刘呈德团偷袭驻守在刘家墩（今墩子村，临泽县蓼泉镇以东两公里）的红军。红九军七十三团二营300多人被1000多敌人三面挤压合围。敌人一次次的强攻，一次次短兵相接的肉搏战，都被红军挡了回去。敌人见正面强攻不成，便放火烧，红军营长及以下十多人牺牲。20日晚，九军七十三团团长潘友庆率人夜袭敌军，毙伤敌300多人。

    临泽县城保卫战  高台及刘家墩血战期间，红西路军三十军、九军其余各部也在临泽的倪家营、李家堡、鸭翅渠、沙河一带与敌主力进行拉锯战。高台失守后，马元海又督率所部及马步銮团、刘呈德团、马禄旅，围攻临泽县城，其一部进攻由五军另两个团防守的城外阵地。红五军三十七、四十三团在军政委黄超率领下在城外阻敌，城内红军除一个警卫连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三营一部外，均为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供给部长郑义斋指令四局科长秦基伟统一指挥作战，凭险据守。从1月21日起，敌人连续攻城，用山炮轰城墙，抬着云梯，挥着大刀，涌上城来。西路军将士们一次次地击退敌人，一次次地遭到敌人的围攻。紧急关头，凡能作战全部上阵，坚守城池。他们和城外的部队一起，与敌苦战三昼夜，毙敌100多人，击伤300多人，红军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23日夜半，在红三十军接应下，向倪家营靠拢。九军也撤离沙河堡，向倪家营总部靠拢。此时，红西路军全军尚有13000多人。1月21日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倪家营召开会议，决定突围东进。中央接电后指示：“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到靖远河边策应”。23日，红西路军东进至龙首堡、西洞堡一线，在此期间，增补孙玉清为红五军军长，谢良为政治部主任，毕占云为参谋长。

    张掖西洞堡大捷　1月23日，西路军东返至张掖城西南50里的西洞堡、龙首堡一带，准备稍加休息，争取在当地和行进路上歼敌，以利东进。敌马朴、韩起功旅及马步銮团等部尾追不舍，马元海亲自指挥，以宪兵团为主力，于甘浚堡一带，相隔西洞滩与三十军对峙，形成包围攻势。25日，军委主席团向西路军通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进展情况，电示西路军，“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我们虽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但唯一的仍须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1月27日，红三十军抓住战机，在西洞堡、龙首堡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马步芳的青海宪兵团，击溃一○○师手枪团。毙敌8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以及许多战马、子弹等。

    龙首堡会议  西洞堡战斗后，西路军收缩兵力准备继续东进，马步芳、马步青发现这一意图，命马元海率部集中防堵，并在东线部署重兵。由于敌人主力已大部越过黑河拦阻西路军东进，这时决战或东进都不利于西路军。1月28日，面对敌人重兵防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龙首堡（张福寿屯庄）总部驻地召开了军政委员扩大会议，也就是龙渠会议。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重建骑兵师，二是集中兵力重返倪家营。

    张掖白城子战斗　龙首堡会议后，为了迷惑敌人，转移视线，造成红军东进的局势，掩护大部队重返倪家营。西路军总部从九军二十七团和三十军二六五团，抽调300多人，以骑兵为主，于1月27日后半夜向东南方向运动。28日晨，在西洞堡东30多里地的白城子，与尾追而来的敌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300多名战士只有10多人幸免遇难，其余全部牺牲。

    汪家墩血战  1937年1月30日，西路军所剩的13000多人重返倪家营。倪家营子，分上、下营子，位于临泽东南方向，是个人口集中、粮米较丰的大自然村。全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星罗棋布，坐落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每个屯庄都是一座堡垒，厚厚的黄土围墙，高达三四米，相当坚固。较大的屯庄，并筑有望楼和碉堡。重返倪家营的西路军布防于43个屯庄。2月1日，数万敌军向倪家营子发起猛烈进攻。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创造东进有利条件，我军顽强拒守，以寡击众，实行决战防御，与敌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讲：前沿阵地，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二六三团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汪家墩，打退敌人的多次猛攻，最后130多人只剩下了9个人，阵地依然在手。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手舞大刀，率部酣战，杀得敌军纷纷倒地。有些指战员当手中武器被毁后，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喉咙，拔掉敌人胡子。夜晚，敌人龟缩回去，我军即组织小部队去袭扰、疲惫敌人。三十军一个排，夜袭雷家屯成功，作歼守敌一个排，焚毁敌军火24车，染红了半边天。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西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

    三道柳沟战斗  2月28日，西路军再次突围，到达倪家营西北20公里处的三道柳沟，红九军驻防东柳沟，军政委员会及三十军驻防南柳沟、西柳沟。立足未稳，追兵又至。当天夜里敌向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防守的南柳沟扑来。师长熊厚发带领战士以一当十，殊死拼搏，激战一天，八十八师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倒下去的每一个红军战士身旁，都横着几具甚至十几具敌人的尸体。连日作战，局势对西路军十分不利。3月9日晚，马元海用数团兵力强占了南柳沟、西柳沟中间地带，将三十军、九军隔开。西路军集中兵力出击，激战一夜，未能将敌击退。西路军处在无粮无水，且被四面围困的险恶环境中。经5天激战，毙伤敌数千人，自身伤亡亦很大。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左臂负重伤，三十军参谋处三科科长周明松，五军四十三团团长万汉江壮烈牺牲。

    鏖战倪家营和三道柳沟的日日夜夜，红西路军面对弹尽粮绝、伤员众多、数倍与己的敌军四面堵截的形势，没有畏惧、没有退缩，而是团结一心，手持大刀迎敌而上，与敌苦战五十多天，毙伤敌一万多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战歌。

    决战梨园口  梨园口位于临泽县城（现址）南15公里处，是通往祁连山的必经道口，道口两旁山峦起伏，向西即通往祁连山腹地。1937年3月10日入夜，红西路军付清群众的损失费用，归还借用物品后突围至梨园口。还没来得及构筑工事，敌大批骑兵就跟踪追来。危急时刻，红九军两个团和妇女团一部，在陈海松政委的率领下沉着应战，梨园口内到处都是砍杀声、撞击声。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与敌抗御，靠大刀、长矛、石块与敌拼杀，陈海松高举驳壳枪大声号召大家和敌人血战到底。十几个敌兵闻声朝他猛扑过来，一阵还击，敌兵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此次血战，西路军毙敌上千人，九军损失2个团，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黄思彦、总部回民支队副司令马有明、七十三团团长孙汉言及八十一团团长、政委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英勇牺牲。坚守在前沿阵地的妇女抗日先锋团二营一连连长吴国秀及40余名女战士大部分牺牲。九军失利后，敌人倾其全力向三十军阵地压来。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转移，总部立即调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三团阻击敌人。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相交，战况极为惨烈。当天，二六四团兵力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损失大部。深夜，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总部指挥余部边战边退入祁连山马场滩、康隆寺一带。

    康隆寺战斗  3月13日，西路军星夜沿梨园河向西南方入大肋巴口，天亮退至肃南县马场滩，抢占西牛毛山，与追敌冲杀战斗一天，敌紧追不舍。西路军即转进柏树沟到康隆寺一带，与尾追之敌，且战且退，向南部深山转进。14日，西路军进入康隆寺南40里的石窝山一带。在这里，西路军还未喘过气来，敌骑兵又追了上来。担任掩护任务的三十军二六五团，在激战中全部牺牲。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损失。西路军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张文德、三十军宣传部长愈荣华、二六九团团长潘传品、二六七团团长黄英祥、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牺牲。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妇女抗日先锋团余部接替三十军二六八团防务，担负起掩护总部向石窝山撤退的任务。妇女团在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的指挥下，全体战士女扮男装，改用二六八团番号与敌激战。敌人轮番进攻，女战士们用枪托、大刀、匕首、剪刀、木棍、石头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有的赤手空拳把敌人的眼珠抠了出来，有的用嘴把敌人的耳朵、鼻子咬了下来。几经肉搏，大部壮烈牺牲。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等30余名战士被俘。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李开芬失散后，也相继被俘。下剩人员由陶万荣任团长，赵明英任副团长，在组织突围中被敌冲散。至此，这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组建，会宁会师后重新整编的我国红军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战斗力最强的妇女武装部队全部损失。余部在祁连山中坚持数月之久，后无论被俘、流落，尽管饱尝人间苦难，但她们仍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

    石窝分兵 西行支队进入新疆

    1937年3月14日，红西路军3000多名指战员，全部集结到海拔4020米的石窝山雪岭上。为最大限度地保存现有骨干力量，军政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剩余人员分路突围。后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将余部分为三个支队，分散游击。副总指挥王树声带红九军余部和2个骑兵连700多人为一支队，他们在康龙寺及东牛牦山主峰等地与敌激战，后被敌打散，王树声、李聚奎、朱良才等分头奔赴延安。骑兵师政委张荣率妇女独立团余部和特务团及伤病员1000余人，带枪百余支为一支队，他们在红湾寺、白泉门、老虎沟一带与敌多次交战，部分牺牲，部分被俘，支队长张荣也壮烈牺牲。李卓然、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剩余5个营约1500多人为一支队，西路军工委会随行。行至肃南南山大岔一带召开工委会，会议决定成立干部支队，毕占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带领张琴秋、孙玉清等200多人游击，主要任务是就地安置红军流散和负伤指战员。在白泉门干部支队被敌打散，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敌军工作部部长曾日三及绝大多数战士牺牲，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宣传部部长刘瑞龙不幸被俘。工作委员会委员熊国炳负伤后被老乡营救，隐姓埋名在酒泉生活，1960年去世。被打散的西路军战士又组成了若干个小分队，坚持在祁连山中打游击，也正是他们的坚持，为李卓然、李先念支队西进新疆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李卓然、李先念支队先由石窝山向南进发，三天后转向西行，进入亘古无人的祁连山腹地。3月23日，支队行至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时，电台终于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中央当即电示：“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视情况可向新疆或蒙古转移”。支队复电：“决心继续西行，向新疆前进”。千里祁连，冰天雪地，渺无人烟，许多战士被冻饿夺去了生命。在重重困难面前，西路军战士依然没有动摇对革命的信念，他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4月22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结束了40多天的艰苦行程，进至距安西县城140里的蘑菇台，得到万佛峡主持道士郭元亨的援助，使部队得到补给与休整。

    安西战斗   4月24日，支队进至安西城南25里的十工村，得悉城内仅有敌军1个排驻守，工委会决定攻打安西城。谁知敌情发生变化，盘踞肃州的敌马步康旅，为堵截西去红军，派刘呈德率两个步兵营和旅直属手枪连，已于4月22日晚进驻安西城。对此，西行支队一无所知。4月24日夜半西路军开始攻城，战斗一打响，就遭刘呈德团炮火的猛烈还击。这才发觉敌增援部队已据守安西城。部队立即撤出战斗，向城西郊转移。25日天明后，敌人出城追踪将红军包围，指战员们依托所在地的围墙，靠大刀、手榴弹坚守了一整天，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三十军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壮烈牺牲。天黑后，西路军突出重围，涉过疏勒河，急行90里，于26日拂晓到达由甘入新的要隘——白墩子。这时敌又追来，支队且战且走，傍晚进至红柳园。在红柳园红军又与追踪来的敌人激战3小时，击毙敌骑兵近百名。战斗中三十军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总部译电组长陈茂生等100余名指战员血染沙丘。剩余人员乘天黑向星星峡方向突围。

    抵达星星峡　从红柳园到星星峡，是无边的戈壁沙漠。不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使人难辨方向。方圆百里又无水源。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九死一生的西路军指战员，战胜风沙、饥饿、严寒的煎熬和敌人的围追，经过昼夜艰难行进，终于走出了大戈壁，于1937年4月底抵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脱离了险境。至此，保存了420余人的骨干力量。

    红西路军精神：

    西路军在历时5个月的西征中，以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强大的敌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伟大革命精神。　         

    忠于党 忠于人民的革命理想  红西路军之9军、30军是来自鄂豫皖、川陕能打能拼屡建奇功的钢铁部队，5军是宁都起义部队为基础成长起来的光荣之旅。他们都有为民族独立解放而战的坚定信念，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远大理想。奉命西渡黄河后，面对复杂多变的斗争局势，面对孤立无援的险恶处境，面对优势敌人的疯狂围剿，面对部队付出的惨重伤亡，红西路军始终保持革命必胜的信念、血战到底的意志、坚贞不屈的气节。军队连续激战，被敌包围身处绝境时，广大指战员始终红心向党、壮志满怀，向党中央表示“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九军军长孙玉清在被关押西宁期间，多次拒绝马步芳的威逼利诱，面对屠刀毫不畏惧，坚定地说：“我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于脑后，死而无憾，引以为荣。”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他的头颅割下邀赏。

    红西路军失利后，敌人把被俘战士带到早已挖好埋人的大坑前，用大刀顺头乱砍，有的甚至被当场挖下眼睛，割下鼻子、耳朵。后来敌人砍都来不及砍了，索性就活埋。身着单衣、备受折磨的英雄儿女们，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大声喊着：“怕死的不是红军！”“红军是杀不完的！”而英勇就义。女红军姚自珍因被埋在坑边尚有一口气，她就乘夜往外爬，心中还一遍一遍地默念：“一定要活着，要找队伍，要为战友们报仇！”强烈的求生欲望在她心中燃烧，爬了三天三夜实在挺不住了，就站在死人堆上吃土坷垃。第四天，她终于从“万人坑”里挣扎了出来，被一位姓张的阿奶相救。为了不连累阿奶，她告别阿奶顺着山根走，走不动就爬，又爬了三天三夜，实在渴得不行，想到水沟边喝点水，忽然，一只恶狼扑过来了。正巧，这时过来了一位农民，把她救了下来。她伤好后给这位农民做了儿媳妇，但她时常想起战友，还想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就经常吟唱：“九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鼓不敲，双双拉里格拉着长茧的手，心象里格黄连脸在笑，骨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是的，她永远也忘不了革命征途中的雄关漫道、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和从张掖到西宁那条铺满红军尸骨的血路；忘不掉从“万人坑”中爬出后，看到地面上沾满血迹的红军衣帽和浸透鲜血的黄土……。每每想起这些，她就想：“一定要回到革命队伍，一定要为战友报仇。”老年的姚自珍虽然家境比较困难，但她深知对革命事业一片赤诚的红军战士，绝不能以自己过去受过的苦难作为资本，去向国家、人民伸手索要什么。

    红西路军战士王明福在流落永昌后，给人放羊10多年。1948年9月被国民党抓兵来到山丹军马场，别人离去了，但他为了等待解放军来接管，一直坚守在马场保护马群。他知道解放军就是过去的红军，他想：“我也当过红军，我要守着马群，迎接战友们回来。”他等到了，他把保护的17群马匹完整地交给解放军，他也在山丹军马场重新参加了革命工作。“文革”期间，他在马场中学当教工，从兰州来的红卫兵要砸学校，动员教工们起来“造反”。王明福毫不犹豫地拒绝他们的过火要求说：“这是国家财产，不许你们随意破坏。”并阻止他们进入学校。是什么力量促使红西路军指战员这样做呢？是理想，是信念，是红西路军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