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支红军长征队伍中，没有列入“三大主力”的队伍是红二十五军。但正是这支部队，留给我们极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支“儿童军”！

    据《解放军报》的文章，1936年《共产国际》第7卷第3期刊载过一篇文章《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请看该文中的几段叙述：

    “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最堪注意的，就是他（指徐海东）的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到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遗孤，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之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看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已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徐海东同志就是这一军的领导者之一。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在13岁到18岁之间。”

    《共产国际》的这篇文章真实记载了这支“儿童军”的成员组成及年龄，也记叙了这支“儿童军”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反映出了这支“儿童军”的政治本色及其年龄特点。苏联曾经出过一本书，书名就是《徐海东和他的童子军》。

    长征的这支“儿童军”正是在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战略转移后，恢复建制重组的。自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之后，国民党汉口“剿总”指挥开始“清乡”，“铲共义勇队”还乡，鄂豫皖根据地人民惨遭涂炭，大批沾“红”的青壮年被杀害，而妇女和儿童则被成批卖到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做苦工。有记载的，徐海东的老家徐家桥遭遇了一次又一次惨重的浩劫，他的亲人、族人中，共有66人惨遭杀害或为革命牺牲。在这种白色恐怖下，重组的红二十五军中，除了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战士，其余大部分是“不反抗、毋宁死”的红军子弟们（既有“子”、也有“弟”）！和通常的农家子弟不同，他们有革命觉悟，有一定的军事技能，而且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热血沸腾，他们盼望着追随他们的父兄（红四方面军）踏上更广阔的革命征程！他们为红二十五军赢得了响当当的“儿童军”美誉！而敌人称他们是“红娃娃军”！

    我还要提及一点，儿童军中的一些人是肃反牺牲者的亲属、遗孤。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利用职权，把王明的“左”倾肃反政策、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同他的个人野心和军阀主义结合起来，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AB即“反布尔什维克”）等莫须有罪名，在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对尚在发展中的红四军进行了大规模肃反，先后杀害了许继慎、周维迥、庞永俊、肖方、熊受暄等红军高级将领及指战员2500多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白雀园大肃反”事件，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在鄂豫皖苏区历史上写下了极为惨痛的一页。就连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1928年参加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于1932年被污蔑为改组派，饱受折磨，刑讯至死。

红军指战员背负“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被处决

    2500多名！这些被张国焘等人错杀、冤杀的牺牲者人数几乎与长征出发时的红二十五军人数相当了！

    我和苏北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专程去了白雀园殉难烈士陵园，当即就被密集排列的2000余名殉难烈士墓所震撼！

    但是，墓中烈士们的后代、亲属，没有误解，没有犹豫，依然坚定地继续革命，他们中的人，依然坚定地走在红二十五军长征队伍中！

    红二十五军长征队伍的年龄，除了军首长的年龄稍长（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年龄稍大，也才34岁），团、营领导人平均年龄刚超过20岁，而连以下指战员的年龄绝大多数为13岁至18岁！

    由于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的重视，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留下了几张极其珍贵的照片。其中红二十五军部分领导人在两当县城的合影中，看后排几位警卫员（勤务兵），个子矮小、面孔稚嫩。

    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组织、宣传、文印科科长，年纪就是18岁，看他的照片，比“娃娃”大不了多少。他在长征路上刻印了《什么是红军》传单。

    红二十五军一定知道自己很年轻，他们唱得最为响亮的一支进行曲，就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

    这些“儿童军”们，许多人的个子比他们背的长枪高不了多少，却要背着长枪和行装夜行百多里；他们和未离开父母身边的未成年人一样贪睡，有时候要徐海东军长拿棍子把他们从睡梦中赶起来，紧急投入战斗；他们和父母跟前的那些乖宝宝一样爱吃，却坚守红军纪律，不乱吃一嘴；他们在遭遇强敌时，勇敢地挺起刺刀与敌展开白刃战；他们甚至以步兵冲锋要全歼敌人骑兵团！

    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场血战是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1934年11月26日，红军准备在此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不料被预先埋伏的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伏击，整个队伍暴露在敌火力下。穿着单薄的战士们，手都冻僵了，一时连枪栓都拉不开。危急中，军政委吴焕先手持大刀指挥部队正面迎敌，年轻的战士们挺起刺刀从雪地上跃起，勇猛地冲上去与敌人搏斗，冲破敌人封锁线。身在军部机关的刘华清也持枪冲了上去，结果腿部中弹，差一点被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

    最令人动容的是，突围后，徐海东为了部队尽快上路，不得不用棍子将一个个酣睡在老乡家的娃娃战士们敲醒来，房东老乡哭着求他，不要再让这些满身是血的孩子上战场了，可是醒来的战士们早已经在一旁默默地收拾好了行装，继续踏上征程。

    如今，在七里岗竖立着“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纪念碑，由刘华清和程子华题字的纪念碑形如挺起的枪刺，碑的周围是无名烈士墓群。

    此战后，红二十五军乘夜暗穿过许（昌）南（阳）公路，准备由此直插入伏牛深山。敌军紧追不舍，于1934年11月28日在孤石滩渡过澧河又是一番激战，面对从南北西三面实施夹击的敌人，红二十五军经20余次殊死冲杀方得渡过澧河，进入伏牛山东麓。

（红二十五军抢渡的孤石滩）

    1935年8月21日，红二十五军正在渡过汭河，意图继续扭住西（安）兰（州）公路，牵制国民党军，积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由于连日大雨，部队刚过一半，山洪暴发，河水猛长。恰在这时，国民党一〇四旅二〇八团向红军后卫部队突然袭来。正在组织渡河的吴焕先政委立即率领尚未渡河的交通队、学兵连100余人一口气奔上坡顶占领制高点，直插敌人腰部。交通队、学兵连并不是战斗部队，但年轻的指战员们紧随政委冲锋，打乱了敌人的队形。此时，一颗子弹击中了吴焕先的胸部，只见他打了个趔趄倒了下去……年轻的指战员们听到军政委负伤的消息，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怒吼着：为政委报仇！冲啊！一个个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敌人白刃搏斗。与此同时，徐海东指挥二二三团从正面发起了冲锋，把敌人像赶羊似地压到汭河河道内。敌二〇八团人马相互践踏，官兵各不相顾，团长马开基骑马企图逃走，被红军战士举枪射中，连人带马倒在断崖边上。……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停止了呼吸。

（红二十五军在汭河河道（有白色弧形的河堤）处围歼敌二〇八团一千余人）

    在红二十五军即将进入陕甘根据地前，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甘肃庆阳市合水县板桥镇。1935年9月4日凌晨，红军分兵从板桥镇出发继续北上。敌第三十五师骑兵团趁机蹚过镇外河水不深的马莲河，利用速度优势发起冲击。红军在前后队形拉的过长的不利情况下，仓促应战，后卫部队被冲散，徐海东带领的先头部队迅速赶回救援。敌骑兵在狭长的、相对平坦的地带具有极大的机动优势，甚至派出几十人的敌骑专门尾追骑着大白马的徐海东，一度形势万分危急！直至红军在高坡架起几挺机枪，才压制住敌骑的快速冲击，掩护后卫部队撤离。此战，红军后卫部队除了牺牲的，有一部分人被冲散，一部分人被俘，但这些在敌人眼里不过是一群娃娃的“儿童军”，个个千方百计找回了部队，矢志不渝地走进陕北！

〔红二十五军即将进入陕甘根据地前，遭到敌骑兵突袭的板桥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