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当社长啦！”

    当县上召开的社长培训班一结束，玉兰刚刚回到村里，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飞快地传遍全村，顿时引起了阵阵议论。

    有的说：“好男人在外闯荡，好女人死守院房。一个女人家不守在家里，要在合作社当社长，像个啥？”

    也有的不同意这种说法：“女的不比男的少胳膊缺腿，男的能当社长，为啥女的不能当？如今是新社会，妇女翻身了，男女都一样！”

    玉兰一心扑在生产上，发动群众变冬闲为冬忙，又有个别人说：“什么冬闲冬忙的，就你的事儿多！”不听她的。

    有的农民入了社，又要退社，还到她家里去闹。

    玉兰告诉我，她父亲当年还曾“干涉”过她当社长。

    那天，她父亲见有人闹到家里来了，生怕得罪人，便不愿让玉兰再管事，抱怨她说：“咱家跟老邻居，从来没吵过架。你这个小毛孩子，倒给俺惹起事来了！”

    玉兰说：“合作社的事，俺不管谁管！”

    父亲说：“不许你管！”

    玉兰也不示弱，说：“家里的事，爹管俺；社里，俺是社长，爹是社员，爹要有错，俺还管爹呢！”

    父亲一听急了：“这个社长谁愿意当谁当，你出这个头干啥？”又说：“不叫你吃饭！”

    玉兰也急了，说：“不叫吃，俺就不吃！”

    这天晚上，玉兰真的没有吃饭。她躺在炕上，心里不住地翻腾：“俺觉得自个儿当不了社长，可领导偏叫干。自己满腔热情地为大伙儿办事，但有的人还不满意。妇女当干部，真难呀！”她想着想着，觉得自己很“冤”，忍不住哭了。

    过了一会儿，她耳边又响起了在县上开会时，县妇联主任周维贞对她的嘱咐：“玉兰，在旧社会，妇女受压迫，从不敢抬头。在新社会，妇女要解放，就得像男人一样。男人能当社长，咱妇女为啥就不行呢？不要怕这怕那，同封建主义作斗争，还得有勇气呢！”

    玉兰是个性格倔强的姑娘。她想到许多妇女在旧社会受欺凌的情景，想到解放后党给妇女指出的光明大道，又坚定了信心：“干，一定要为妇女争口气！”

    次日天刚亮，玉兰就起了床，来到几户办社积极分子家里，商议如何搞好今年的生产。这些老党员、老贫农，不仅政治觉悟高，又有生产经验，都是她的好参谋。她请教了大伙儿，又和社委会的同志们商量了几次。最后，社委会决定，翻好地，积好肥，先把小麦种好。
当年同玉兰一道在合作社里劳动的孙大芹、杜玉芹、关秀亭、吴新英等东留善固老大娘、老大嫂们，给我讲了玉兰那时想方设法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的故事。

    当时没有农业机械，连牲畜也不多，合作社要深翻土地、多积肥料，只有发动各家各户多出劳力。于是，在充分动员男劳力下地的同时，玉兰很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多年来拴在锅台边的妇女。这些妇女人数不比男劳力少，身体健壮，干活认真，如今合作化了，应该组织她们走出家门。

    但这个村的妇女还没有下地劳动的习惯，动员她们下地真是困难，玉兰就挨家挨户地去动员。

    有一个名叫吕天兰的农民，新娶了儿媳妇张玉成。玉兰去叫这位新媳妇下地，不料她老公公坚决不同意，竟然插上了大门。玉兰想了想，就拿上鞋底子，到她家跟她学做活。她老公公在家，她们就做针钱活。她老公公不在家，玉兰就给她讲道理。

    玉兰对这位新媳妇说：“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彻底解放，男女真正平等。”

    张玉成听后，心眼儿活动了，说：“俺是愿意参加劳动，就是家里不让去！”

吕玉兰热心做家庭妇女工作，动员她们跟男人一样下地劳动。左边这位新媳妇叫张玉成，她的公公叫吕天兰。

    玉兰又给她出主意：“只要你愿意，这好办。俺在集合的时候，专在你家门口吹两下哨子，你就一下子跑出来，钻到人群里，你老公公不会好意思把你拉回来。”

    后来，这位新媳妇的思想通了，经常主动参加劳动，慢慢地把她家的人也说服了。

    “玉兰当年在村里做群众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就是首先要关心群众、体贴群众。”时任临清县妇联主任周维贞在向我回忆当年她帮助玉兰怎样做群众工作时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玉兰当时不了解，我就给她讲这个道理。那时候，我们的基层干部，在农村开展工作，不能搞什么请客送礼或拉拉扯扯，也不能采取其他的投机取巧的办法，就是要靠自己的工作做得好。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真正实行‘三同’，让群众看到你真心实意帮助人家解决困难，人家才能服你。”

    那阵子，玉兰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碰了多少钉子，总算动员十几名妇女下了地。这些妇女都还没有自己的名字，不便于给她们记工分。玉兰就把她们召集到一起，专门开了一个会，给她们起名字：“你姓杜，跟咱辈份差不多，中间可以叫个玉字，就叫杜玉芹吧！”“你姓孙，跟咱也是一辈，叫孙玉文，行不行？”“你姓王，比俺大一辈，取个桂字行不行？桂花芬芳，叫王桂芳吧！”“你叫关玉莲……”“你叫李宗英……”

    玉兰说一个，大伙儿点点头，这个妇女的名字就算定下来了。从此，她们就像男人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工分册。

    谁想，这些妇女们被动员下地后，只干了几天活，又不下地了。玉兰心里很纳闷，便去问五嫂子：“你们为啥不下地了，是不是大伙儿吃不得苦？”

    玉兰五嫂子说：“傻妮子，地里都是些老公公、大伯子，俺们想解个手，都没个地方，太不方便了。”

    玉兰又接着问：“别人不去，也为这个吗？”

    五嫂子笑着说：“别的还能有啥！”

    玉兰低头一琢磨，觉着这还真是个实际问题，应该解决。她对五嫂子说：“嫂子反映的还真是个事，咱们马上解决！”

    五嫂子不解地问：“怎么解决？”

    玉兰说：“插两个茅子不就解决了？”

    “你这个死妮子，还真有办法！”五嫂子说完，就跑着去动员别人了。

    玉兰从自己家里拿了两领席子、一块苫布和几个杆子，在地里插了两个厕所。她又在席上贴了红纸，分别写上男厕所、女厕所。这样，保证了妇女的出勤，深翻进度比哪个社也快。社员们都说：“还是小玉兰有点子。”

    东留善固的老人们告诉我，当年的玉兰整天穿着一身深色衣裳，长辫子被剪成了短发，走路像风一样快，由于事儿特别多，一顿饭分好几回吃。她工作起来泼泼辣辣，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刻苦钻研的精神。

    怎样才能把农业社办好呢？玉兰白天黑夜都在琢磨这件事儿。

    一天，玉兰想起在学校时，老师在黑板上表扬了谁，谁就劳动积极，学习努力。她想，要是能做块黑板，及时表扬社员中的好人好事，不是同样能鼓舞大伙儿的生产干劲吗？可是，社里没有木板，又没有工具，咋个做法呢？

合作社缺乏大牲口，吕玉兰就和社员们一块儿拉犁耕地，深翻土地。

    玉兰走进自己的里间屋，发现有个旧箱子，灵机一动，箱子在眼前变成了一块小黑板。她高兴极了，掂着箱子，就往外走，正巧和母亲撞了个满怀。

    母亲问：“你拿箱子干啥？”

    玉兰说：“给社里做块小黑板。”

    母亲一听火了，说：“这是你姥姥给俺做的陪嫁，不能拿走！”

    玉兰说：“俺做了小黑板，就算娘给了俺陪嫁行不？”

    一句话，把母亲逗乐了：“你就知道在自己家里胡寻摸。”

    旧箱子是白的，钉好以后还是不能用。买烟子吧，一没有钱，二不能救急。这时，她听说吕天瑞的老伴死了，刷棺材还剩着烟子，便掂着小木板跑出门去。

    当时，吕天瑞家十分忙乱，他的闺女正在哭娘，乡亲们出出进进，来往不断。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天真而纯朴的玉兰掂着木板跑来了，进门就大声问：“你们家还剩着烟子没有？让俺刷刷小黑板！”

    没有人理她，她又放大了嗓门问：“让俺使使您家的烟子，行不行？”

    一个帮忙的人说：“玉兰，你光记着你那个社，借东西也不看啥时候！”

    另一个人端着烟子盆说：“给给给!别在这里喊叫了，快出去刷去！”

    玉兰喜欢地接过烟子盆，说：“只要能叫俺使烟子，到哪里刷都行。”

    下午，玉兰就掂着小黑板下了地，马上在田间表扬了73岁的老王奶奶王爱莲积极参加劳动的事，果然在妇女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孙秀亭说：“老王奶奶都干得这样欢，咱们年轻人更应该多卖点力气。”这个村的老人们对我说，别看它只是一块小黑板，当时对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还真发挥了很大作用呢！

    当年，许多作家、记者采写的介绍玉兰办合作社事迹的人物通讯中，还记叙了她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和吸收贫困农户入社的故事。

    那些天，在新立社的地里，玉兰一边领着大伙儿深翻土地，一边还教社员们识字唱歌，谈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鲜事。她要让大伙儿知道，今天挖掘沙荒地，就是在描绘明天的美好图景。就这样，全体社员齐心协力，仅一个来月，就深翻土地100多亩，其中有50亩翻到一尺半到二尺深。不久，新立社深翻土地的事，很快在这一带乡村中传开了，不仅本村的几个社派人来学习，就连附近的张三寨、西王庄、邵庄、倪庄等村，也都派人来参观。

    就在新立社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东留善固另一个名叫建华合作社的，却乱成了一锅粥。

    原来，这个村有个外号叫“老孬”的人，曾担任过村干部。1953年，他因为有贪污和生活作风等问题，受到撤职处分。在合作化高潮中，他搞幕后活动，挑起个建华社，声称没大车小辆不要，没牲畜不要，没劳力不要，家底不厚实不要。后来，村里按片分社，他们不得不收了就近的李金友等几家困难户。可没过多久，“老孬”看着不能从这些户身上挤出油水，就以要“底垫金”为借口，把这几户撵了出去。又以要会计为名，把一个有牲口、有车辆的户，从新立社里挖了过去。“老孬”对他的一伙人说：“这叫‘一箭双雕’。骨头甩给别人，肥肉拣到自己碗里。别的社，越大越难办，末了就自溃自散。咱们这个社，散不了，还能从那些富裕户上挤油。要是将来散了，那更好，可以继续发家致富。”

    李金友等五户被“老孬”撵走的第二天，就来找玉兰，要求加入新立社。同时，年老体弱的解青莲和一个孤儿，也来要求入社。玉兰就找社委会的同志们商量。

    有的说：“咱们社本来就老的老，小的小，人又穷，地又赖。李金友这几户手里空攥一把指甲，添了他们，不更增加了社里的难处？”

    玉兰也谈了自己的想法：“毛主席号召咱们成立合作社，为的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道。如今，这些几辈子受穷的困难户，被人撵了出来，咱们再不要，他们今后的日子咋过？有啥困难，咱们大伙儿一块儿顶呗。”

    穷人的苦，穷人体会得深。不一会儿，大家的意见就基本统一了。在社员大会上，玉兰代表社委会宣布：“欢迎李金友、解青莲等八户入社！”

    新社员欢天喜地，老社员高高兴兴。玉兰看着大伙儿兴奋地说：“咱们今天是一条街，明天是一个村，村村相连，力量无边，干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一串铿锵有力的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

连环画：《铁球合作社的故事》（作者：卢庆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