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950年5月1日，国家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确实，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这是人生中的一件重要事情，特别是对农村姑娘来说，更是选择幸福、决定命运的终身大事。在临西县农村，多年来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儿：“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男人怕找错了行，女人怕配错了郎。”在这里，许多女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有人给说婆家，十七八岁便结婚。至于年龄更小就成亲的早婚、私婚等违法婚姻现象，也屡见不鲜。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高小毕业回乡务农的玉兰，又比一般的农村姑娘，具有更多的“优势”：模样俊，身板好，文化高，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先后当选和荣获合作社社长、副乡长、省劳模、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等职务与称号。用农村的话来说，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百里挑一”的“好主儿”。于是，她很快成了媒人的目标，小伙子的偶像，提亲的、说媒的、“毛遂自荐”的，简直踏破了门槛。

    然而，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玉兰是怎么想的呢？在《英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吕玉兰》一书中，她这样坦诚表露自己把革命当作终身大事的思想：“在旧社会里，女人也只能把个人婚姻当作终身大事。我高小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读了毛主席的书，受了党的教育，慢慢懂得了：个人的婚姻是小事，争取妇女解放是大事，干革命是大事。一个妇女要真正解放自己，男女平等，就先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产上积极向上的有觉悟的人，为阶级解放，为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奋斗。因此，我决心晚婚。一个人二三十岁的时候，正是黄金时代，在这时候，集中精力把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一学，为党多做些工作，为贫下中农多做些工作，把青春献给革命，比过早地缠在家庭、孩子身上，意义要大得多。1956年植树造林时候的几个女伙伴早结婚了，早成家了，如今拉着大的，携着小的。她们一见我就说：‘玉兰，像你这几年把力量都用在工作上，该多好啊！’看到她们今天的情景，想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我下定决心，坚决晚婚，改变早婚旧习惯，为阶级姐妹闯出一条路子来。”

为了集中精力学习和工作，吕玉兰坚持晚婚。

    东留善固的老人们告诉我，在玉兰的婚姻问题上，曾出现过风波，村上个别反对玉兰的人，企图利用给介绍对象的办法，把她挤出村。

    有段时间，这些人忽然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托人转弯，给玉兰介绍了好多对象，但她一概拒绝，坚持晚婚。他们还不死心，一再劝她：“玉兰哪，你别这么傻了，过18岁了，终身大事也该考虑考虑啦！”

    玉兰问：“什么终身大事？”

    他们说：“你的终身大事——结婚呀！”

    玉兰给了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俺的终身大事就是干革命。”她接着又说：“俺才19岁，正是好时候，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干革命!”

    有些好心人也说：“玉兰这孩子，多任性！要革命，到哪里不是革命啊？去外村不是一样干工作，非在这个村里受点子窝囊气！”

    玉兰仍是斩钉截铁地说：“咱这村困难多，风浪大，更需要俺，也能锻炼人。”

    他们还往玉兰母亲身上使劲：“你当娘的真不明白，女儿的大事你也不操心，早该给玉兰操办操办婚事啦！”

    母亲被攻得没法了，就问玉兰：“妮儿，你也老大不小了，婚事该咋办啊？”

    玉兰说：“这都是他们耍的花招，俺要坚决晚婚，干革命！”

    他们又找玉兰母亲问：“你动员玉兰结婚的事，怎么样啦！”

    母亲说：“俺玉兰要晚婚。她说啦，要坚决革命。”

    那几个人耍的这些花招，在玉兰母亲身上也失了效，他们又耍出一个新花招，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吕玉兰要出嫁了，在村里呆不长了。”

    有一天，老贫农吕廷伟等几个人找到玉兰说：“玉兰呀，你可千万不能走，咱村还没个好当家人，要走，也得晚两年走。”

    听到这话，玉兰一愣，奇怪地问：“谁说的呀？俺上哪儿走啊？”

    大伙儿说：“不是说你跟天津的一个大干部谈成啦，还说他一个月就拿160元钱！”

    “160元！”玉兰又好气又好笑，禁不住“哼”了一声，“1600元又算什么！”

    接着，玉兰又说：“廷伟哥，这都是他们耍的花招，他们斗不倒俺，就想用结婚撵俺走，他们那是白日做梦，八抬大轿也抬不走俺！你们放心吧，俺在咱村扎定根子啦，谁也拔不动！”

    玉兰之所以能做到不上有些人的当而坚持晚婚，其中另一个原因，是她吸取了别的女干部、女劳模的教训。玉兰高小的女同学车玉环，曾向我谈到了她自己在婚姻上的曲折引起玉兰警惕的经过。她和玉兰高小毕业后，一块儿回乡务农，又一块儿担任了村里的初级合作社社长，分别成为下堡寺区北部和南部农村青年和妇女干部的先进典型。但是，时间不长，由于她在婚姻问题上遇到了退婚等不顺利的事儿，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无法在村里工作，只得另找门路。车玉环说：“俺和玉兰是好朋友，玉兰对俺的这些不顺利的事儿最清楚，她也受到很大震动，决心从俺这儿吸取教训，不用说晚婚，甚至恋爱都不谈，不让任何人在这方面找到什么打击的借口。在这方面，玉兰是一个胜利者。”

吕玉兰和高小同学车玉环(摄于1975年)。

    玉兰坚持晚婚，还把它同国家计划联系起来，被人们称为“晚婚计划”，而且订了又订。早在1957年，玉兰去聊城专区参加妇女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同伴们一起订晚婚计划，有的说27岁结婚，有的说28岁上见，唯有玉兰说：“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再说。”公社妇女主任说：“你怎么结婚也五年五年、计划计划的，也跟国家计划列在一起？”玉兰说：“国家计划和每个集体、每个人的计划有联系，像套盆一样，大盆套小盆，有了大的就有了小的。个人计划得服从国家计划，小集体计划得服从大集体计划，考虑个人的事，一时也不能离开国家。所以，我才把自己的婚姻和国家的五年计划联系在一起。”

    后来，第二个五年计划过去了，玉兰的婚姻还没有考虑，原来她又订了新的晚婚计划。那是在1965年召开的河北省妇代会上，省委书记闫达开号召晚婚。玉兰听了积极响应：“我的婚姻问题，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