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
    “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
    “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干部看支部，支部看支书。”
    “只有干部带头拉车不松套，永做革命火车头，才能带领群众前进。”
    ……

    这一连串关于领导班子革命化方面的生动语言，是我从当年记者们写的介绍玉兰抓东留善固班子建设的报道和她的笔记本上摘录的。事实说明，不断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使之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这是玉兰在领导东留善固广大干部和群众改变家乡贫困面貌过程中的一条主要经验。

吕玉兰和东留善固大队干部在一起研究工作。自右至左为：马春会、杨建文、冯太清、董玉珍、吕玉兰、吕廷献、杨宗兴、吕廷吉、冯占臣、孙桂有、杨宗芹、孙文彦、孙俊嘉、孙秀蕊、杨宗振、孙俊召、吕廷和、吕廷志。

    在这方面，玉兰首先从自身做起。这个村的老干部告诉我，她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多吃多沾集体的一点东西。1980年以前，她的户口一直在村里，每年的收入，都是按一般劳动力每天记一个劳动日工分，毫无其它收入。她每次外出开会，从来没有领过村里的补助。她一直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每次回来，总是村外就停车，下到地里就干活。她密切联系群众，回村遇人就问好，见娃儿就抱，经常找干部和群众谈心。她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逢有重大问题，她总是主动找同志们商量。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各种问题防不胜防。出了问题怎么办？玉兰总是主动承担责任。有时，问题出在一些同志执行任务不坚决上，但上级提出批评，玉兰也主动作检查。支部成员作了分工，每月开两次支委会，集体研究、决定重大问题，然后分头去抓。玉兰每次从地、县开会回来，先找支部成员交谈。意见大体一致了，再开支委会，形成决议，然后召开党员会贯彻。这样，整个党支部抱成了一个团，发挥了核心领导的作用。玉兰还经常到支部成员家里去商量工作，特别是找不同看法的同志，征求意见。

吕玉兰和大队党支部请老贫农忆苦思甜。

    据了解，玉兰抓村领导班子革命化，着重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针对某些农村基层干部较多犯有贪污、腐化等问题，经常开展反腐倡廉活动；第二，针对东留善固是个先进单位，干部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经常开展反骄破满思想教育。办法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断提高革命的觉悟；二是每前进一步，就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总结检查一次，做到成绩面前不骄傲，赞扬声中找差距；三是经常派人到外地先进单位去参观学习，开阔眼界，破“满”字，鼓干劲；四是“开门整风”，让群众评议干部，让干部从群众中吸取前进力量。

    不妨举个例子。

    1975年10月22日《河北日报》头版刊登的题为《建设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创社会主义大业——记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坚持不断整风深入学大寨的事迹》的通讯中，讲述了大队党支部发现班子里头存在骄傲自满等问题开展整风的一个故事：

    197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下弦月已经爬上了树梢，东留善固村中间的三间土屋里还亮着灯。里面，群情激动，学习认真……

    这是大队党支部正在整风，帮助一个党支部委员。原来，这个支委认为，地多人少，产量不低，贡献不小，当年又遇上大旱，能守住摊子就满好，害怕吃大苦，流大汗，干劲不足。党支部副书记杨建文从那个支委的表现，联想起前几年，有人也有过怕吃苦、怕流汗的想法。

    那两年，吕玉兰同志领导干部、群众以大寨为榜样，批判懒汉懦夫世界观，大家摽着膀子干，填平了17条大沟，打了24眼机井，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1970年，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鼓舞下，党支部进行整风，批判了右倾保守、骄傲自满等错误思想，1971年获得了大丰收。杨建文感到，增产的潜力潜藏在人的身上，关键又是带头人，要实现当年的“渡江”计划，首先就得在领导班子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听说党支部要批评那个支部委员的错误思想，有的人劝杨建文：“都是班子里的人，别撕破了面皮。不指名的说说算啦！”杨建文……说：“要革命就要开展思想交锋，吕玉兰同志多年来，就是这个作风。”

    整风会上，杨建文冲着这个支委，首先开了第一炮：“社员为什么批评你是抓不住的干部？你遛遛逛逛，害怕艰苦，不想创业……你往大寨参观，学来了什么？是真学大寨还是假学大寨？”大家撕破了面皮，“掰开了脸”，严肃认真地揭了这个支部委员的问题，批判了怕苦怕累的懒汉懦夫世界观。经过摆事实、讲道理，使这个支委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痛心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大家也受到了教育。

    接着，大队干部自觉地规定：每人一本《劳动手册》，定期检查评比，让群众评议干部。支部成员分别到生产队、林业队去任职，同群众一起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干社会主义。挑水的活累，干部挑起大桶跑在前；下深井、落水泵的活危险，干部跳下去带头干。这一年，大队干部平均每个参加集体生产劳动300天以上。干部带了头，群众同心干，战胜了当年的干旱，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

    东留善固党支部学理论，揭矛盾，比大赛，找差距，紧持不断整风，经常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和懒汉懦夫世界观。提一次，斗一次，人的思想境界就飞跃一次，生产就跃进一次。

    今天看来，这些报道鲜明地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那时的一些做法，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但是，玉兰和她的同事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历史就是如此。

    请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当“参谋”，这是玉兰加强党支部建设的另一个办法。1977年3月18日的《邢台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好参谋——吕廷伟》的人物通讯，文中这样写道：“吕廷伟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合作化时，他积极支持年轻的吕玉兰植树造林，锁风固沙……他坚定地支持吕玉兰，积极地出主意，想办法，被誉为革命的‘好参谋’。1968年，这位当年育林的老参谋，又挑起了培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担。吕廷伟常说：‘我们培养的学生要全面发展，德智体少一个字也不行。’有一段时间，他发现学校文艺宣传队有时占用自习时间排练节目，有的学生不重视文化课的学习，心里很着急。他就给师生们讲述旧社会贫下中农没文化，地主富农怎样变着法地欺侮贫下中农，使师生们很受教育。学校重新明确了不准随便占用学习时间的制度。”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的玉兰，1968年重新担任了东留善固党支部书记，直到1980年卸任。她一直关心着党支部一班人的政治学习和思想建设，直至他们的生活、家庭和身体健康。到省上工作后，也是如此。我亲眼看到，每当中央开了什么会或有什么新精神，她总是想着村里，千方百计地要挤出时间回村里去一趟，给支部成员传达。每当发现支部成员有什么问题，她总是寝食不安，反复思考着应当怎样着手尽快予以解决，并且总是亲自抓，直到完全解决为止。每当有的支部成员生了病，她总是惦在心上，给找医生、找药品，有时还接到石家庄治疗。

    1975年，东留善固村党支部副书记马春会不幸得了肝癌，玉兰亲自把他接到石家庄，送进最好的河北省二院治疗。但是，由于癌症已到晚期，尽管医生尽了很大努力，他的病情仍然不断恶化，玉兰心急万分。有几回，她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为马春会的病不能好转而惋惜。她多次同医生一块商量治疗方案，多次拿着滋养补品来到马春会的床边安慰他。后来，马春会终因病重不愈而去世。玉兰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医院安排后事，痛心地流下了泪水。当时，我同玉兰结婚不久，看到她那样地关心马春会同志，以为他们俩是亲戚呢！有一天，当我问起他是什么亲戚时，玉兰说：“春会同俺比亲戚还要亲。‘文革’当中，春会和其他贫下中农拼死拼活地保护俺，才使俺免于一死。春会对人诚恳，工作积极，坚持原则，是个难得的好干部。他的不幸去世，对俺们村是个很大的损失。”

    “兴旺不兴旺，全看‘后备兵’怎么样。”这是玉兰多次给东留善固干部和群众讲过的一句话。在村里的那些年，她十分重视做好年轻一代的工作。

吕玉兰平时注意了解青年农民的思想。

    “眼下的村干部，都是玉兰姐当年培养的年轻接班人。”曾任下堡寺镇党委副书记的孙文德，这样对我说。他1943年生，1961年初中毕业，1962年当生产队会计，1973年当大队会计，1983年当村支部书记，1995年调镇上工作，恰好是10年左右一个台阶，可以说是在玉兰的帮助下逐步地成长起来的。他说：“玉兰姐常嘱咐俺们，当干部要德才并重，尤其是德，比才更重要。就拿廉洁奉公来讲，玉兰对干部的要求特别严。俺当了10年村会计，不要说不让村干部沾集体一点光，就是连大家在县里开会、办事，一顿饭费、一元补助费也没报过。只有出远门时，才根据具体情况，一天补助三角钱的生活费。三角钱咋够啊！那回上大寨参观，大伙儿就是带着干粮去的。直到现在，俺们村的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了，可干部们出差，还继续执行玉兰定下的规矩。下堡寺镇上的饭店，好多村欠他们的钱，就东留善固没账，因为俺们村的干部到镇上开会，从来不下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