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是我们国家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宣言书，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新篇章。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马克思把人民称为社会的主人，把各级官员称为社会的公仆，并且告诫人们要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我们党开展的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就是要防止和惩治这种蜕变。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个人崇拜狂热的浪潮中，毛泽东同志却冷静地写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这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至理名言，可不能被当做是伟大领袖的伟大谦虚。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历史上有哪一位伟大人物，没有幼稚可笑的时候呢。就以大家熟知的秦始皇为例，他在混乱的战国时代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成就了封建社会千年历史中的改革伟业，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当今世界。但他同时却指派臣民在全国各地为他寻找不死药。为了他的帝业永存，他施行了焚书坑儒的暴政。千年之后，唐代诗人章碣用一首七言绝句，为他做了千年绝唱：“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还是回到我们党内。在我党初创时期，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领袖，犯了严重的“左”派幼稚病。盲目的认为革命高潮到来了，热衷于城市暴动。在红军还很弱小的时候，就去攻打大城市，要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结果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红军战士的鲜血和白区工作者的忠魂教育了我们党。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紧紧依靠人民，断言“兵民是胜利之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了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使我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没有经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也很肤浅，又走了不少的弯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后，急于求成，发动了1958年的国民经济大跃进。为了达到钢产量一年翻一番，开展了全民炼钢，各地建起数以万计的小高炉，连宋庆龄副主席的院子里，也垒起一个土高炉；为了当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亿斤，号召亿万农民破除迷信创高产。一时间，各地土法炼钢的产量“捷报”频传，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等等豪言壮语，见诸于我们的主流媒体。党报上刊登了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报道和图片。大科学家钱学森也在报上发文说：经过太阳光合作用每亩地理论上可产四、五万斤。就在这种浮夸风中，我们向世人宣布：“看来，共产主义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结果适得其反，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结果造成了全国性的饥荒。

    邓小平同志后来说，那时我们的脑子都热，不能怪毛泽东同志一个人。他还说：“勇于纠正错误，是有信心的表现”。为了与人民共度难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全国城镇居民一样，每月只有低定量的粮油供应，并且宣布不吃肉。这种情况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外历史中，绝无仅有。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在饮食上唯一嗜好，就是爱吃红烧肉。

    当年，周恩来同志深入农村调查，听了农民说的“真话”，解散了被称为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刘少奇同志为了得到真实情况，特意到自己湖南家乡驻村调查，得出了工作上的失误胜过天灾的结论。他向人民深深鞠躬：“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乡亲们！”在他处境最困难的时候还说: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一再升级，还多次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当年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张春桥竟这样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到了刘少奇，颗粒无收也是胜利”。恰似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言，那些唯心主义者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在餐桌上却享用着物质的美味佳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农民的家庭养殖和小商品生产，也当做资本主义尾巴来限制。城乡人民的从吃穿到许多日用品，都要凭票证供应。有些东西只能凭结婚证和出生证才能买到。1961年末，我拿着儿子的出生证，才买到一个蜂窝煤炉子，七十年代把它送给了一位老人，她感谢了我一辈子。当时，重视生产的领导人被批为以生产压革命，甚至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据统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八十。直到1978年，新到任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来到乡下，看到农民的贫困状况，“泪流满面”。当年九月，邓小平同志对地方领导同志说：“我们太穷了，说实话，对不起人民。”陈云同志更尖锐地说：“建国快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严格说来，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的血手印教育了我们党，使我们听从了人民的愿望，纠正了在农村政策上“一大二公”的错误。万里同志顺势而为，率先在安徽农村开始了改革，实施了最后被称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做法得到了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全力支持，随后逐步在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就是当年这个小岗村，被习近平同志赞为“农村改革发源地”。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同志顺应人民的愿望，在全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一九八二年，他在党的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讲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此缘起。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才终止了多年来在经济工作中关于姓社性资的争论。

    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得民心。人民群众冲破了多年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 ，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是让人民放开手脚干出来的。直到一九八八年，沿海省份多种所有制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打通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广阔门路，推动了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以浙江省为例，1982年到1987年五年间，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了一番多，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增长了一倍多。当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占全省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二。小平同志听了当时浙江省委书记薛驹同志上述汇报后非常高兴。当时，我们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这样说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农民的创造，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