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我曾接到过一些报刊编辑同志的约稿信，希望我能撰写有关仲勋同志的文章。怎么说呢，对于宣传报道我所持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谨慎的，一来，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所尽的党员义务和责任；二来，仲勋同志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总之，基于多种原因吧，我一直没有如约付稿。前不久（1998年7月）在编辑同志的再三催促下，我终于还是心允了。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我和仲勋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尽管我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在那些可数的时日里，值得回忆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虹霓摄于1998年秋:习仲勋与齐心

    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我们这些从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学逐渐有所觉悟。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工作，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滨是总支委员，书记是何仁仲。由于党总支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学校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了两起案件——“贴黑头贴子”(写恐吓信贴在校内墙上)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后来听白炳书同志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同志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同志，他正从杨滨同志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首长，还在蹦蹦跳跳的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草木皆兵，逼供信、假坦白的云雾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对此，地委书记习仲勋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地委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亲自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心里正为之苦闷。这次谈话，仲勋同志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为了安定民心，挽回党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影响，仲勋同志把学生家长邀请到绥师，安排他们住下来，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绥师从此成为边区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坚强阵地，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全地区的运动。绥德地区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运动中，保护了大批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只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他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与此同时打电报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逼供信、假坦白成风的形势下，仲勋冒着风险提醒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是多么及时和难能可贵啊！他还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大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仲勋也经常给我做书面指示，使我能够及时了解到整个运动的部署情况。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学习和工作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虽然不是个别接触，但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亲眼看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风度。甚至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党组织也让我参加，使我深切体会到他敢于冒风险、实事求是、敢于纠偏，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 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这年冬天，就在习仲勋同志去延安开会之前，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并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希望我从政治上考虑，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同志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同志曾让我写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1939年3月18日，我由姐姐齐云亲自送到抗大一分校（当时在太行山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女生队学习，半年后毕业。先是被分配到长治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后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任总务处文书，不久因抗大总校合并，我便在校部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40年冬经何长工批准到延安学习。1941年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秋季因参加党校征粮工作被派回陇东，征粮结束，1942年春回到延安。我要求学习文化，所以被派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43年春天来到绥师。1943年8月14日入党，因在1939年夏季反扫荡运动中表现勇敢、坚定，尽管不够年龄，组织上还是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六届六中全会决定18岁才能入党），40年秋季反扫荡后，我被提前转为正式党员。”

1947年春，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在延安花石砭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抓了回去时，他笑了起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却对仲勋同志的历史很不了解，他只轻描淡写地告诉过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同志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许多，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也是我们的介绍人），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等。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曾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上述那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的担子很重，在艰难的岁月里，不应该要求他过多的关照我。同时，我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不久，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仍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担任研究员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受益匪浅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另一段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的8年，经历了历次不眠的火热斗争，特别是从46年到48年，边区政府组织的历次土改我都幸运地参加了。在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直接领导下的土改，使我在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情绪，有了切身的体会。比如，不许采用挖底财、使用肉刑、侵犯中农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护了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
    虽说我和仲勋同志相距几百里之远（那时，仲勋同志在延安担任西北局书记），在我心里始终记得他讲的那句话，“我们休戚相关”。他经常鼓励我安心地在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农村是个大学校，有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还以他自己过去开辟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时曾到一家一户做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工作，他说：“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最初，我在绥德县地委、县委重点乡当乡文书，后来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并因此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这个阶段，我和仲勋同志虽然多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我对仲勋同志的严格要求不仅毫无怨言，反而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教导和培养。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同志的秘书黄植同志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同志，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驻地)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幸运地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这一次回延安，仲勋同志为我带来了姐姐齐云的信，那一天，我高兴得什么似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仲勋同志见到我们尚未起名的孩子时，高兴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端详了好久好久，望着女儿稚气的小脸儿，我看到仲勋的脸上流露出了慈父的笑容。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同志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就连桥儿的像片也多是由爸爸亲自拍的。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仲勋同志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抱着我大哭不止，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儿，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韦曲），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