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刘骞即刘克谦，1928年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时，经马湘介绍，加入洪门会。1943年，刘任四川保安处政治部主任，便在成都开“虎字号泰华山——忠义堂”，加入者有军政界、商界以及僧道等。1946年上半年，刘曾与洪门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商议组织洪门党，未结果。1949年5月，刘任川北剑阁区辖十个县行政督察专员，曾委派了一批“洪门兄弟”担任川北剑阁区要职。一度还曾与逃往汉中的胡宗南联系，企图在西南与共产党顽抗。旋川东、川南相继解放，刘于1 2月中旬在川北江油县起义，四川洪门组织始告结束。本资料记述作者加入洪门组织经过，在四川“开山立堂”以及四川洪门组织的发展和结束颇详，特别是关于洪门组织的一些规定记述尤为详细。今经整理，以供参考。

    1928年，我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认识总理陵园警卫处处长马湘（字吉堂，广东人，精拳术，曾任孙大元帅侍卫长），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时，马湘曾背负大元帅出险。相处日久，交情益深，知其为老洪门会员。后由马介绍，认识姚雨平老将军（亦系洪门前辈）。黄花岗之役，姚老将军率会党专任攻打广州小北门。彼时同寓南京，时相过从，谈孙中山先生运用洪门革命事迹甚详。我当时心中对洪门颇为钦慕神往。旋由马湘关系遂加入泰华山，为一步登天的心腹大爷，在会内与马湘大哥同起同坐。不久，调升为内八堂的香长盟证。同时认识了洪门友人江政卿（南京中央饭店总经理）、虞复五（保定生，肖之梦部旅长，当时任该部驻京办事处处长）等。“七七”事变后，抗日军兴，我在重庆工作。时马湘亦在渝，他对我说：“现在日寇侵占中国大半个领土，祖国危机甚于明末，你是四川人，应本洪门大汉族主义精神，开山立堂，团结志士，抗日救亡，兴华灭倭……”。我被他大义相勉，接受了他的劝告和鼓励，遂背榜下山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于1943年在成都开“虎字号泰华山——忠义堂”（因我出生于壬寅年，寅属虎，故用虎字号泰华山）。

    四川自陈近南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雅安白鹤洞开立精忠山，为叛徒弯毛根、方宾良所出卖，逃往湖北襄阳再行聚众起义，四川洪门遂为汉流所代替。迨至民国，有些哥老会已忘记汉流历史，多为土匪恶霸所利用把持，知道洪门的人已很少。我想开山立堂之后，尽可能将一些清水袍哥头子拉进洪门，以壮声势。兹将我开山情形写在下面。

    当时我任四川保安处政治部主任，并遥领行政院参议头衔，有权有势，有兵有人。第一步将政治部职员尽皆拉入洪门，然后由这些职员分别介绍一些社会上比较有相当地位的人士和商人等。我开山立堂，地点是选择在青羊宫二仙庵庙上举行的。那天下午，全班人马齐集二仙庵，派便衣武装把守山门和庙内外四周巡视。香堂设在该庙藏经楼上，由王道士（参加人之一，忘记了他的名字）协同预先准备停当，香案上供起始祖洪英等神位。其书写形式如下：

    香案上首悬挂关夫子神像（此像系汉口洪门龙头杨庆山所赠送，关公在半云半雾中骑赤兔马。周仓将军扛大刀随侍于侧。云系天圣帝君显圣对空所摄塑的。我看是人造加工，故神其说。但当时我亦坚持显圣之说．以坚众信）。新进人员一切手续如洪门传统形式（已见上文）。我焚香升表后，由香长、盟证刘鸿逵（曾任过川军师长，当过邓锡侯的老师，湖南人）宣读开山令：

神州生气恃风雷，
唤醒国魂战鼓催；
效法桃园齐聚义，
开山建业仗雄才。

    开山令读毕，继由座堂管事王利生（曾任邓锡侯部旅长，成都西门汉流首领）宣读“四大柱”——山、堂、水、香：

复清泰华“山”，
民族忠义“堂”，
五湖四海“水”，
松柏长青“香”。

    四大柱隐含复兴民族，光大神州，青史留香之意。

    继由陪堂管事王少容（政治部科长，王铭章师长之侄）宣读四大柱赞诗：

泰华山上英雄将，
忠义堂前豪杰强；
五湖四海兴汉族，
松柏长青把名扬。

    跟即由刑堂管事宣布堂规和一切禁律，然后由新进本人各自宣读预先写好的誓词：

    余誓以至诚参加洪门，今后严格遵守洪门规章，服从洪门号令。如有通敌卖友、违犯禁律等情，愿受家法最严厉之处罚。此誓。当家管事接收誓词后，随即由恩拜兄依次宣布新进的班行位次新进诸人即向四大盟兄行两鞠躬礼，向全堂兄弟行一鞠躬礼。同时全堂老弟兄以拐子式军礼相还，并致如下的鼓励贺词：
效法桃园，讲仁讲义，登台拜将，振兴汉族。

    其次由红旗管事手执一大雄鸡，高举空中宣读“金鸡令”。其词为：

    此鸡不是非凡鸡，它是独立鳌头的大金鸡。函谷关中出孟尝，鸡声一唱惊秦皇。闻鸡起舞刘越石，当代英雄谁不识。金鸡一鸣天下晓，四海英雄起得早……鸡有五德人当效，不义千金切莫要，一朝枝头变凤凰，复兴华友齐迎笑。

    最后由龙头大哥焚表送神。于是行礼完毕，全堂新旧弟兄纷纷互相道贺，依次入席，同饮血酒（执行金鸡令的不杀，另代以它鸡的血调酒）。散席之后，由各位大哥讲述洪门历史，和“山堂水香”与“四大柱”赞诗的意义，并分别讲一些规章戒律。尤其要严守秘密，父母妻子都不能告知。到散会时，已将半夜了。

    我在四川开山以后，即由洪门弟兄分别介绍一些社会人士加入，商界方面先后加入的有开西药铺的熊伯钦，开五金店的冯吉人，刻字号的虎学澜和李俊、张向震等。时值国难期间，同人亦分别集资委托他们做些投机生意，作为洪门的活动经费。因我当时身任军职，侧重吸引军政人员，故当时保安处有些团长如邓家声（军校学生，开汽车行）、朱世杰（陆大学生）、张书铭（保定生，曾任旅长、师参谋长）、郭勋祺（号翼之，曾任师长、司令等职）等，亦前后加入洪门。我尤其注意拉四川的汉流大袍哥，如王利生（曾任邓部旅长、成都西门袍哥龙头．已病死）、马昆山（什邡人，军校高教班毕业，曾任师长、川西袍哥首脑，已被镇压）、李清芳（温江人，陆大毕业生，曾任军政要职、川南汉流领袖，已病死）、魏厚夫（剑阁县议长、川北大袍哥，已被镇压）、邓叔才（保定生，曾任川军师长、成都和邛崃汉流领袖，已病死）、李金贵（新都县唐家寺人，曾任赖心辉部团长，新都、金堂两县袍哥的舵把子，已被镇压）等，都被我拉入洪门，同为洪门的大哥。

    我又看见洪门历史多与僧、道为缘，如军师陈近南在四川雅州白鹤洞化身为道士，进行洪门工作，明潞王的部将胡得起在湖北襄阳万云寺出家为主持，化名为万云龙，进行洪门活动。蔡德英在福建莆田县北莲山少林寺与该寺方丈智通和尚联合僧人一百多人起义。其他如广东惠州南溪庙的和尚与宝珠寺的僧人吴天起等，俱曾赞助洪门。故我亦注意憎道的发展路线。因此二仙庵的退院方丈王伏阳和孙方丈、文殊院的方丈圆照、峨嵋山报国寺的方丈果玲，乃至南京灵谷寺的方丈与善，都与我深相结纳，秘密加入了洪门。故有时吸收新进人员，亦在二仙庵或文殊院方丈室举行。每年五月十三日的单刀会亦照例举行。

    因我当时看见国民党一团糟，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争相劫收，民怨益深，党派纷起，我亦痛恨四大家族把国事搞坏。蒋介石召开伪国大会议，估选总统，有人把棺材抬进会场。这种不祥之兆，足见蒋政权腐败庸懦，无能为力，国事已不可为，惨胜之后，恐接着就要惨败。在此彷徨纷乱中，眼看共产党势力日大，难免无葬身之地。以为西南尚可苟安一时．只好幻想在四川布置自己的地方势力，与时局周旋。故我除创立洪门之外，又成立“地方自治学会”，标榜孙中山先生的乡村建设与农田水利和乡村教育等，来号召社会各阶层人士入会，以抬高我自己的社会地位。又与陆军副总司令兼中央军校校长关麟征相联系，企图在西南有所作为。这种鼠目寸光，全不知当时人民的力量，真是太愚蠢了。

    我与司徒美堂的交往和四川洪门的结束

    1946年上半年，我去南京开会，住在中央饭店，适司徒美堂亦住在该店，由马湘介绍与司徒相识。因该店总经理江政卿是洪门老弟兄，我又是四川洪门的负责人，故对司徒与我招待颇为周到，食宿都不要钱。我们三人常常在一起用餐。马湘当时任总理陵园警卫处长，早晚常来一块儿会谈。“天下洪门是一家”，当时我们四人无所不谈，司徒亦喜谈美洲洪门情况，我亦将四川洪门活动情形和发展路线作了一些介绍，司徒和马湘颇为赞成。

    惟司徒此时为“国大”代表问题颇伤脑筋。他时年八十，身高体大，足不良于行，手杖不离于手，惟神静气旺健谈，讲普通话很慢，但完全听得清楚。他骂蒋介石到激怒时辄以手杖击地。最初他以我是黄埔学生，讲话还留些分寸，后见我讲的比他还激烈彻底，又兼马湘从侧面的介绍，知我亦是不满现状的人，于是就无所不谈了。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派别和分裂，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等，谈话随时间越来越深入，共同认为洪门在国内有它的深远历史背景，有它的一定社会基础。最后遂谈到洪门组党的问题，但只谈了一个影子，并未谈出具体办法。因我会后，要急于回四川，司徒美堂、马湘、江政卿和我共摄一影作为纪念。司徒和我又拍一张，他又送我一张八寸的单人相片，（这些相片现尚保存），在分手时共约今后随时通信，共策进行。

    我返成都后，曾接司徒来信，约我赴上海参加“中国洪门全球恳亲大会”。因陈诚曾秘令军政人员不准参加洪门，否则撤职严办，故我不敢赴上海公开出面，复信告知了司徒美堂。过一段时间，又接司徒来信，言及恳亲大会的筹备情形复杂，他欲将洪门的致公堂改组为“洪门致公党”，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认为国民党已被二陈（陈立夫和陈果夫）弄得一团糟，此时各民主党派纷纷反蒋，而国民党的军队系派各怀鬼胎，四分五裂，尤以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另有打算，蒋已不能控驭，瞻顾前途，夜长梦多，另自组党寻求出路，是有必要的。但我不同意取名为“洪门致公党”，理由是：

    第一，致公堂是美洲华侨的洪门组织，今将致公堂的“堂”字改成“党”字，其他国内洪门的人一看，认为这是致公堂独自所换的招牌，就不易响应加入。

    第二，其他国内外人士一看见洪门致公党，认为这是洪门中人才有资格参加，本身就受了局限性，将来难于发展。

    我的意见主张组织“中国民主党”，暗中以洪门为核心，以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为宗旨，凡拥护“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实行“建国大纲”的士农工商各阶层人士都可参加，这样发展前途就宽大多了。我将上面的意见写了一长信向司徒美堂建议，不知何故，久未得到他的回信。现在回想，一定认为我的思想太落后了。过一段时间，司徒忽来信说：恳亲大会被CC份子陶□中、张书诚、骆介子、吕雒北等所操纵把持，由CC幕后策划，利用恳亲会决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我反对无效，被他们耍把戏，硬把我推为‘民治党’主席，而党内一切人事和经济由CC完全把持。我气极了，已登报声明脱离民治党，即将赴港转美……”此后我就未接到司徒美堂的来信了。

    自淮海大战国民党百万大军惨败后，形势日紧，四川省伪主席王陵基要我任成都市市长。我以为成都市达官贵人多，老人颇多，市长是不好当的。军校校长关麟征劝我不如当专员．军民两管，有相当地方武力，必要时他可将军校存放的数万枪支供给我一两万枝，并可会同军校的武力打游击战。因此我于1 949年五月调任川北剑阁区第十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我离开成都的时候，洪门同人百多人在文殊院为我饯行。我在席间宣布，我离开成都后，洪门事务请由郭勋祺大哥负责。郭谦让之下也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