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一封火急火燎的联名信,送到了南通纺织工学院教授马耀南的案头。

    信函来自他的故乡长山县。士绅们恳请他回乡,执掌长山中学校印,言辞之中颇见拳拳盛意。

    “马耀南以桑梓为重,向纺织工学院递交了辞呈,转陈了家乡父老的深情厚望,接着返回故里任教。这不仅揭开了长山中学历史的新页,也为黑铁山抗日起义埋下了宝贵的火种。”《马耀南传》作者高元盛说。

    在黑铁山起义爆发即将80周年之际,轻轻拨动历史的齿轮,回溯渐行渐远的往昔,体味这个节点的历史意义。

    不顾一切促成民众武力

    马耀南请辞高校教授,出任中学校长,除了心中桑梓之情的驱使,也有教育救国理想的悸动。

    马耀南自执掌教鞭,便将“教育救国”的匾额悬挂于校门之上。他一边延聘人才,一边筹资建设,学校面貌气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4年—1936年,长山中学连续三年会考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不同寻常的迹象,引起了教育厅长何思源的好奇。他到这里蹲点调研,了解办学奥秘。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随后莅临,对马耀南大加赞赏。有了何思源和韩复榘的肯定,长山中学和马耀南一时名声大噪。

    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马耀南并未牵挂在心,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去了解和关注。当时中日关系紧张,马耀南随时注意着瞬息变幻的形势。他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常在课堂上抨击,“不打日本,打内战算什么英雄”。

    七七事变爆发后,马耀南组织师生募捐,悉数寄往前线,鼓励将士奋勇杀敌。“马耀南还组织师生演唱爱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和《满江红》,鼓舞抗日士气。”高元盛告诉记者。

    眼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接连沦丧,马耀南在积极支持抗日的同时,萌生了组织抗日武装的念头。

   这种应时而生的想法,恰好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理念一脉相承。也正是它,支撑着我们这个古老多难的民族依旧傲然屹立。细读马耀南的笔记,这个念头的悄然萌发和渐次成形跃然纸上。他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的第三天,颇为自省地写道:“上海炮火异常凶猛,全国已进入血战状态,自顾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自即日起应特别振奋,求有所报命国家,获取较大代价之牺牲,方不愧生于此世间。”

    如何“报命国家”的忧虑,萦绕于他心头数日。到了8月20日,他终于思绪清明,将决心毅力诉诸笔端:“此时不便只身避难,只有不顾一切进行民众武力之促成。任何困难,准备忍耐下去。”

    马耀南不愿“只身避难”,为的是“不顾一切”,促成“民众武力”。此种信念,他虽是书于日记,却时刻牢记在心。后来他毁家纾难,筹募物资,献身疆场。

    拉队伍上山打游击

    马耀南组织抗日武装之际,两年前曾在长山中学任教员的林一山突然前来拜访。

    林一山是带着秘密任务来的。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针对严峻的抗日形势,发出“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的号召,制定分区武装起义的计划。可当时鲁北的起义中心,却一直是个难以填补的空白。

    省委书记黎玉询问林一山:“发动敌后游击战,鲁北还没有中心点,你能不能找一个?”林一山稍加思索,便想到了马耀南。马耀南人品颇好,爱国心切,如今国难当前,争取他很有可能。为了解马耀南的意愿,林一山特意前来拜会。

    林一山曾和马耀南共事半年,也算相知相交。林一山没有透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马耀南却开诚布公,亲自带林一山去乡间参观枪支,告诉他:“鬼子来了,我拉队伍上山打游击。”

    韩复榘知晓马耀南在拉队伍,便建议派李耀亭去当司令。林一山提醒道:“如果部队被李耀亭控制了去,你辛辛苦苦搞的武装支持了军阀,而你却达不到抗日的目的。”马耀南本来就对腐败无能的军阀素无好感,便委婉拒绝了韩复榘的建议。

    林一山在长山一共逗留二十余日。临别之际,马耀南请求林一山推荐人才来长山中学帮助自己。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耳目,马耀南要求来者必须是大学毕业生。

    接下来,赵明新、廖容标、姚仲明等分两批应聘进入长山中学担任教员。

    廖容标早先任过红军团长,此时化名廖之秀来到长山中学担任体育教员。

    不过,廖容标很快就露出了“马脚”。有次打篮球缺人,学生非拉廖容标来凑数,他只好硬着头皮上场。为了不让别人抢到篮球,廖容标竟抱球跑了起来,场上球员和围观师生一片哗然。后来“体育教员抱球跑”的笑谈,便传到了校长马耀南的耳中。

    马耀南改让廖容标课堂教授体育课。课上学生要求廖容标写板书。廖容标拿枪上阵是当仁不让的好手,提起粉笔却好似千斤沉重。他铆足力气,才歪歪扭扭写下一行粉笔字,这字迹不仅不规整,还掺杂了红军才用的简体字。满堂学生又是目瞪口呆。

    廖容标只得向马耀南坦言自己的真实身份。马耀南非但没有任何责备,反而异常欣喜。他和廖容标商议,迅速开办一期抗日游击训练班,培养能打游击战的军事人才。

    当时学校内有国民党特务活动,马耀南为掩人耳目,便将“抗日游击训练班”对外宣称为“长山中学民众夜校”。廖容标主讲游击战术,姚仲明主讲统一战线,赵明新主讲发动民众,其实和“扫盲识字”一点关系也没有。

    1937年12月17日,日寇的7架飞机轰炸了长山周村镇。长山内的国民党军队自知难敌,准备随时撤离。马耀南闻讯后,和廖容标商议,决定趁国军准备撤退、日军尚未抵达的机会,发动起义,组建抗日队伍。

    在起义地点选择上,马耀南和廖容标等人发生了分歧。马耀南主张将起义师生拉到长山的长白山一带。那里峰峦连绵,沟壑纵横,大小山头利于隐蔽。而且有愿意加入队伍的联庄会接应,可以解决队伍的吃饭、住宿、武器问题。

    但廖容标主张队伍东上黑铁山,在那里驻扎起义。不久前建立的中共花山党支部,可以帮助起义队伍立足稳固,而且周围群众基础较好。

    起初双方陷入了僵局。马耀南为顾全大局,同意了起义队伍开往黑铁山的建议,但他也进行了一些后续的补救工作。

    后来的形势证明,马耀南的“补救”对游击队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大褂子队行军起义

    12月24日,战争的阴云笼罩长山大地。不过纵使形势再恶劣,老百姓依旧要为衣食住行奔波劳累。这天恰逢长山大集,十里八乡的百姓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物资紧缺,纷纷赶集囤货,狭窄的街巷拥挤不堪。赶集正热闹时,天空突然有日机飞临,先后投下12枚炸弹,躲闪不及的百姓死伤惨重。爆炸声浪还将长山中学“教育救国”的匾额震落,有些教室玻璃也被震碎。

    马耀南在校园里,认定轰炸是日军的先期试探。一旦城内的国民党军队逃跑,日军将很快发动进攻。他一边指挥师生疏散隐蔽,一边和廖容标决定迅速起义。起义教员学生于当夜汇集完毕,悉数前往易守难攻的黑铁山驻扎待命。

    马耀南接着约姚仲明、廖容标到文庙开会,讨论起义的细节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马耀南审时度势地提出,可先由姚、廖带领师生出发,自己回家筹备钱粮物资。但姚、廖觉得自己在校内缺乏威望,危机关头难以稳定军心,最好还是由马耀南亲自带领上山。马耀南多次解释称,筹备起义除了有生力量外,物资钱粮供应同样重要。

    夜色朦胧中,60多名师生陆续集中到城南的南神坛村。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冒着冬日严寒,朝东边的黑铁山行去。

    但队伍在途中马上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大家行军50余里,已经饥寒交迫,疲惫虚弱。可到了黑铁山附近的村庄,队伍没看到热忱欢迎的群众,反而是杀气腾腾的抬枪土炮给了他们“下马威”。姚仲明后来回忆说:“村庄的联庄会,夜间常以土炮防我们接近村庄,有时给夜行军造成阻碍……队伍吃饭困难,群众也不愿意送给养。”姚仲明只好派出宣传队,请村里闾长领着在村间劝募早饭。可他们跑遍全村,募来的只有糠菜窝窝和玉米饼,数量还不够一半人吃饱肚子。后来队伍给养更加难以为继,干粮又少又孬,一天两顿只能吃个半饱。第三餐一点吃的没有,只能饿肚子。

    没有了物资给养,队伍何谈战斗力,别人望去不像游击队,更似难民营。因为还穿着学生的长衫装扮,老百姓看到他们,便叫他们“大褂子队”。

    千钧一发之际,马耀南亲上黑铁山,被推举为起义部队司令。

    东上黑铁山

    姚仲明、廖容标带领师生东进之际,马耀南马不停蹄地返乡筹措钱粮。马耀南此前为起义部队选中的安营地点是长白山,他便嘱托弟弟晓云、天民,将之前自己拉起的队伍带到长白山去,从西翼策应黑铁山起义队伍。马晓云还将筹集到的三支手枪,让马耀南带着上阵打鬼子。

    兄弟三人来到母亲房中,长跪不起,哭泣禀告:为不当亡国奴,儿子将离家上战场,去打日本鬼子。此去九死一生,便不能在膝下侍母尽孝。儿子恳请老母保重身体,勿以我们为念。母亲安氏见母子骨肉即将分离,自然痛彻肝肠,眼泪止不住流淌。她见儿子意志坚定,只能含泪答应了请求。为支持儿子打鬼子,她还把多年积攒的私房钱交给马耀南,让他带到部队充作军费。马耀南将母亲和家中女人、孩子,改名换姓后分散安置到临近的亲戚家。

    12月26日,马耀南作东上黑铁山的最后准备。他先请家里负责种菜的雇工安海鲁,把他多年来带点“书生气质”的偏背头剃成干练爽快的光头,又向本村财主购买一匹良驹,作日后驰骋疆场之用。

    27日清晨,马耀南拜别家人,孤身东上黑铁山,与自己牵肠挂肚的教员学生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