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邢台市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

    1940年底，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转移至这里，三年间，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97年，前南峪人在这里建馆，一座全国建馆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全面反映抗大校史的陈列馆依山而立。

    从2016年开始，陈列馆专门组织力量，对当年的抗大老学员进行了走访和史料发掘。

    老学员的讲述，也将人们带回到那个不屈抗争的烽火岁月。

    为了不当亡国奴

    “爷爷（奶奶），能不能唱一遍抗大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98岁的原总政歌舞团团长吴因老人（今年1月去世），越唱声音越高。

    唱到结尾，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唱道：“劳动者的先锋，劳动者的先锋，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这位曾担任抗大总校文工团音乐指导的老人激动地说：“我们不仅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去勇当先锋，更要为全世界的劳动者的解放而勇当先锋，这就是抗大的使命。”

    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光阴，淡化了老人对许多往事的记忆，却没能使他们稍稍遗忘这同一首歌曲。

    这首歌，倾诉了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学员，当初从天南海北共赴抗大的深情。

    如今104岁的王金革，来抗大之前，曾是一名旧军人。

    “我6岁以前，住在鸭绿江口。能看到的就是对面的朝鲜。”王金革说，他从小就见过日本统治下朝鲜人民的苦难生活。

    这样的印记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淡化，反而随日军的侵略而愈发沉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丢掉了，一二九运动后，反内战的情绪高涨。”终于，王金革不满当时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在韩复榘的三路军里，通过地下党员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辗转来到抗大一分校。

    99岁的刘光军，当年则是兄妹5人一起来到抗大的。

    1937年底到1938年初，刘光军兄妹5人或抛工作、或弃学业，从老家广东奔赴延安。在近一个月的行程里，他们有时搭车，有时徒步，有时还遇到日寇的飞机轰炸，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延安。除三哥刘如心抵达延安后不久被派往英国深造外，其余4兄妹均留在抗大学习。

    “父亲一贯支持革命事业，大哥刘梦晖、三哥刘如心很早入党，常对兄弟姐妹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刘光军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光军兄妹想去延安抗大学习打鬼子。“父亲得知我们的想法后，非常高兴，说：‘没有国，哪还有家呢？你们兄妹去打日本鬼子，是报效国家，好得很。’”

    报效国家，是他们共同的选择。

    “1939年，我16岁，一个欢蹦乱跳的女孩子，为了不当亡国奴，从这个大门走向了革命。”曾在回顾往事时写下这句话的老人，今年94岁，名叫郑织文，是抗大总校第五期学员，出生于河南官宦门第、书香世家。

    “一二九运动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奠定了无数青年学生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础。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郑织文回忆。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正在开封求学的郑织文，和当地大中学生一起，参加了开封学生游行。后来郑织文对延安愈加向往，并于1939年1月，瞒着大姐偷偷离家出走，投身革命。

    为不当亡国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他们背井离乡，走进抗大，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这座“革命熔炉”。

    抗大学员在浆水

    2016年正月初三，94岁的辛良志老人从邯郸来到邢台，站在抗大陈列馆前。

    老人看着通往陈列馆的路，想起了往事。“我们当时在这里的时候，只有一条街，村口有站岗的。进村以后这一条街北边是住户，南边也是住户，就这一条街。”

    如今的辛良志走路需要搀扶，已经很少出门。但在陈列馆前，他固执地拒绝了大儿子的搀扶，一步一步，缓慢而庄重地踏过了陈列馆前的108级台阶。

    1940年11月4日，抗大总校转移至邢台县浆水镇一带。当时，校部设在前南峪，政治部在浆水，供给处在河东，医院在桃树坪，卫生处在安庄，文工团在浆水。在这里，抗大开始了建校以来的正规化办学和建设，并指导全国各个分校改进工作，先后培养了十万多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

    辛良志是在1941年底，跟随抗大总校特科大队来到前南峪的。当时特科大队下设三个分队，一个是他所在的工兵队，一个是学医为主的女生队，一个是炮兵队。

    “我们稳定下来以后，开始上主要的课程。政治课程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辩证法唯物论》等。”说起所学课程，老人记忆犹新。

    也正是在浆水期间，辛良志开始系统学习工兵知识，包括散兵坑、坑道、爆破、筑路、架桥等工兵队的专业课程。“攻城的时候城墙很厚，怎么办？一个是炮轰，另一个就是用炸药炸开。还学挖地道，从城外挖到城里。行军的过程中过河怎么办？就要学习架桥的技术。下雨道路泥泞怎么办？就要学筑路。”辛良志说。

    1942年，辛良志即将结业的春天，抗大附设陆军中学在浆水成立。

    “陆军中学学员平均年龄十四五岁，是抗大年龄最小的一支队伍。学文化、学军事、学开荒，什么都学，在太行山下迈出了成为军人的第一步。”如今92岁的张书琴，曾就读于陆军中学。老人回忆说，当时陆军中学下设6个学员队，约800人，这些小学员是被作为建国人才培养的，因此有“建国大队”之称。

    “我父亲何长工说过，‘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抗大是在浆水川度过的，是浆水人民养育壮大了抗大，对此我们永志不忘。’”何长工的儿子何光暐说。

    浆水办学环境虽已有所改观，但学员们学习、生活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

    “盐比金子还贵。”当时，由于敌人封锁，食盐短缺，一个学员给发一个盐包挂在腰上，辛良志舍不得吃。辛良志每个月有一块钱的零用钱，竟也没东西可买。“干啥用呢？哪个学员病了，到老百姓家里买点面，做点面汤喝。有时买点鸡蛋、核桃、柿饼等，大家一块儿吃。老百姓好到什么程度，给老百姓一毛钱，老百姓给我们好几斗核桃。”

    夏天，学员们在树荫下、打谷场上听课。冬天，破庙、祠堂或老百姓的羊圈就成了他们的课堂。没有黑板，借来老乡的门板；没有粉笔，就挖白土搓成细条晒干代替；没有桌椅，就用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没有笔墨，就用子弹壳自制蘸水笔，刮锅底灰或用煤灰调成墨水。

    “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气。”老人们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描述抗大经历对自己的影响。

    “浆水那三年，是我们这一生里的一个亮点。”王金革说。

    辛良志说自己从抗大摇篮里获得的知识和品格，受用终身。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建设矿山时发挥自己的军工特长，后来在保定化纤联合厂任党委书记时，还让原本靠贷款发工资的厂子重获新生。

    陈列馆人员寻访到的抗大老学员中，有将军，有学者，有音乐家，有外交官，更有一大批在国企和国家机关任职的管理干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条建设战线的栋梁之材。

    难忘同志，难忘牺牲

    都说百炼成钢，抗大学员们磨炼本领、锻炼意志的“熔炉”不仅在课堂，更在血色弥漫的残酷战场。

    “抗大在浆水的三年，敌人扫荡很多。”王金革说，抗大挺进敌后办学，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埋在日军心脏地区的一颗炸弹。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扬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宁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发生在1942年的“五一”反扫荡战役是抗大学员们在浆水期间经历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对敌斗争，也让老学员们至今难忘。

    1942年5月21日，日寇调集1万余兵力，分四路合击抗大总校所在的浆水镇一带，敌人来势之猛、兵员之多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