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1936年6月1日，瓦窑堡米粮山，一座破旧的寺庙外一片空地上，临时垒起的土台子，上面摆着一张长方桌和几条木凳，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这就是主席台。

    毛主席就站在这里，在抗大的前身抗日红军军政大学成立的这一天，面对着站在台下的1065个抗大的第一期学员，和专门前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发表了重要讲话，并讲了抗大面临的现实的困难。

    “抗大”正式开学了。抗大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创办和直接领导的大学，党的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抗大第一期的学员，都是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中抽调出来的职位相当高的干部，其中有的担任过军长、师长等职务，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按理说抗大应该是学校环境、教学设施、教学资金等等学校所有应具备的条件中最优越的。但抗大究竟有什么？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一穷二白”。似乎开办学校的很多基本的条件和设施一点都没有。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真诚地把困难讲给了学员。

    对抗大的学员们来说，抗大初创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田野就是操场，院子就是课堂，膝盖就是书桌。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大的一、二科跟着党中央移驻保安(今志丹县)。当时保安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横征暴敛，洗劫一空，城内居民只剩下四百多人。群众只能给红大腾出几间破窑、废庙、牛棚、马厩。但是，红大的教职学员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他们豪迈地说：“雪山、草地、腊子口，穿着草鞋照样走！这点困难还能挡住我们?”他们卷起袖子，打起赤脚，用勤劳的双手，很快地把臭气熏天的马厩，打扫成清洁的学习室，把破烂不堪的废庙，整修成整齐的课堂，把残留的石窑洞整修成整洁的宿舍。他们用大石块作桌子，用小石块作凳子。红大学员就是在这样的石头天地里，开始了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当地群众看到红大师生这种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深受感动，特地赠送了一幅“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的锦匾，作为纪念。

    抗大每个学员的背包后面，挂一块木板、学习牌，目的就是为了打造一种边走边学的独特的教学方式。当时还流传着“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顺口溜。1939年起，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延安的生活极端困难，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出去挖野菜、采树叶，掺和玉米熬成稀粥充饥。

    抗大就是在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这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而且“越抗越大”。最后成为影响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培养出了20多万优秀的军政干部，和成千上万名优秀的指战员，驰骋疆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将，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名校，这里面的秘密何在呢？

    为了探寻这个秘密，我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的抗大纪念馆里参观。仔细地观看纪念馆里的每一件物品，细细的品味每一处的解说词，体味里边蕴含的意义和潜在的内涵；到抗大总校的曾经的所在地进行考察，到抗大学员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村庄进行走访，到他们住过的房屋里、走过的街道里、劳动过的田地里、攀登过的山路上寻觅他们的足迹；到他们曾经的房东和邻居们的每一位的见证者那里以及他们的后人的口中，寻找和挖掘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到革命前辈们的回忆录汇集成的书海中架起的历史的桥梁中，去默默地探寻。仔细地观赏着件件珍贵的文物，认真地倾听着人们讲述的抗大学员们的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精彩动人的故事，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营养在洗涤着我的灵魂，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抗大精神在浸染着我的心灵。每一次的探寻行动中，都能发现很多的感人的事迹，都能得到很多的有的已经是快被遗忘的秘密，都会经历一次次心灵的震撼，拨开思想上的迷雾，看到精彩闪光的人生。

    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毛主席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杨至成为校务部长。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所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也称为“窑洞大学”、“战火中大学”。这样的学校，在现代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对当年的抗日斗争以及整个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也是独一无二的。抗大第一期的学员，都是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干部，其中有的担任过军长、师长等职务，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从第二期起，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员人数激增，其中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名知识青年，汇成具有1000多名学员的学校。从第三期起，学校成立了军事队，加强了军事教育和军事生活。第四期学员人数增加到近5000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了使抗大教育更能适应抗战的需要，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经过晋察冀进入太行山区办校。在敌后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抗大的教师和学员经常参加反对敌人扫荡的战争，并克服各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抗大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发展了8个分校，后来又发展为12所。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各抗日根据地，东至海滨，西至西北高原，都有了抗大的旗帜。抗大有教职员共1000余人，其中包括校务部、训练部和政治部等各方面的干部。全校学员最多时有1万多人，其中有女学员1000多人，女生队除了一般的军事政治教育之外，还有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等科。

    抗大每期学习期限为4个月到半年、8个月、1年、3年多不等。抗大一期和抗大二期的学制都只有半年左右，第8期为3年多。在军事队中，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和军事操课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三分之二，政治课占全部时间三分之一。在政治队中，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军事课占三分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抗大先后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其中有身经百战、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各级干部。其中许多人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抗大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辉篇章，它的伟大业绩将永远留存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抗大也完成了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同年10月，原抗大总校一部分教职学员奉中央军委命令向东北进军，1946年2月底到达吉林通化，筹办“东北军政大学”。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抗大从1936年创立到1945年结束的9年办学期间，总校共培训了8期干部创办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在 1955 年授衔的将帅中，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就有元帅 7 人、大将 10 人、上将 29 人、中将 105 人以及少将 366 人。其中元帅有：朱德、林彪、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大将有粟裕、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等人。

    抗大的条件极端艰苦，没有教师，没有正规的课堂，没有桌凳，缺少吃的穿的用的，物质条件极端匮乏，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一流的军政人才，奔赴抗日前线，令日本侵略者心惊胆战，让日本最牛气的战将们，魂飞胆颤，晕头转向。最后不得不调动几十万兵力，对抗大所在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次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大扫荡。虽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抗大学员却越战越强，越战人越多，越战越灵活。打得日寇丢盔弃甲，人仰马翻。让日寇的地盘越来越小，人员越来越少，物资越来越供应不上。一个个曾经的所谓大日本帝国的名将，却成为曾经被日寇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瞧不起的“土八路”的抗大学员手下的败将，甚至命丧黄泉。

    让消极抗战的拥有几百万正规军的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不得不眼看着贫穷的少吃没穿的、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抗大学员，一个个成为了智勇双全、英勇无敌的“飞将军”。在广大的抗日战场上从横驰骋，写下了一曲曲令人振奋、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欢迎历史的壮歌。

    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是以这些抗大的学员们为骨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小米加步枪”，与全部美式装备，经过正规化训练的，有飞机、大炮、坦克等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号称八百万军队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全面的斗争。蒋介石曾经叫嚣要用三个月解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然后又发动对陕北党中央所在地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最后都被毛主席领导指挥的以抗大毕业的学员为骨干的解放军指战员，一一粉碎。人民解放军却越打越多，从最初的几万人，到解放战争结束时，成了三四百万人的雄师；而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到最后成了人民解放军人数的零头。最后不得不丢弃大陆，跑到小小的台湾岛上苟延残喘。国民党的黄埔军校，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正规的课堂，正规的教室，一流的教学设施，还聘有外国的军事专家参与教学和管理，培养出的看起来衣冠楚楚，神奇十足的国名党的一批批将领，最后却一个个败下阵来，逃跑的逃跑，俘虏的俘虏，最后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一败涂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朝鲜战争，并且把战火烧到我国的鸭绿江边，炸毁我东北同胞的房屋，炸伤炸死我们的同胞。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果断地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从抗大培养出的指战员为骨干，率军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和联合国军作战，经过几个战役，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得退回到了三八线。不得不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金日成的人民军进行谈判。让美国号称最优秀的指挥员年已61岁的沃克中将的座车就是在溃退途中与南朝鲜溃军的汽车相撞，沃克当场毙命。然后又经过几番较量，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在停战谈判书上签字。美国“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定》及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他签字后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威胁性”。后来他回忆说：“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沮丧的心情。我想，我的两位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将军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让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一败涂地，在全世界丢尽脸面，而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的地位却越来越高。

    在以后的六十年代的珍宝岛战斗，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等，在来自以抗大为骨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的指挥下，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这些活生生的现实，让世界人民知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天下无敌手。

    我通过仔细地寻觅，我在他们的脚步中寻到了坚韧与顽强，在他们的言语中悟出了对光明的向往与热诚，在他们的歌声中听到了乐观与蓬勃，在他们的行动中感受到了团结与热情。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永远闪耀的璀璨的光芒。这里边的秘密就在于他们是用活的闪光的灵魂在武装着自己，使他们生发出了无穷的智慧，能够创造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特殊的精神的力量，能够在任何的艰难险阻面前，无畏无惧，勇往直前，改天换地。使他们犹如“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犹如“蛟龙入海，必定风起云涌”。使他们成为了世界上打不垮、压不弯的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的群体。这活的灵魂就是最先进的理论的武装，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武装。这种灵魂，使形与神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抗大的学员们永远代表着正义，永远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力量，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他们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汲取了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精华，把最优秀东西发扬光大；植根于勤劳、善良、勇敢、朴实的亿万人民群众的沃土中。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血肉相连，水乳交融。他们始终为人民而战，为打倒一切反动的腐朽的势力而战；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成为世界的主人而战。让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理想成为现实，让无数的在黑暗中的人民大众看到光明，走向光明。他们的任务明确，他们的信念坚定 ，他们的理想伟大而崇高，他们的使命神圣而光荣。

    我在上上下下的寻觅中，终于探寻到了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有很多是我们后人难以复制的，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宝库中绝妙的艺术珍品。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值得我们永远思考。

    首先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大的绝对而坚强的领导。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只要了解和学过中国革命史的人，对于抗大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是答案很明确的毫无争议的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已经最浅显最经典的揭示出了历史的真理。但是在上世纪抗大创办之初，对于这个问题是有过很大的争议，甚至是经过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抗大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是抗大创建初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与王明等人的错误主张斗争的焦点。部分同志在要不要坚持党对抗大的领导问题上，曾产生过一些模糊的认识。当时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基本形成，党内一些人提出要把抗大办成所谓“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的主张，妄图取消党的领导，扭转抗大的政治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一般的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

    为了同王明的这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明确指示：抗大和黄埔初期不一样。黄埔初期主要领导是国民党人，部分学生是国民党人；抗大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或倾向共产主义的。正因为这样，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前进，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作出更伟大的贡献。毛主席再三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毛主席还亲自领导抗大的干部和学员，参加了当时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他还多次到抗大登台演讲，深入浅出、慷慨陈词地揭露与批判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抗大办学的根本原则。

    党中央、中央军委把办好抗大作为我党我军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条件之一，十分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毛主席特地在1936年5月召开的“大相寺会议”上，反复阐明培养干部的战略意义，动员各部队党委把眼光放远一点，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人学。在抗大创办过程中，党中央对抗大的工作经常给予指导。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来到抗大学习的学员数量增加和学校扩大的新情况，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一九三八年五月，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本期教学任务，总结建校和领导青年知识分子的经验，选举成立了新的校务委员会。同时还加强了党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当时学校有民先队队员两千多人，是学校各项工作的一支突击力量。中央军委还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健全了校部组织机构，毛主席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这就使抗大的教育，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抗大的贯彻与执行，使抗大一直沿着党指引的正确的轨道前进。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大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亲自抓干部教育，亲自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亲自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确定领导班子等重大问题，到参加抗大集会、给教职学员讲演、上课、个别谈话、出版校刊等实际工作，都抓得很紧。毛主席还经常来“抗大”给学员作讲演、报告，聚焦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推进党的理论特别是军事指导理论和战争理论的创新，毛主席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就是为抗大学员所作的讲演，还讲过《辩证法唯物论》，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反对自由主义》 这篇名著，也是1 937 年10月毛主席应抗大的领导特约而为抗大校刊《思想战线》 第1 期撰写的文章。

    1939 年l 月，抗大进行工作检查，向党中央写了检查总结报告，中央还就此专门作出了《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对抗大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19 39年7月，党中央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任务，适时作出了扰大总校挺进敌后，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分校的决定，并对留在延安的第3 分校进行工作检查，发出了《 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 ，再次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后，中央还经常通过电报、文件，对抗大总校的工作继续进行指导，并要求各中央局、各部队加强对所属抗大分校的领导。1941年9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抗大总校归中央北方局、前总直接领导，各分校归各战略根据地最高党政领导。1 943 年春，党中央、中央军委又适时地作出抗大总校及第2 、7 分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办学的决定。这些重要决策，保证了抗大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事实证明，党对抗大的坚强领导，是把抗大办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使抗大成为培养锻炼革命青年的大熔炉，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其次，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就在于始终坚持政治挂帅 ，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大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思想基础和觉悟程度差别很大，有的青年对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缺乏了解，有的青年缺乏经受残酷战争的思想准备，加上敌对势力的一些歪曲的宣传，以及一些特务分子从中恶意煽动，许多来到抗大的青年，存在着很多的不正确的或者片面的认识，以及一些非无产阶级的对革命事业有害的思想和行为。面对这种情况，教育和帮助学员们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觉悟，就成了抗大的首要任务。

    抗大在创建之初，就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用马列主义武装学员的头脑，坚持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学员思想，使学员牢固树立远大理想和必胜信念，担负起了为民族解放战争造就大批干部的光荣使命。抗大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展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抗大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教学内容上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哲学基础，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把握抗日战争的总体策略，以《论持久战》的学习来认清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坚定必胜的信念，以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来保证党员的先进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了抗大办学治校的灵魂。

    毛主席在给抗大第三期学员讲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时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毛主席亲笔为抗大制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随后他进一步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中首要的一条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也是最根本的一条。

    毛主席在第四期开学典礼上对学员们再次强调要学习和领会好抗大的教育方针及其校训。为此，毛泽东还引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深入浅出地给大家作比喻：“唐僧一心一意要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把他骗了，把敌人当好人。猪八戒有很多缺点，但他有个优点，就是能吃苦耐劳，书中说有个臭柿胡同，臭不可闻，挡住了去路，就是猪八戒把它拱开的。孙猴子灵活，很机动，但有个缺点，方向不坚定，有点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那匹小白龙马，他说：“你们别小看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一直把唐僧驮到西天，又把经取回驮到大唐长安。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在这里毛主席形象地讲清了抗大教育方针的几个方面的关系，特别强调了取到真经是他们的共同的政治方向和追求的目标，是支配他们行动的旗帜和灵魂。没有唐僧的坚定不移的这一个政治方向，就不能团结一致，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他们就到不了西天，取不到真经，成不了正果。毛主席勉励大家，只要树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就能够积极地改正缺点错误，就能够去掉一切不合乎革命事业需要的思想行为，就能“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主席号召抗大的学员，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