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红军长征，媒体多有纪念文章，但于“长征”一词的最早使用，有归于毛泽东的，则是谬误。比如，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王明于1934年11月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第一次使用的。但王明所使用的“长征”概念，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

    网易 2006年10月18日转载的标题为《透露红军干部腐败，最早的长征日记没能公开出版》的《文汇报》文章，按理应是长征问题专家的文字，但依然犯这谬误，是很不应该的。文章说：“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其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最初并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当时的中共中央决策层也并没有料到会走那么远。当时的对这次远征的称谓为“西进”。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而毛泽东《七律•长征》是1935年10月作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而国民党从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这里，作者列了“西窜”、“西征”、“长征”这一词谓序列，并明确毛泽东的“首先”地位，这种文章法应是学术化的，但却是谬误。故笔者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有《寄怀陆定一红军万里长征之（布告诗）》为证，此闲笔为补正。

    “长征”一词何时首次提出？解放军档案馆处长宋传富认为：1935年5月在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首次提出。宋传富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使用的并不是“长征”一词，而是分阶段使用“突围”“转移”和“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以前，红军文献中一般使用“突围”和“转移”；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中央红军一直往西挺进，在此期间的红军文献中一般使用“西征”。

    目前可查的红军档案是解放军档案馆收藏的一张《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全文共156字，以韵律文的形式发布，全文如下：“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落款是：“红军总司令朱德”。

    宋传富说，这张布告尽管本身没有留下具体时间，但从布告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红军在进入或即将进入彝族聚居区时发布的宣传告示。事实上，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并未使用“万里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提出“长征”这一名词的呢？

    “‘长征’一词是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在1935年2月23日于贵州发布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见的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的最早文献。认为最早提出的。”冕宁县委宣传部干事赵作奎介绍，该文件说：“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布告》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发布的唯一一份布告，虽然是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的，但撰写人是陆定一，刻版、油印的则是当时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的文书科长赵发生。”赵作奎还说，“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是由陆定一首创，并经朱德总司令首肯而被广泛传播开来，载入了历史史册。这说明，当时中央红军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此次战略转移的艰巨性，于是提出了‘万里长征’这一名词。”在赵作奎看来，“万里长征”既是对红军已经走过的路程的肯定，也是对即将前行路程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