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中央嘉勉电 我军解放华北战略要地石家庄 创夺取大城市的光辉先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

    中红网编者按：在纪念解放石家庄七十周年的日子里，中红网总编江山等同志11月12日上午去看望了全国党建领导小组组长、原中组部长张全景同志。张部长高兴地告诉大家：“我反复看了两遍栗冀生撰写的《开国之城的红色宣传》一文，解放初期的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吴立人同志，是我党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在全国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典范”。他说：“这篇文章写的很好，材料珍贵、充实，值得学习。我一直也在想，我们现在的机关存在机构重叠臃肿 ，人浮于事，推委、效率低，不愿担当责任；甚至不做为的问题；干部公务员用的人太多了，所谓的‘官多为患’嘛！用的这么多的人，该怎么办呢？就是要实行‘精兵简政’高度的兼职。你们看吴立人身兼多少职务啊！我们纪念解放石家庄，要学习建国初期党的干部廉政勤政，为党和国家忘我奋斗的革命精神，这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我们今天学习和纪念石家庄解放七十周年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编者按结束）

    1947年的11月12日，经过6天6夜的激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用攻坚战术攻克了第一座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军事重镇——石门。石门即石家庄的解放，为我军适应战局变化的形势，提供了武装夺取大城市的经验，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试验田，在城市接管与改造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样本。石家庄作为“开国之城”，全国瞩目，百废待兴，如何正确的宣传贯彻毛泽东在我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如何正确的宣传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当时石家庄市委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开创“开国之城”的红色宣传

    1948年3月5月，随着党中央机关转移到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成立，石家庄一度成为华北解放区的中心和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倍受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许多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曾在石家庄视察或停留。石家庄的许多工作是在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及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中央工委曾多次派调查组到石家庄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刘少奇、董必武、彭真、聂荣臻等中共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及华北局的负责人多次听取关于石家庄的工作汇报，给予重要指示和具体指导。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先后搬到石家庄办公，各高校纷纷在这里落户。

    石家庄城市的重要地位凸现出来。中央把石家庄作为管理城市的试点，决定：中共石家庄市委直属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按照区党委(省级)的建制，石家庄市的领导干部由华北局直接配备。由此，石家庄市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唯一的省级建制的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5月之前担任冀中区党委秘书长的吴立人与冀中区党委副书记刘秀峰一起受中共中央华北局任命，调入石家庄市委领导核心的。历任石家庄市委秘书长、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兼石家庄市首届人大委员会常委、人大选举宣传委员会主任、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兼市财经委副主任、兼中共石家庄市委工厂委员会常委、兼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石家庄市第一届委员会书记等职。据时任石家庄市副市长的藏伯平回忆：“当年吴立人同志33岁，担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的石家庄的各项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兢兢业业、辛勤工作，对石家庄的宣传工作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的放矢，他深入厂矿、学校、街道、商店，一手抓组织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一手抓战乱恢复、整顿治理、建党建政等工作，通过大力宣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利用新闻媒体扩大宣传，他亲抓亲历、使战争创伤得到恢复，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人心，使广大群众有了前进的方向”。吴立人不仅对党初步进入城市、探索和创造城市的政权建设、社会秩序和建立城市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等有了整体的认识和全面的实践；作为石家庄市委领导，吴立人在市委书记刘秀峰的领导下，把抓好宣传干部队伍的建设放在首位，他除了精心亲自选拨考核宣传干部，把最优委的干部放在宣传岗位上学习和锻练，他在回顾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时，特别强调毛主席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吴立人说：“早在1927年,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在江西永新“三湾改编”时,就为红军士兵委员会制定的五条任务中规定了: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1929年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决议中,进一步明确: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重大任务……红军文化宣传的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宣传的方法为传单、布告、宣言、壁报、歌谣、画板、化装宣传、演说等……。因此,继承我党我军重视宣传工作的光荣传统，不仅是一项开创性的重要工作，也是我党我军“抓好枪杆子、抓好笔杆子，干革命就要靠这两杆子”的革命法宝和光荣传统的永续和传承”。

    为了使开国第一城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向繁荣，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吴立人组织全市各级党委把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市进行了深入宣传、学习和贯彻；不仅为解放全中国培训了大批南下工作的优秀人才；同时也为直接参与毛泽东主席制定并实施的“绥远方式”和平解放绥远的重大的历史实践准备了一大批有较高政治素质、会做城市工作的优秀干部队伍，仅1949年下半年，从石家庄调出到各地的干部就有401名，其中县级86人、区级103人。实践证明，这批石家庄在归绥、绥远、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共中央对吴立人同志的结论指出：“解放战争时期，吴立人同志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为支援平津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繁荣群众文化生活

    市委宣传部，是全市文化事业的主管部门。兼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吴立人，为繁荣石家庄市的文化艺术事业，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血。

    石家庄刚刚获得新生，旧社会的封建陋习影响深远，文盲、半文盲占据多数，整个社会还处于恢复整顿时期。

    吴立人指出：“过去的教育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今天的新教育则首先是为工农劳动大众服务的”。他积极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为使广大人民群众能迅速得到受新教育的机会，尽快成为恢复城市建设和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为了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他积极招募各种人才，聘请教师、先后开办大中小学，大办社会教育；在吴立人的领导下，各区都成立了人民教育馆，教育馆是使获得解放的人民群众，获得再教育的机会，获得文化和专业知识的中心，开办各种形式教育，市委书记刘秀峰、第一副书记吴立人等市委领导经常亲自到机关、学校、文化馆等讲课，工人的文艺活动已经以新的姿态活跃起来，获得群众赞许。1948年至1949年，石家庄市民教馆先后被晋冀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评为模范集体。

    时任石家庄市电影管理处副主任的翟福林同志在《百两黄金和十部影片》一文中记述了市委宣传部长吴立人派遣他到苏联占领的大连去购买苏联电影故事片的史实。

    中共中央驻西柏坡时，1948年5月初，石家庄市群艺馆干部翟福林、黎虹两人奉时任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长吴立人、副部长陈荒煤之命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身上除带着党中央的绝密信之外，还有百两黄金。他们水陆兼程，穿越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沿朝鲜西海岸往北，在国民党军舰追击下冲入当时的苏联管辖下的大连。回来时又几经磨难，随时准备沉入大海为党捐躯。终于把党中央需要的“东西”带回了石家庄解放区。除了两箱文件之外，他们用百两黄金并准备加上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10箱苏联1938年版的《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中文精装本以及其他书籍。还有10部电影拷贝——《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列宁在1919》、《宣誓》、《保卫察里津》、《敌后游击队》、《健美雄姿》、《空中大战》、《彼得大帝》、《冰上大败德寇》等苏联电影片。这些“东西”给解放区带来了新世界的信息。这正是即将解放全中国，即将进入大城市的中共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急需的。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长吴立人代表市委对他们完成任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进行了表彰。

    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干部在西柏坡曾多次观看这些影片。苏联影片带回石家庄后，人们迫不及待地要求放映，不但满足了当时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济南、阳泉、太原等地军民文化生活的要求，而且鼓舞了军队的战斗情绪和群众在支前运动中的生产热情。“百金加生命”换影片的感人故事传开后，石家庄的军民激动地说：“对于国家大业，对于获得解放的黎民百姓，这些用生命换来的革命影片，我们万金不换，何况百金？！”

    为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吴立人深知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好的文化生活，必须吸收一大批爱国青年，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文化事业中来。

    当时的华北平剧院，从华北联大划归石家庄市委领导，领导的部门就是吴立人兼部长的市委宣传部。平剧就是京剧，华北平剧院的前身是原延安平剧院，曾是直属中央的演出团体，有着一批著名的编导艺术家如张梦庚、阿甲、任桂林等，但是演员阵容相对薄弱。为了把华北平剧院建设成全华北艺术水平最高的专业京剧团，吴立人给了平剧院任桂林一个艰巨的任务，让他去做李和曾的思想工作，将演出能力很强的李和曾领导的民主剧团和华北平剧院合并。

    任桂林后来回忆说：“石家庄市委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叫我们去做工作。可是这个工作很不好做，因民主剧团在新中国大戏院演出的成绩甚佳，每人都分到不少钱。万没想到和李和曾一谈就通，而且他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在他的影响下，有吴葆华、吴素英、王颉竹等同志，都参加了华北平剧院。”“市委认为对他们应有优待，李和曾每月也不过三、四百斤小米，他的父母还跟随着。这也能看出他们的思想觉悟来。市委还在石家庄电影院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吴立人讲了话。”“李和曾自参加平剧院后，表现积极，思想进步很快，经平（京）剧院的薛恩厚和张梦庚的介绍，由市委副书记吴立人批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其他同志多在到北京后不久，也陆续解决了党籍问题。”

    1949年春，华北平剧院随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任桂林回忆说：“临走时，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吴立人同志，向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部党组书记周扬提出，要求留下几名干部在石家庄，周扬同志问我愿不愿意留在石家庄，我再三考虑，觉得又是故乡，一个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于是我便答应下来。并提出我一个人不行，同时把齐修林、韩洪涛、孟刚等同志，也都留在石家庄工作，他们也同意了。”平剧院走后，“我们几个等待工作安排。我记得有一天吴立人找到我谈话，要我做文教局副局长，我对他说我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不能胜任。他说他也没有做过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工作，现在缺少干部，只能在做中学习。”

    任桂林是个难得的人才。曾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四名代表之一，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几易其稿，写出了《三打祝家庄》剧本，在延安连续演出了两个月之久。毛主席亲自给任桂林等写信祝贺。之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多次观看任桂林的演出，他的《奇双会》、《打侄上坟》、《进长安》、《赤壁之战》、《昆仑草》、《马陵之战》等均受到高度好评。他还先后创作了《即墨之战》、《秦良玉》、《郑成功》、《玄武门之变》等20多个剧本，均在戏剧舞台上演，成为保留剧目。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虎穴追踪》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批优秀革命故事片。

    任桂林留任石家庄期间，先后担任市文艺工作委员会主任、市文教局副局长、石家庄市第一届市文联主任。

    吴立人让任桂林接手“石家庄市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后，任桂林不负重托，凭着自己的文化艺术造诣和领导能力，使石家庄市的文艺团体的艺术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任桂林多次带领这支队伍到北京演出，非常成功，均受到中央领导赞许，周总理还同演员们一一握手，并将剧团请求题词的册页拿回去，亲笔题词派人送回。

    吴立人还批准任桂林成立了“石家庄市委文工团”，1949年8月1日正式成立。据《石家庄市文化志》记载：这个文工团是以原来活动在解放区的工人剧社为基础，又招收了一批青年演员，有演职员38人，人手紧张时，全团上下连炊事员都上台参加演出。他们曾受铁道部长滕代远特邀到北京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又在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富有教育意义的《不是蝉》，连演数十场，场场爆满。周扬、廖承志、周巍峙、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曹禺、老舍、丁玲、赵树理、吴雪、焦菊隐、金山、张瑞芳等文化艺术界领导和著名人士对演出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文艺报》为演出成功发表了专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五一”期间向全国播放了全剧录音。《人民画报》创刊号选登了剧照。中央文化部赠予该团锦旗一面，上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在京演出结束后，铁道部将剧团改编为“铁路文工团”，但仍属石家庄市领导，由闻一多之子闻立鹤掌管。他们由北京出发，先后到保定、济南、青岛、四方车辆工厂、张店、徐州、蚌埠、淮南煤矿等地，对沿线铁路职工进行慰问演出。之后到达上海，在兰心大剧院公演，引起轰动。排队购票者长达半里。上海市长陈毅观看了演出。该团还应邀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上海市文艺界知名人士熊佛西、陈白尘、于伶、白杨、上官云珠、吴茵、秦怡、黄宗英等观看了演出，并同剧团进行了座谈。华东书店出版了《不是蝉》剧本。剧团在上海演出了两个月后，返回石家庄。后来这个团并入中央建工部文工团。可见留住和用好一个人才，对提升和发展一项事业有多么的重要。对石家庄市新文化工作的奠基，吴立人功不可没。

    吴立人同志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办学或参与办学，比如“冀西军政抗战学校”、“河北抗战学院”、“晋察冀分局党校”等等，许多党政领导干部都被请来做教员，刘少奇、邓小平、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宋绍文、黄敬、吕正操、杨秀峰、林枫、李楚等等，这些领导同志站在前边讲授，一讲就是半天，马列主义的精髓和当时当地的实际，在他们的讲话中，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为党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人才。因此，他深知专家学者的讲课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生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那时石家庄依傍党中央和华北局领导机关，高校学府就在身边，理论、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各界的专家学者荟萃，犹如近水楼台、向阳花木，有得天独厚的智库资源可以利用。这对提高石家庄的城市品格、发展石家庄的各项事业是难得一遇的机会。中共石家庄市委的领导同志没有忽视这一点，他们诚请专家学者为干部、教师和青年学子讲学传经，启智开慧。

    时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著名诗人艾青、党史专家何干之、著名小说家赵树理、女作家丁玲、著名的理论家、哲学家艾思奇等等都被邀请在石家庄的机关、学校、部队等作过讲学和报告。这些专家学者有许多是吴立人同志请来的，其中，与何干之同志的交往，足见吴立人同志礼贤下士、敬师慕才之风范。

    1948年5月，在华北局建立的同时，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的华北联合大学与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据何干之的夫人刘炼《风雨伴君行——我与何干之的二十年》一书记载：1948年8月24日至27日，华北大学在正定城里隆重开学。何干之任华大二部主任，并兼做教授和研究生导师，主要讲授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期间，刘炼调到华大农学院去任政治课教员。二部在正定城里，农学院在石家庄市西郊的西焦村。石家庄和正定相距30华里，石家庄到西焦村也有十来华里路程。刘炼在书中写道：“不久，干之应石家庄市宣传部长吴立人的邀请到石家庄参观。他和当时的石家庄市长柯庆施及吴立人等人很熟，接到这个邀请后他立刻赶来了，一则可以看看刚刚解放的‘大城市’，二则借这个机会看我……”

    吴立人在冀中九分区任地委书记兼政委时就与何干之结下不解之缘，他曾请何干之到九分区讲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知识；1943年6月以后，还请何干之到晋察冀分局党校讲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的建党、建国理论与党史课；吴立人担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期间，多次请何干之到市委给党员干部讲课，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吴立人常说，何干之先生是自己的知心朋友，是共产党的理论家。从1940年初至1949年8月期间，吴立人曾代表组织先后对何干之先生给予了必要的照顾。

热烈庆祝华北战略要地石家庄解放

全市人民热烈庆祝石家庄解放一周年

解放初期的石门市政府

解放初期的石家庄市政府

石家庄首届人代会会场。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吴立人正在发表讲话

石家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石家庄市首届人代会全体代表在会场外合影。

石家庄首届人代会当选政府委员合影（前排右二为吴立人）

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选票

大会期间，杨秀峰、吴立人等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石家庄市分会缘起

《石家庄日报》刊登石家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吴立人开幕辞。他指出：这个会的召开，是人民民主专政在石市的具体实施。

市民在阅读《石家庄日报》

    三、兼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发挥党报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密切党群关系

    1949年4月下旬，中共石家庄市委决定由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兼团市委书记的吴立人再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这时他已身兼多职。

    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吴立人担任冀中九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那时，他就非常重视抓党的宣传工作，他说：“党的宣传是抗战的一面旗帜”，特别是报刊的出版发行，成为冀中九分区军民在残酷斗争中的精神食粮。吴立人重视使用报纸这个武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这对宣传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支援前线，及根据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河北省政协原主席尹哲在《忆冀中九地委“新建设报”》一文（原载《沧州报刊史料》）回忆：“冀中九地委前后办过三次报纸，即：《救亡报》、《新建设报》、《团结报》。1940年秋，地委调我去《新建设报》社工作，任社长兼支部书记。……因是战争环境，报社没有固定住址，可以说是‘游击办报’。办报条件很艰苦，大家经常背着刻写、印刷器材转移。前后住过清苑、博野、蠡县的一些村庄，或到白洋淀里办报……在那沟路如网，碉堡如林、暗无天日的年月里，干部群众看见一张小报，就像在黑夜看见一盏明灯，看见了党的领导，看见了希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他们把小报当宝贝，自己看了，藏起来，再传给别人，一张小报不知道要传多少人，直到‘看烂’……”这些源源不断地供给广大人民所渴望的精神食粮，绝不下于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土。

    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导报》，也在九分区的任邱县陈王庄创刊和印刷出版的。九分区的报社曾印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1941年还印过冀中军区司令部编的《防空常识》。1941年开展的《冀中一日》(5月27日)群众写作运动，都是在九分区军民的掩护下进行的。1941年冬印刷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现在肃宁县档案馆还珍藏有这两本书的油印本。他们还油印了《解放日报论文集》等书。

    在九分区地方各县，报刊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层出不穷，多达30种。如：蠡县的《救亡报》、任邱县的《群声报》、高阳县的《吼声报》，清苑县的《前进报》、博野县《烽焰报》，肃宁县委的《烽火报》、安新县的《老百姓报》、之光县的《之光文化》等等。

    吴立人同志不仅重视对报纸工作的领导，而且直接参加办报。亲自动手给报刊写新闻报道，写文章。他常常回忆这些九分区在战争年代的报业先驱们，他们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青人，在命系一线、战火纷飞的年代，或者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或者在阴湿黑暗的地道中有的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有的英勇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奋不顾身、夜以继日的向敌占区军民发出党中央的声音和九分区、冀中根据地，以致全国各条战线的战况和捷报，成为了九分区抗战的一面旗帜，成为“黑暗”前行中的人们的精神食粮。

    1946年7月，吴立人调任冀中区委常委、区党委任秘书长后，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协助区党委书记林铁同志部署土改和农民翻身运动。轰轰烈烈的群众土改翻身运动改变了解放区土地关系，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真正感到自己站起来了，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参军参战。《天津日报》老总编辑、社长石坚（后任天津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志在回忆《冀中导报》老报人孙立民时，曾谈到过吴立人。他写道：孙立民是从一家敌伪报社经地下党组织介绍投奔解放区的……1947年土改运动，王亢之派他下乡参加土改。他和贫下中农一起生活，采写了几篇通讯，有一篇叫《婆子翻身》，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吴立人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还在《德高望重的力翁》文中写道：“力翁，力麦(李麦)之尊称……一个人是否成功，不在于他的职位高低，金钱多少，而在于他奉献了什么。力翁，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民，给党的新闻事业的人……解放区办报特别强调全党办报。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不仅经常对导报提出指示，还亲自撰写新闻。宣传部长阎子元曾召集全区新华支社社长参加的通讯报道会议，并作了长篇报告。我至今还保存着他讲话的记录。后来继任的宣传部长吴立人，每月都到报社几次抓通讯报道。”原来，吴立人对报纸业务也是行家里手。

    《石家庄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城市党委机关报，中央工委领导十分重视，选派了强有力的骨干力量，许多领导同志经常到报社指导工作。

    事实上，石家庄日报和人民日报，追溯报纸的源头，确实是同根同脉——石家庄日报是从晋察冀日报派生出来的，而晋察冀日报又是人民日报诞生的两大源头之一。

    由于石家庄市解放得比较早，从晋察冀日报、晋冀日报和上海、重庆来石家庄日报社的一些新闻工作者，后来随着全国的不断解放，又陆续调到了上级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成为部门领导业务骨干，仅到人民日报当记者的就有十多位。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高粮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市委机关报，首先是市委的耳目和喉舌，报纸要天天发稿说话，政治上十分敏感，政策性很强，遣词用字都很严格。不光报纸审稿把关还要对事业发展进行谋划管理，吴立人的肩上的责任和负担非常繁重。

    同时，《石家庄日报》还兼负着新华通讯社石家庄分社的任务和职能。

    那时，石家庄日报社还是个为建立新中国新闻事业的人才储备库。来自革命老区《晋察冀日报》、《冀晋日报》和国统区投奔过来的上海《文汇报》重庆《时事新报》的几十名老报人，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但是，吴立人为了有条不紊地工作，他一方面充分依靠和发挥总编辑陈道和周游、石虹、何纪荣、吴震等报社领导成员的积极性；同时他又从市委派过来一位颇有文字功底和政策水平的袁镜身常驻报社，一方面做他的联络员，一方面分担陈道的一些实际工作。即使这样，吴立人也还是要经常到报社研究宣传报道，交代市委意图，审阅重要稿件。他常常出席报纸的编辑、采访会议，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或找编辑记者谈话，讨论研究办报工作，听取下边意见，当场解决问题，进行经验交流。从各方面关心报纸的宣传、报道工作。在与报社职工座谈时说：“石家庄日报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要利用报纸，发挥它最广泛的联系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并进而加强对一切党员、一切干部的广大群众的教育，反映他们的要求与意见，尤其在一般居民文化较高、居住集中生活关系密切的城市，报纸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和重大，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通讯报道这一有力工具，宣传党的思想、方针、政策、主张，宣传贯彻党的工商业政策，要善于利用报纸公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各企业部门与各机关必须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揭发工作中的缺点找出改进的方法。石家庄日报是全市人民的报纸，每个人民，都有权利在这个报纸上批评任何工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缺点，并且提出对于工作的各种建议。必须把群众的呼声与意见和领导上的自我检讨结合起来，以大大改进与提高我们的工作”；“我们报社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要严肃认真，积极负责，提高自己的政治政策水平与业务学习，努力主动的与各部门联系与群众联系，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了解群众情况，虚心学习生产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找出运动的发展过程，并指出前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党的耳目喉舌，发挥党报的指导作用。”

    他还根据城市特点。不断扩大、增辟专栏。除有本市新闻、国外国内新闻、经济新闻和行情物价等外。还开辟了副刊和读者来信。使新解放的城市群众耳目一新，从而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如今，还有两份原始档案的复印件，是吴立人同志于1949年5月9日与19日，签发的社委会关于报社人事变化的通知，记载着他行使社长职权的踪迹。

    1987年初冬，石家庄日报社举办报纸创刊40周年纪念活动，几十位调到四面八方的老同志旧友重聚，袁镜身专门谈到这段经历，他以为自己曾是一任报纸总编，为此报社为他查阅了原始档案，不见有任命书和史料记录，经询问他人，原来他当时是吴立人派驻的特派员。

    当时市委刘秀峰、柯庆施等主要领导同志，都很关心报纸工作，也曾亲自审看报样。讨论研究办报工作。多次深入报社参加会议。中央领导刘少奇和廖承志、滕代远、肖克、周扬等也十分关心《石家庄日报》。多次给予重要指示。胡乔木、潘梓年还到报社来解答问题。介绍办报经验。对办好《石家庄日报》给了很大的支持和鼓舞。

    四、探索民主建政，统领声势浩大的石家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宣传发动工作

    “开国之城”的红色宣传，最引人注目和传为佳话的是召开第一届石家庄人民代表大会的宣传。吴立人作为市委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了这件开创性大事的全过程，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了“开国之城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宣传工作。

    据《石家庄通史》记载：“人民群众对民主选举和民主建政的态度与参与度，是首届人民代表大会能否顺利召开的关键。“刚刚解放不久的广大群众，几千年封建意识积淀成的精神重负，并没有彻底放下，还没有树立起当家做主人的意识。所以，当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由选民普遍选举人民代表的方法公布后，各阶层的反应并不是很热烈的。一区有的工人甚至说：‘选谁，我们也是一样做工吃饭。’工商业者和资本家反应更为冷淡。而一些基层干部仍然弄不清此时政权的性质，公然说：‘不能选资本家当代表。’

    面对此情此景，吴立人领导的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有针对想地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为了动员广大市民认识人民代表大会的重大意义，教育群众敢于使用民主权利，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市和各区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细致的宣传活动。

    这期间吴立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宣传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宣传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宣传“开国之城”的新蓝图，新面貌、新发展，这些深入人心的宣传教育工作极大的鼓舞了军民解放全中国的斗志和决心，同时，也为全国解放大中城市的城市工作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