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秋之际，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迫使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目标，中央苏区的女干部们接到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扩大主力红军。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刘英等，都下到各地去从事扩红任务，并为完不成上级下达的艰巨的扩红任务而发愁。 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也被分配到某区搞扩红，半个多月没有扩到一个，因而整天为此而焦虑。怎么办？日夜睡不着觉的王泉媛，就在夜里贴着窗户，听老百姓在屋子里说些什么，终于明白了原来人都躲到了山上。于是她找到区团支书，斥责他不负责任。区团支书知道她的名声，只好委屈地说：“群众不去当红军，我还能哄得他去？”王泉媛可不管那一套，第二天就直接找来县委，把区团支书给绑走了。结果当场有40来人参加了红军，王泉媛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区团支书绝不是恶人，他心疼老百姓。可是王泉媛也同样坚持内心的信念，她认为当一个红色战士保卫苏区，就是一个苏区小伙子最光荣的选择，比干其他的事情都有前途和意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长征，离开了依依惜别的中央苏区瑞金。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中央党政军机关分为两个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军委首脑机关；第二野战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和担架队组成。女红军战士被分在“红章纵队”中随队行动，做一些照顾伤员、分派担架和挑夫等项工作。 从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和靖石渔翁埠等10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直属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就是从县城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渡于都河前，于都人民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涌向渡口，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顶顶斗笠，送不尽对红军的无限情意，红军战士凝望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依依惜别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 如今在一些电影里，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红军渡河场面：送别的火把照亮了于都河两岸，歌声回响在于都河上空，“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

长征不久，女红军们被编在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
曾任中央军事学校教官的吴仲廉，与时任干部连政治战士的危秀英走到一起来了。她们共同战斗，互相关心，亲如姐妹。
“我们都是女同志，总要有块毛巾擦洗擦洗，你一定要拿着。”吴仲廉用刺刀把自己的毛巾割开一半，给了危秀英。 看到危秀英文化程度不高，热情的吴仲廉又拿起树枝，主动教她学习写字。
“今天不小心，丢掉了行李，毯子、毛巾。”吴仲廉写着，要危秀英读出来。危秀英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道：“今、天、不、小、心、李、子、毛，其余的不认得……”
好不容易完成了学习任务，看到危秀英的眼圈和血丝，标志着她睡眠不足，豪放的吴仲廉一把把危秀英按在地上，强令她好好睡觉。

1935年1月，红军打下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 长征开始的时候，组织上有规定，女红军没有谈恋爱的不准谈恋爱；长征出发前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当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遵义，部队暂时解除了夫妻不能同住一室的规定，女红军又能和丈夫在一起了，她们似乎找到了在红都瑞金的感觉。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正常的感情生活是免不了的，即使在长征这样非常艰苦的年代。 此时，王泉媛陷入了爱情中。这位从赣江之畔冒死跑出来参加革命的女战士，说不清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能平静，王首道的影子总是在她眼前晃动，使她禁不住回想起两个人短暂相处的时光。长征前夕，王泉媛在邓颖超的领导下参加了扩红工作，并第一次认识了中央扩红工作队队长王首道。在遵义，中央为了扩大红军的影响，决定派人组建特委，在当地建立地方政权，王首道担任特委书记，王泉媛担任团委书记。他们两人同在一个部门工作，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当年王泉媛只有22岁，活泼大方，工作能力又强，很是招人喜欢。有一天，王泉媛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在院子里自在地荡起了秋千，这时她看到王首道正在一旁，出神地看着自己。两个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开始了真正的自由恋爱。尽管两人还刻意掩饰着，但热心的大姐们还是发现了两人之间的眉来眼去。 就在红军进遵义城的第7天，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后，蔡畅、金维映和李坚真把王泉媛拉到一边，以大姐的身份仔细询问她对王首道的印象。当她们从王泉媛嘴里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们三人不由分说就把王泉媛直接送到了王首道的房间里。 这天晚上，两个互相爱慕的人交换了定情物。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他从战场上缴获的小手枪和八发子弹。王泉媛给他的是一个承诺：送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长征路上结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破例的一对。 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在一起刚一个夜晚，第二天就不得不跟随大部队撤出了遵义城。俩人匆匆分手，各回各的单位。两个人再次见面，已是两个月以后了。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又来到遵义以北的桐梓驻扎。 一到驻地，李坚真就忙碌了，因为她打土豪有一套经验。她先和同志们找个制高点观察，看看谁家的房子大，高楼多，砖瓦白灰院墙气派，心里有个印象。然后听狗叫，有钱人的狗吃得好，叫得凶，底气十足，而且膘肥体壮，主动出击，正所谓狗仗人势。接下来是看“三栏”，就是牛栏、猪栏、马栏，看它们的大小，存栏数有多少。这样心里就更明白些了。于是李坚真率领一干人等，穿堂入室，看看那些大户人家的厨房，谁家的灶和锅炉大，谁家存的油多，必然很有钱。最后，还要走进书房或者卧室看公文和信件，如果信封上总是动不动就“老某某”，“先生某某”的，那就更有了把握。经过这看房、看狗、看栏、看灶、看信之后的五步走后，李坚真会在他的门口糊上一张巨大的封条——“工农红军某某司令部第某工作组封”。这时再到老百姓家去问，老百姓见红军比较了解情况，自然也不会说假话，于是李坚真干脆利落，没收浮财。 没收浮财之后，李坚真就召集当地的群众开大会，把浮财摆在会场上。她一方面宣传红军的宗旨，一方面给老百姓分盐巴、烟巴，动员人民当运输队或者参军。所以，别看李坚真自称“蛮女”，其实她很细心，很有谋。 李坚真会打土豪出名之后，卫生部长贺诚立即向组织上推荐，让李坚真做了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

1935年1月27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贵州省习水县的土城镇。 第二天一早，红军与川军的郭勋祺等部在青杠坡发生了遭遇战，战斗进行得很残酷。到处是连天的炮火、弥漫的硝烟和冲锋陷阵的红军士兵。经过反复拉锯，川军的增援部队陆续赶到，红军渐渐不支。 正在通往土城的山路上行军的干部休养连，突然遇到了冲破红五军团封锁线的川军敌人，队伍一下子被冲垮，处境十分危险。 在一块地势狭窄的山坡上，红军后队变前队，准备撤离战场。当时，正是雨天，道路泥泞不堪，部队的建制在行军中被挤乱了，大队人马冲乱了休养连。李坚真急得大喊大叫，但却无济于事。 由于队伍拥到一起，堵塞了道路，干部休养连牲口上驮着的物资和担架上的伤员，陷入了寸步难行的境地。危秀英、邓六金、吴富莲、王泉媛、刘彩香等勇敢地冲了上去，疏导交通。一些民夫逃走了，她们就背着伤员撤退。在一条土沟前，伤员们无法通过，她们就纵身跳下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伤员们驮了过去。“女挑夫”刘彩香把五六个伤员驮过沟去后，已经累得精疲力竭，爬了几次都没有爬上来。其他的女红军已经背上伤员转移了，她只好咬紧牙关，用指甲抠住沟沿，用双腿蹬着沟壁一点点地往上挪。追上来的敌人发现了她，朝着她猛烈射击，把她的衣服打了五六个洞，头发也被子弹打焦了一绺，万幸的是没有伤着身体。 后来，由于毛主席派来了增援部队——中央红军的干部团，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

1935年2月中旬的一天黑夜，红军渡过赤水河，正在翻越川黔边界的白沙山。 早在长征前就怀了孕的贺子珍，这时肚子很大了，只得躺在担架上行军，可偏偏这时出现了阵痛。经过一番寻找，贺子珍被抬到一间低矮简陋的草屋里生产。李治医生负责接生，毛泽民夫人钱希均当助手，钟月林当下手，其他女红军也在一旁自发地准备东西。 屋里不时传来贺子珍的呻吟声。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女婴终于来到了人间。找不到别的东西，钟月林只好用警卫员吴吉清的脸盆装上温水，让李医生为孩子洗去身上的血污。这个脸盆的用途实在太多了，平时用来洗脸洗脚，开饭时用来打饭打菜，想不到现在又成了浴盆，第二天用来盛饭时，盆沿上还有斑斑血迹。 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贺子珍躺在那里，而刚刚出生的婴儿却摇动着稚嫩的小手，不停地哭闹着。连一件给孩子遮身的小衣服都找不到，大家只好用白土布把她包裹起来。 长征期间红军曾作出过规定，行军途中不准带婴儿，一是怕带着孩子行军，哭声大，不好隐蔽行军，二是怕行军条件艰苦养不活孩子。贺子珍当然明白这一点。董必武找出了30块银元，然后让侯政扣了两大碗烟土，加上自己写好的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现在我们要出发去打王家烈，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就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贺子珍带着一丝苦涩的微笑，向董老点了点头。贺子珍被重新抬上担架，随着急行的队伍出发了。 贺子珍在中央苏区时还生下过一个男孩叫小毛，为了出征，她把孩子托付给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红军北上后，毛泽覃在战斗中牺牲，小毛下落不明。1950年贺怡在福建寻找小毛时，不幸因车祸罹难。

1935年3月中旬，红军三渡赤水，来到了贵州省的茅台镇。它位于四川、贵州交界地区，紧靠赤水河东岸，是一个商业重镇。 侯政带着女红军们住进了一户富商家。店主听说红军来了，因不了解情况，已跑掉了。女战士们说说笑笑地进屋放下背包，然后就去院子里找水洗脚。找来找去，她们很快发现院子南侧有几个盛满清水的大缸，就拿来各自的盆子，将水舀了进去。 “这里的水洗脚可真舒服呀!”金维映率先叫起来。 “真是这样！”其他的女红军也深有同感。她们说笑着，欢叫着，虽然水很凉，但是她们甚至忘记要将水烧热。 随后进院的董必武听女战士们说着话，便伸出一根手指，蘸了点水用舌尖一舔，不禁眉开眼笑：“你们这些土包子，怎么能在里面洗脚呢?” “怎么啦，再好的水也可以洗脚呀!”谢飞奇怪地问。 “这是酒，是茅台酒，可名贵呢!” “啊！” 女红军们这才明白董老为什么会笑成那副模样。大家一听说是名酒，赶紧把脚抽出来。

在贵州茅台镇，一些女红军先是用酒来洗脚。当听董必武介绍说，这是名贵的茅台酒时，随后就有几位能喝酒的“女丈夫”，显示了自己的气概。

她们找来搪瓷缸子和饭碗，做了些下酒菜，就一碗碗舀起茅台酒，放开肚皮喝起来。当时，没有人知道茅台酒的后劲有多大。她们只觉得喝得既开心又痛快，直到喝够了才回到屋里去。

毕竟茅台酒是很冲的。过了不长时间，她们就纷纷醉倒在地了。看来要当一个真正的“烧酒仙”，这些“女丈夫”们还有满长的路要走哩。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省境。红军沿途所经过的大多是彝人居住的地区。在云南，彝族人享有特殊的地位，云南“土皇上”龙云就是个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他手下的滇军，多数也是彝族人。因此对于红军的到来，彝族百姓显然更相信龙云，许多人都跑散了。 由于云南的水质特殊，许多红军病倒了，大家也不敢随便喝水，只能尽量到彝族村寨去找井水。 有一天，干部休养连来到一个小村落。各个班走进事先号好了的房子，驻扎下来。雾蒙蒙的村子，显得冷冷清清，因为妇幼老少都跑光了，只有几声稀稀落落的狗吠。 阿香、钟月林、刘彩香等女红军去村庄找水，搀扶着发烧的吴富莲走进了一间低矮的屋子。她们在地上铺了一层稻草，让吴富莲躺下来。然后去灶台烧水。这时，她们意外地发现了一筐又大又绿的梨子。 “是鸭梨。”“不，是水梨。”大家围着好看的梨子，争论起来，显得兴趣浓厚。 “哎呦……真有梨子吗？给我买一个好不？”躺在一旁、半昏迷中的吴富莲轻轻地呻吟着。 一听到吴富莲想吃梨子，大家当然要争取满足她，可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内部各省份物价差异极大，她们讨论了半天，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不禁有点想念红军里的最熟悉彝族的人、时任红九军团军团长的罗炳辉，要是能问问他该多好呢。最后，这一行人里老家离云南最近的海南人阿香对梨子做出了估价，也就是两三个铜板。可是为了让老乡知道红军的诚意，她们留了12个铜板。为此，阿香还写了一张纸条：“老乡，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住在你家。有个人病了，想吃个梨子，我们就拿了一个，现留下十二个铜板，对不起。” 钟月林、刘彩香把梨切成一片一片，喂给吴富莲吃。吴富莲吃了梨，顿时感觉嗓子清爽，精神好多了。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四川省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在附近的木城沟土桥上与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1935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来到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了会师的庆祝大会。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从懋功到毛儿盖的3个多月时间，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展开了反反复复的北上与南下之争。 在毛儿盖较长的休整间，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得了严重的肝脓疡，昏迷不醒长达三天三夜。在这几个日日夜夜里，邓颖超一直守护在周恩来的身旁。李治和王斌两位医生，让战士到六十里外的雪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周恩来的肝区上方，以控制炎症不向上发展，引导向下排脓。 邓颖超夜里看着周恩来，睡也睡不着，于是就把周恩来的灰色毛背心拿来，在油灯下面捉虱子，结果一口气歼灭了173只。

后来，周恩来终于醒了，排出了半盆子绿色的脓。邓颖超感到万幸，因为这种病在当时的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近千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大旗，告别了大别山区的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乡家，开始了长征。其中有7名七名女红军被称为“七仙女”,她们是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当她们随红二十五军出征时，还险些被刷下来…… 当时，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二十五军处境非常危险。军有关领导决定，发给这七位女红军每人八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让她们留在根据地，自己寻找生存之路。 什么？让我们离开部队？七位女红军坐在路边伤心地落泪了。 “不行，我们死也不离开红军!”曾纪兰说。 “叫我们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让我重新回去当童养媳不成?”周东屏越说越气，把手里的八块大洋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七个女红军战士气冲冲地找到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请求他收回命令。 “事情已经决定了，再说我也是对你们的安全负责。”戴季英解释说。 但女兵们并不领情，死缠住他要同意女红军随队出征。 就在这时，徐海东副军长骑着战马由远处飞奔而来。女红军们深知徐海东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平易近人，对部下有一副热心肠，就像见了救星似的，不约而同地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诉说事情的经过，表述自己的决心，千言万语一个主题：当红军，走革命路，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离开红军。 徐海东笑着对戴季英为女红军说情：“七个女孩子，不多嘛，她们既然有决心，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有什么不可以呢?” “七仙女”破涕为笑了。

红二、六军团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更为了自身的发展，一直在不停地转战着。他们打下了湘西数座县城，包围了重镇常德，迫使蒋介石分兵东顾。在转战湘西的过程中，他们成了许多穷苦人民的救星。 女红军张四妹，父亲是个屠户，母亲熬糖，家里姐妹六个，她排行第四。为了养家糊口，张四妹的母亲和姐姐拼命苦做，清早煮酒、推豆腐，白天种地，晚上纺棉纱，织带子。尽管这样，还是养活不了自己。直到有一天小伙伴告诉她，红军来用顺了。于是张四妹连想都没想，就跑到了龙家寨，参加了红军。 贺龙、肖克、蹇先任、蹇先佛看到张四妹小小年纪，但革命意识这么强，都非常疼爱她，还时不时地将她的经历当做阶级典型用来教育战士。行军路上，蹇先任和蹇先佛总是亲切地对她说：“小鬼，我给你东西搭上啰！”然后就不由分说地将她的行李放到马上，然后要她揪着马尾巴跟着走。 到了宿营地，张四妹就缠着她心目中的偶像蹇先任讲故事。蹇先任于是绘声绘色地说：“一次,国民党把我抓住了,关在一间监狱里,到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想,这下可完了，这鬼地方,严严实实,怎么办呢?不一会儿,守监狱的敌人‘呼噜，呼噜’地睡大觉了，我想，今晚我一定要逃出去，便仔细打量了这房子，那木门是可以开的，但是会发出响声，我急中生智，往门轴里撒了些尿，这样门转动时不响了，我轻脚轻手悄悄把门搞开了，一口气跑出城外。城外有一条河，河里水很大，隐隐约约看见河里有一根木，我就飞快跑了下去，趴在浮木上，顺着流水激流而下，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终于脱险了。” “姐姐，我以后干革命也要像你这样！”张四妹听了故事，好像浑身充满着力量。

早在1934年7月，中革军委就先后指示红七军团、红六军团，分别北上向闽浙赣皖、西进向湖南中部前进，实际上是要他们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以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当时有9700余人的红六军团，共有十余名女红军参加长征，大都被编在军团政治部行军。她们中许多人已经结婚了，而且丈夫就在红军队伍里。 张吉兰是一个外表瘦弱但内心倔强的女红军。发疟疾的她，瘦弱的身体打起摆子来，像是秋风中的一片枯黄的落叶。就算这样，她还咬紧牙关，坚持拄着拐棍在连绵的秋雨里随队行军。当她真的坚持不住时，旁边就会有人相助，有的把马给她骑，有的扶她上马。 那天，红军又牺牲了很多指战员。女红军们在战斗结束后，走上阵地掩埋男红军的尸体。 忽然，张吉兰跳下来马来，扑向一个直挺挺僵卧战场的红军战士，那正是她的丈夫。她的眼泪和死者的血流到了一起。姐妹们也赶了过去，替她难过。 张吉兰用自己的一条夹被裹住了丈夫的身体，然后擦掉了他脸上的血污，盖了手绢上去，最后还转身从背包里拿出一把牙刷放进丈夫的衣袋里。另一位名叫周雪林的女红军觉得有些诧异，忍不住问：“吉兰，你放那个干什么?” “他最爱刷牙了，他的牙有毛病，不刷怎么行？”张吉兰回答。 直到张吉兰走远了，不再回头看时，姐妹们才掩埋了她的丈夫。

由红二、六军团组成的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转战湘西过程中，不断“招兵买马”，扩大红军，成了许多穷苦人民的救星。

年仅十三岁的土家族小姑娘马忆湘，也是这次扩红中成为一位红军战士的。马忆湘，1923年生，湖南永顺人，是个土家族姑娘。她长得很秀丽，细腻白皙的皮肤，圆圆大大的眼睛，还有一张圆融可爱的鹅蛋脸。苦出身的她不堪忍受生活的重负，三番五次要求参加红军，可是扩红队看到她这么小，又是女的，当然就不愿意收。无奈之下，她虚报了两岁的年龄，找到了在乡政府工作的表叔表婶再求红军医院的护士长说情，这才当上了红军。于是，少女小马兴冲冲地做起了洗绷带、洗衣服的女看护。爱学习的马忆湘，后来成为军旅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朝阳花》。

1936年7月1日，跨越了千山万水的红二、红六军团，终于长征来到四川甘孜，与再次翻越雪山的红四方面军与会合，并举行了两军会师大会。然后，他们相继进入茫茫无际的大草地，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 恩爱的任弼时、陈琮英夫妇又一次有了孩子。傅连璋带着周起义去接生，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土屋里面，任弼时夫妇的女儿任远征出生了。傅连璋认真地对周起义说：“小周，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长征路上诞生的革命后代，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保证她们母女平安呦。”可是无论周起义怎么照顾，草地缺乏吃的，陈琮英和任远征瘦骨嶙峋，看起来都非常虚弱。 做了母亲的贺龙夫人蹇先任，看到妹妹、肖克夫人蹇先佛挺着个大肚子，行走已很笨重，便主动上前关怀和照顾。 进入草地后，当姐姐的一面背着抱着八个月大的女儿，一面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妹妹，沿途给予照看。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妹妹的孩子，终于在红军过草地的关头降生于世。四周无遮无挡，没有一处可供产妇平安分娩的土屋或毡房。萧克及时找到一处藏族牧民转场后遗弃的牛场废址，于是叫警卫员就近挖了一些草皮，急急忙忙整修了一下，当做产房。蹇先任亲自接生，帮妹妹生下了这个孩子。萧克将这一处牛场遗址称为“土堡”，故在孩子出生后即取名“堡生”。

红二、红四方面军在草地的北部边缘，足足走了一个多月。为何如此缓慢呢？原来他们不愿放弃一个伤病员，哪怕走得慢一点。 有一天，红二军团六师侦查连的肖新书和宋廷魁，带着十来个战士走在队伍的最后担任收容工作，突然听到了整齐的歌声。他们一看，原来是二十来个女红军，正抬着伤员，慢慢地行进着。其中一位叫张秀梅的女红军，还背着铁锅，抱着孩子。 “你看你前面抱着，后面背着，真够累呀。”肖新书说。 “不累，熬过草地就好了。”张秀梅喘了口气，做轻松状地说。 “可是，要是掉队就不好办啦，后面没部队啦。”宋廷魁插道。 “谁掉队呀？要不是担架上的伤员要慢些走，你们怎么也赶不上我们。”张秀梅瞪了宋廷魁一眼。   可是话音未落，抬担架的小王姑娘就饿晕倒了。张秀梅急了，她命令小王先吃下伤员的干粮，然后回宿营地再补充。 “可这是伤员的，我怎么可以吃呢……”小王哭了起来。 “我这里有呀，吃我的！”宋廷魁拿出了自己的干粮给小王吃。于是大家停下，耐心地等小王吃完，然后才开始行军。小王和几个面黄肌瘦的女红军拄着棍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速度比以前还要慢。侦察兵们有的替女红军抬担架，有的替她们背药箱，肖新书背过了张秀梅的三十斤重大铁锅，累得直喘气。宋廷魁逗着张秀梅的小孩，把他裹在了自己的军装里。小孩开始哭叫，张秀梅哄着小孩：“到营地我给你喂奶吃，现在先让叔叔抱抱好吗？”   话虽如此，张秀梅骨瘦如柴，胸平平的，自己哪里有奶喂呢？战士们不禁问道，为什么不先把孩子放下，不然母子都会很虚弱。 “我想，他长大了也可以为革命做点事呀。”母亲的眼里藏得都是对儿子的爱。 侦察连的战士将自己的口粮匀给了张秀梅，肖新书说：“到宿营地，给宝宝熬点稀的喝吧。” 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后，继续执行着中央军委的任务，参加山城堡战役，1936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先后、将台堡会师，长征胜利结束。至此，长征正式结束，中国革命翻过了新的一页。各路女红军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来到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10月建起了新的川陕根据地。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妇女积极分子，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建立一支正规的妇女武装部队——妇女独立营。后来，独立营由于工作出色，发展很快，升级成了独立团。1935年初，又升格为在红军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妇女独立师，下属剧团、医院、工兵营和运输队等，由张琴秋任师长，部队人数达到两千多人。1935年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西进，强渡嘉陵江，揭开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序幕，妇女独立师也随军行动。 当时，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要组建一个新的宣传队。挑谁来当队员呢？一位迷恋红色文艺的少女史群英，就在这个时候成了宣传队的一员。那是一次新战士集中讨论十月革命意义的时候，她自告奋勇地要求当宣传队员。 “当宣传队员？你会唱歌跳舞吗？”当时在场的张琴秋师长不禁问道。 “我会的。” 史群英自信地回答。 “那你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呀？” “好！” 于是，史群英大着嗓门，胡乱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歌她只听过一两回，结果直唱得音色全乱，旋律全无，全场大笑不止。可是，张琴秋却赞许地点了点头，她觉得这个小孩胆子很大，做宣传工作哪里能怕羞呢？ 于是，史群英和女伙伴们兴奋地敲着大锣，走乡串镇去做宣传工作。她还说起了顺口溜《问老王》，“王老五，苦不苦？黄连加上苦瓜煮。今天你上哪里去？投奔红军打官府。官府衙门兵刀多，革命哪怕丢脑壳。打倒官府干什么？夺得江山人民坐。” 因为扩红颇有成绩，她得到了很多奖品，比如衣服，毛巾、铅笔、缸子、本子。后来，她被调到红军医院当了看护。

在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雪山时，军总医院第四分院的女看护蒲文清已经害了雪盲症，眼睛红肿且不停地流泪，仍然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抬着担架。 个子矮矮的蒲文清和其他女红军抬的是宋益民营长。他在一次战斗中因大腿受到敌人机关枪的扫射，皮肉撕碎，露出了白骨。 天实在是太冷了，况且走得越慢越觉得冷。蒲文清等女红军嚼着海椒，不时摸摸担架上的宋营长。看到冷风越来越强，几个小姑娘都争着脱掉毛衣给宋营长盖，可宋营长的身板是那样宽阔，而少女的毛衣却又那样小，几件毛衣披上去，宋营长的膀子还是没有挡住。 当队伍爬到半山腰时，突然风吼雪飘，一阵冰雹从天上砸下来。蒲文清立即传达前面的命令，放下担架，停止前进。大家迅速围扑在一副副担架上。蒲文清她们几个，也扑盖在宋营长身上，用瘦弱的身板挡住桔子大的冰雹。宋营长冻得发抖，只见他摇了摇头，用很微弱的声音说：“不要管我！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赤化全国就好了，我怕是赶不上了……”话音未落就昏了过去。 话未说完，只见宋营长在扯盖在身上的衣服。蒲文清忙问他要干什么。宋营长紧闭双眼，脸色青紫，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一个小鬼把耳朵贴到他嘴边使劲听，才知道他要把盖在身上的衣服揭开，让小鬼们披上，怕把她们冻坏。蒲文清从几件毛衣的缝隙里，模模糊糊地看见宋营长伤口渗出的血已经冻成了冰。蒲文清又用手摸摸宋营长的身体，冰凉冰凉的。等蒲文清她们把宋营长伤口上的冰扣开，又把盖在他身上的衣服更紧地掖好时，发现宋营长已经停止了呼吸。只见他的一只手还在向上推着盖上去的衣服，另外一只在解衣服扣子。蒲文清和小姐妹们的眼泪，融化了已经冻成了冰的营长的血，一滴一滴，滴到了雪白的地上。 等冰雹过后，蒲文清和几位战士用几乎冻僵的双手，用一捧捧白雪，把烈士掩埋，并拣来几根干树枝插在雪堆上。大家向睡在雪山上的宋营长，行了一个军礼。 翻越党岭山，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后所经历的一段最使人难忘的插曲，也是红军所爬过的最艰难的一座雪山。

1935年10月19日,北上的中央红军来到陕北的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随后又与先期到达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会合。 可是，南下的红四方面军战士们虽然英勇奋战数月之久，可最终还是在中央军和川军的进攻下，失去了阵地，部队不得不再一次转移，这也标志着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彻底失败。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翻越折多山，这是红军长征中最难爬的一座雪山。折多山顶峰叫党岭山，海拔高达5000多米。由于其山路是呈曲折的之字形，因此实际距离更长，紧赶慢赶，上下山也得两天时间，也就是说，还得在雪山顶上露营。 妇女工兵营此时仅剩300余人，减员一半。面对如此高山，她们每个人要背五六十斤粮食。上山之后，冰雹就开始肆虐，姑娘们有的被砸出了大包，有的得了雪盲症。于是，大家一手拿棍，一手搭着前面人的背篓，成一路纵队艰难前行。时任妇女工兵营营长的杨文局晕倒了，大家又是捶背，又是揉腿，还灌药水，折腾了半天也不见醒。后来，身材高大的杨秀兰把她背下了山，经过医生抢救才苏醒过来。 “供给部，派个人上来做保险。”原来在急转弯处，一面是陡坡，一面是深渊，道路很窄，要设一个保险哨。 “嗯，我来。”一位女红军说。 “还是我去吧”通信班的王班长说道。 “我是共青团委员，服从安排，我去。”张苏说。 “可你是女同志呀。”王班长说。 “女同志怎么啦，比男同志轻啦？矮啦？革命少啦？亏你还是革命的红军战士呢。”张苏说，可毕竟王班长走得比她快，背的也没那么沉，于是哨位还是让王班长站住了。 突然，王班长摔了下去，他落下的地方，腾起了一团白雾。张苏难过地说：“跌下去的应该是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