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知青，我对知青题材的作品分外留意，那是非常自然的。我的知青岁月在内蒙古大漠中磨砺，对包含着黄河落日、大漠孤烟气概的作品多一分关注，大概是免不了的。一旦当年身边的战友写出作品来了，我总要油然而生先睹为快的念头，也算得上人之常情吧。龚晓村是当年内蒙古建设兵团三团的女知青，我所在的一团与之相邻，我很早知道她的名字，但像眼下读《红牌坊》那样一口气读完她描写上一代“青年典型”的合集，还是第一次，而且对“知青著作”有了若许新的感想。
　　 “知青”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群体的名称，现据专家研究，总数达两千万之众。以“知青”为主体的“上山下乡”运动，起于50年代中期，盛于“文革”，其中有许多典型人物涌现，在当时远远超过“万众瞩目”的程度。龚晓村著作的意义，在于当这些人物驾生命之舟在时光长河上渐渐远去，渐多背影的时候，她飞奔向前，请她们留步，和作者一道拂去曾经过于亮闪的光环，心态转向从容，语言变得朴实，叙述追求真实，结果刻录下她们曲折的脚步和更为完整的人生。
　　 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作者也是女性，而且是知青。因此作者在刻画她们时笔下的自信潺潺流淌，飞珠溅玉，谁也挡不住。老知青吕玉兰、“插队”时嫁给当地农民的大学生白启娴、山西杜家山的女知青蔡立坚，还有身残志坚的戴碧蓉。在她们声名远播的时候，龚晓村是茫茫大漠一小丫，于劳作之余灯下自学。她不会忘记这些人物对一代“知青”的引领，于是她追上去，和这些主人公一道，用火热的文字，竖起《红牌坊》，留给时代一个完整的记忆。
　　 何以这样说？因为《红牌坊》中的首篇文章写的是流散在青海、甘肃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她们悲壮的身世，使读者可以由此触摸共和国在血海中诞生时滚烫的身躯。在她们身上，一个知青的思路延伸了，向历史延伸；一个知青作家的思维深化着，向生活深处开掘。我，作为龚晓村的战友，则更理解她付出的努力和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