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练中的抉择

　　古城西安的早秋仍是热浪袭人。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习仲勋正式获释，随叔父回到了家中。
　　此后的一年间，是习仲勋家中灾祸迭起、横遭不幸的日子。
　　因第三师范学潮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的学生中有五位富平籍学生，故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特别是对中共富平党团组织内部和学生家庭造成很大压力。有个别学生的家长因不明原因，甚至找到在第一高小任校长的严木三，质问严给学生都讲了些什么，并施压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能安全释放，就没个完等。复杂的形势也使党组织内一些同志认识产生了一些分歧。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影响极深、安分守己的习仲勋父亲习宗德，则认为自己年少的儿子入狱，有悖于耕读治家的门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加之四个多月中，舐犊情深，思儿心切，整日抑郁不欢，终积郁成疾。习仲勋回到家时，父亲的病一下好像轻了许多。心中由原来的愤懑埋怨情绪转为理解和赞同。习仲勋回忆说：“我父亲是个老实农民，我被捕出狱后，当时还怕他指责我，他不但没有怪怨我，还对我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广大穷人办事就好了。一个农民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是，这位正直的农民父亲未能逃脱病魔的吞噬，于是年农历十一月逝世，时年四十三岁。
　　正当壮年的习宗德突然病逝，对这样一个十几口人的家庭，犹如晴空霹雳。习仲勋的父亲是全家当家人，他去世后，留下了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六个年幼的子女。习仲勋年龄最大，仅十四岁。小女儿雁英才三个多月，尚在襁褓之中。还有同家生活的习宗仁夫妇及四个子女。习宗仁平时只是下地做农活，从未照料过家事。习仲勋的姑母也因早年丧夫，携孤寄住娘家，同时帮助照料一家大小的衣食生活。
　　关中一带将幼年丧父视作人生的一大不幸。父亲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陷入极端困难和痛苦的境地，也使习仲勋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从此，他过早担负了主管家政和抚养弟妹的义务。
　　回到家中，习仲勋还有一桩更为急切的心事，就是能够尽快地找到党组织，听到党的指示。但是由于在狱中时屋内潮湿，不见阳光，他患上了严重的湿疹疔疮，回家后疮面发炎，出现脓肿，遂引发久烧不退。他不能下炕走路，有时下地只能爬行。病痛交加，久日不愈，使他非常焦虑和痛苦，特别是失去组织联系，更感到像漂泊于远方的游子一样寂寞和孤独。
　　一天，习仲勋的好友宋文梅来到家中，告诉习仲勋说，党组织决定派一批人去学习军事，准备日后搞武装斗争。并说明自己要考陆军大学，约习仲勋同去报考。习仲勋望着这位对革命充满信心和热情的挚友，既兴奋又难过。兴奋的是听到了党组织的声音和信息，看到与自己生死相依并肩战斗的同志又要踏上新的征程；难过的是自己处于病痛之中，不但不能赴外地投考军校，甚至行动已颇为不便。习仲勋郑重地表示：“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接转，武延俊在三原狱中介绍我入党一事还得不到证明，即使我身体允许，恐怕要经组织同意和介绍，才能同你一起走。”宋文梅为习仲勋的真诚所感动，严肃地回答说：“你在三原狱中的情形和由武延俊介绍入党及作为跨党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时已从杨树荣那里知道了，这次我从省上回来，也知道你们相继出狱。我去县上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党组织。你现在还不能走动，我还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后我还可以和你一同去县上谈情况。”
　　宋文梅离开以后，再没有与习仲勋相会，后即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待他们再次会面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当年英姿勃发的少年，已届不惑之年。
　　习仲勋病愈后，即专程到富平县城找到了自己在第一高小上学时的老师陈叔馨。陈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一九二七年四月接替严木三担任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