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下旬，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开始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10月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合，红三军团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会合后的红二、六军团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出发，踏上北上会合党中央的漫漫长征路。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后，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和红二、六军团（改称二军、六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肖克任正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正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与红四方面军联袂北上，实施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大会合的战略部署。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弼时任正副书记，朱德、陈昌浩、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行动。

    策应岷洮西固战役北上到达哈达铺

    1936年8月初，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求吉寺（今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求吉乡）召开会议，决定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潭）、西固（今舟曲）战役，乘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尚未集中之前，先机夺取岷洮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5日，红军总司令部签发《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将红二、四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其中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担任策应任务。命令由贺龙、萧克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12日由包座出动，20日以前到达哈达铺。根据这一战略任务，红二方面军由包座出发，开始向甘肃进军。8月16日，红二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六军沿达拉河进入甘肃境内。18日，抵俄界后沿达拉沟、白龙江而下，跨越横架于悬崖之上的石门万险桥，到达莫牙寺、罗大里。23日，红六军过腊子口，越大拉梁，于25日到达哈达铺地区。26日与驻扎在哈达铺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一部举行了联欢活动。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红三十二军进入甘南，24日到达俄界附近的蔡里公坝，继续向腊子口、大草滩、哈达铺方向前进。9月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红六军则继续向礼县开进，攻打县城未克后部队撤至祁家窑一带休整。6日，红二军和红三十二军全部到达哈达铺地区，任弼时也从红军总部回到红二方面军指挥部。

    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发起成徽两康战役

    1936年8月30日，党中央发布《对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要求红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出击国民党军王均部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其决战。《意见》指出，在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红二方面军向东的行动最为重要。为此，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于9月7日制定《成徽两康战役计划》，8日即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以红六军为左纵队，红二军主力及红三十二军为中纵队，于11日出动，18日分别袭取两当、凤县和成县、徽县；红二军第六师为右纵队，12日集中舟曲，配合中纵队袭取成县后北取康县、略阳。战役任务9月底完成，并预定徽县为方面军临时后方基地。

    为完成好中共中央制定的战略部署，红二方面军不顾部队减员大、未及休整等困难，从9月11日起，开始实施战役计划。战役开始后进展迅速，在10天时间里连续行军700余里，长途奔袭，英勇作战，相继攻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和西和、礼县、武都及陕西略阳、凤县的部分地区，胜利完成成徽两康战役计划。9月20日，总指挥部进驻徽县县城。成徽两康战役的胜利，使红二方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机会，形成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互相呼应、互为犄角的战略新格局，为创建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红二方面军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执政当局，他们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反扑。9月25日，国民党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从武都出发，开始向红二方面军进攻。在康县太石山犀牛江，敌人凭借飞机、大炮的优势，向红军阵地疯狂轰炸，红军被迫撤离。后红军在成县拋沙五龙山组织了防线，经过一天多的激战，红军胜利完成钳制敌军、掩护主力集结任务，共毙伤敌数百名，俘虏300余人。但红二军伤亡也较重，第六师十八团政委周成宏在此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成县县城被敌人重新占领。五龙山阻击战结束后，红三十二军和红二军移师徽县红川一带。

    执行中共中央决定开辟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

    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陇东南一带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的指示，成徽两康战役胜利结束后，红二方面军除一部分兵力继续打击东面敌人，以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军事行动外，1936年9月成立由甘泗淇任书记，以徽县为中心活动地区的中共甘陕川省委，具体领导驻守各县区的部队积极开始在陇南地区发动群众，帮助他们建立革命政权，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创建临时革命根据地。

    9月，正是陇南的秋收季节。为发动群众，红军战士利用战斗间隙，热情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利用集日，以敲锣打鼓的方式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表演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文艺节目，教青少年唱《我们红军打土豪》等革命歌曲；特别注重处理好民族关系，在回民聚居区书写“保护清真寺，不住清真寺”“不打回民土豪”“打倒压迫回民的贪官”“红军联合回民反蒋抗日”等标语，并在清真寺门口设立岗哨，以防有人误入。这些活动使群众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他们有送米送面的，有送猪送羊的，有送蔬菜柴草的，也有送桌凳炊具的。徽县伏镇索罗庄福户钱志主动献粮4000斤，蔡家庄财主杨淸良挖出窖藏白银5000两送交红军。一些工商业者还主动组织“抗日乐捐”，捐献布匹、棉花、针线、药品。许多人积极为部队腾住房、传递消息，送信带路。不少青年踊跃参军，处处呈现出革命新气象。仅半月时间，红二方面军不但在陇南得到较丰富的经费和物资补充，还发展2000余名青年成为红军新战士。直到今天，礼县龙林乡鞍子山郭庚源父子两代人当红军、徽县江洛镇冯智淸送三个儿子当红军的动人故事仍在陇南传颂。

    在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二方面军开始发展党政军群组织，建立了李国斌任书记的中共两当县工委，先后成立成县、两当县、徽县、康县苏维埃政府。其中徽县苏维埃政府下辖伏镇、永宁两个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先后在成县成立陇南抗日游击队，徽县成立徽县工农抗日游击大队，两当县成立两当香泉义勇军等，其中徽县游击大队还下辖伏镇和永宁两支工农抗日游击队，共有队员1000多人。在群众团体方面，成立两当县农会，下辖西关、香泉、刘坪、田坝子四个区农会；徽县成立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并组织东河、东关、东关口、东柳沟四个抗日委员会；礼县成立礼县抗日救国会。这些革命政权建立后，更好地组织群众斗地主、打土豪，分发胜利果实，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力促进了根据地建设工作，在开展对敌斗争、为红军筹集粮草、支援红军作战、掩护红军伤员、保护流落红军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坚决树立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军团结

    树立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军团结是红二方面军一贯坚持的原则。从红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开始，红二方面军就一直同张国焘分裂主义坚持斗争。进入甘肃境内后，红二方面军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对保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胜利实现，发挥了极大作用。

    1936年9月初，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会合，急调胡宗南部兼程北返的同时，命令其他部队分别向红军三个方面军进行围攻。目的一是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隔断红军会合道路；二是截断东北军主力同驻兰州部队的联系以控制东北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变化，于14日下达《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消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

    红二方面军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9月14日，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和红四方面军领导致电，不但完全同意中央部署，还主动建议先以红二方面军由两当派军出宝鸡吸引胡敌，以打乱或滞迟国民党军的部署。为进一步树立中央权威，19日，任弼时、贺龙等部署第六军准备前出凤县，向宝鸡方向开进的同时，致电朱德、张国焘、林育英、洛甫、周恩来，提出建议：要求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应迅速到前线会合工作。21日，中央电告红二、红四方面军：“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位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三同志一起工作。”对此，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联名致电中央表示热烈拥护，并决定要将红六军全部开拔到眉县、宝鸡地区，以牵制敌人，策应一、四方面军作战。

    就在三个方面军积极准备实施静会战役计划时，张国焘于21日出尔反尔，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命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掉头西进，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一带。朱德得知后，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党中央，并主张召开会议讨论。23日，在张国焘主持下召开的西北局漳县会议，推翻了岷州会议的决定，通过了张国焘西进主张。得知情况的党中央，反复致电红四方面军，反对西进，要求继续执行静会战役计划。26日，中共中央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要他们共同做张国焘的工作，力争实现北上计划。

    为维护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和红军的团结，26日当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立即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红四方面军停留现地区，以待中央决定的建议。27日，任弼时、贺龙等就上述意见向党中央汇报的同时，建议党中央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即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作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28日，红二方面军又向红四方面军通报了部队在陇南的现状。在党中央的一再指示和朱德与红二、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的共同作用下，张国焘终于放弃西进主张。29日，红四方面军开始按照中央部署重新北上。

    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夺路北上实现会师

    红二方面军经过长途转战后，部队相当困难：衣服缺乏，粮食困难，部队体力下降，队伍减员较多。全军有1.33万余人，红二军有六个团，红六军有四个团，红三十二军有五个团，但各团兵力不充实。针对这一实际，9月28日，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致电中央提出：因远征途中干部队伍损失大，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并拟由刘伯承主持，开办六个连的随营学校；部队拟在无紧急情况和特殊任务的情况下，在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休整20天左右。对红二方面军的意见要求，中央表示同意。

    事实上，由于张国焘坚持西进延误时日，国民党胡宗南部趁机由西安进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同毛炳文部和王均部从北、南、西三个方向逼来，红二方面军陷入腹背受敌险境。据此，红二方面军领导果断决策，于10月1日致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建议部队一星期后撤离徽县、两当、康县地区，经天水、宝鸡间北渡渭水，进至洋屯、清水、张家川、莲花镇地域。这样做，一方面可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之会合，同时，红二方面军也可以背靠红一、四方面军争取休整补充。10月2日，中共中央急电回复，同意红二方面军迅速北上。

    10月3日凌晨1时，中共中央根据敌人快速推进的情势，再次急电红二方面军，令其趁胡宗南部尚未全部集中之时，以支队掩护，主力迅速经武山附近地区向北转移。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在徽县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全军分左右两路迅速出动，经天水、甘谷与麻沿河、永兴镇、武山的中间地带，于10月13日以前到达通渭地域，并趁机消灭相遇的敌人单个兵团。命令下达后，红二方面军离开成徽两康地区向北快速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