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西路军女战士的悲壮人生

    在甘肃省临泽县东郊大少河南岸，矗立着西路军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的正面是徐向前元帅书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的题字。碑背面的碑文记载了烈士的英勇壮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部及所属五军、九军、三十军万余人进入临泽县境内遭国民党马步芳部队围截，在蓼泉、倪家营、西柳沟、梨园口等地浴血奋战七十余天，数千烈士壮烈牺牲。为缅怀英烈、慰籍忠魂，激励在世、启迪后代，特树此碑。”在烈士纪念馆内，陈烈着西路军在临泽的战斗史和烈士们的遗物——枪管、大刀、马尾手榴弹、子弹、饭桶、饭罐、照片。一幅幅大型的画面，一张张史迹的文字，展现出西路军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战斗场面和艰难的战斗历程。

    中国西北版图上，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1936年冬到1937年春天，一支两万一千八百人的精锐部队就在这条走廊中间穿行。短短五个月之内，这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最终只存活四百余人。在这支部队里，有一支中国红军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女性军人建制，这就是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当年，她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这是红军史上最悲惨的一支军队，是由于中央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屈辱，是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成为我党历史上尘封了半个世纪无人敢涉足的一个禁区。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她们不仅缺少武器弹药，缺衣少粮，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不能保证，女战士来月经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可用，只能用沙子来垫。

    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前身是川陕根据地赫赫有名的妇女独立师，也是西路军的一支主力，是西路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这支队伍我们所知甚少，西路军最后以惨烈的失败而告终，女子独立团，或者被打散了，或者很多人牺牲了，或者很多人流落在河西走廊。这支由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领导的队伍，是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妇女武装，全团辖3个营9个连。她们中很多人曾随红四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在长征路上征战，在死亡边缘徘徊；在西征的最后关头，担任了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几乎凭借血肉之躯引开了敌人；又在马匪的淫威中抗争，九死一生，身陷绝境，苦苦寻觅着中央和红军。而他们的遭遇也比普通的西路军男战士要苦难的多。

    西路军西渡黄河后，妇女抗日先锋团首战吴家山、大捷一条山、坚守永昌城、攻克高台、山丹城。1937年1月20日，马家军向高台县城发动进攻，妇女团第3营与坚守高台的第5军的将士们并肩战斗，当敌人攻上城头时，男女战士都投入肉搏战，3营的女战士大部分在血战中牺牲。在临泽一战中，妇女团损失近400人。在梨园口战斗中，她们又有40余人牺牲。在掩护总部向石窝山转移时，妇女团勇敢完成了阻击任务。在祁连山打游击时，与敌相遇，女战士们经过生死拼杀，只突围出来200余人。被饥饿和寒冷逼迫着她们，在牛毛山附近燃火取暖时，被敌人发现，不幸全部被捕。在历次战斗中，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等相继被捕。这支转战川陕甘、屡立奇功的巾帼之旅，从此消逝了。

    西路军这次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 余人。其中，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敌人对西路军的残害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马步芳杀害了西路军被俘虏的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女红军的遭遇就更悲惨了，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遭受了非人折磨，有的被残害致死，有的饱受凌辱，有的流落他乡，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马家军对被俘幸存下了的女红军战士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大多被集体轮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被俘女红军主要被集中在西宁新剧团“中山医院”和羊毛工厂。在羊毛工厂的人，白天做苦力撕羊毛，撕不好就挨鞭打，年岁较大的女战士随时都被工头拉去奸污。一位幸存的女战士不愿意去回忆这段给她带来无限痛苦的历史，她的战友，有的战死河西；有的被俘后被马步青赏赐给部下，有的被蹂躏而死。能够活下来，老人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很多女战士从俘虏营逃出来，隐姓埋名沿途要饭，做工、放羊，只有个别人侥幸回到大部队或是家乡。不少人永远留落在了大西北。

    1937年初，周恩来就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以营救西路军的被俘人员，收容失散同志。国民政府迫于团结抗日的形势，同意共军在兰州南滩街54号前院，设立一个半公开的机构，进行对外联络和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工作。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在和当地一些西路军研究学者的接触过程中，我们对这段屈辱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解读。散落在河西走廊的老红军战士，他们是飘落在这里的种子，将近有半个世纪不为人所知，或者因为各种政治的原因，不为所宣传，但他们仍然是共和国胜利丰碑底座的基石。西路军是一支充满死士精神的征战的队伍，是中国近现代军史上很难再被复制的一支队伍，他们这段历史是悲壮的，悲壮历史中间最悲壮的音符就是这一千多名的女红军战士。

    第二篇：巾帼胜须眉——记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女中豪杰”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共2万余人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当时随军西征转战的女红军在30名以上。她们是：张琴秋、曾广澜、汪荣华、郑先如、黄新兰、林月琴、刘百兴、廖国清(彭素)、陈英民、王泽南、刘桂兰、周起义、陶万荣(苏风)、廖赤见、陈保青、何福祥、张茶清、陈槐英、廖镇芳、陈五洲、张大友、张正福、杨明善、施兰青、闵武慈、陈英等，其中有10多名女红军在入川途中、创建川陕苏区和长征以至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中牺牲、病故、失踪、被俘，或沦落为民。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从强渡嘉陵江起，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长征。当时，撤至嘉陵江以西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以及随军行动的地方干部和职工，总共约10万人。其中，女红军约有3000名。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的3个军，以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总兵力为2.18万人。当时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的女红军，总数仍有一千七八百人，与西路军总兵力的零数相当。其中，妇女抗日先锋团为一千二三百人，政治部前进剧团、供给部被服工厂(编有两个连)、卫生部总医院以及各军、师、团的部分宣传队员和医护人员，共四五百人。

    在当时，随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红军大学女子连和红军总司令部机关及所属单位直接到达陇东和陕北的女红军，也有数百名之多。1937年，李坚真(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在延安曾对斯诺夫人讲过一笔数字：“现在有600名妇女在延长县接受正规化的步兵训练，大部分是四川人。” 　

    长征中，在红四方面军的滚滚铁流之列，这3000余名女红军随同万里转战，恰是红四方面军长征中独树一帜的雄伟壮丽景观——一部前所未闻的红色经典诗篇！正是：巾帼长征无所惧，生离死别谁人知？

    陈真仁：举家长征，男女老少十一口 会宁会师，唯有九妹独一人

    举家参加长征者，当数陈真仁一家三代十一口人，堪称红四方面军征战序列中典型之一。

    陈真仁，原名陈锦云，陕西省宁强县大安镇烈金坝人，1919年出生，曾就读于汉中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是陈家最小的女儿，故有“九妹”之称。上小学时，就在大哥、二哥的影响和教育下，闹学潮，呼口号，撒传单，送密件，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她的一家三代十一口成员是：
父亲陈大训，乡村绅士，时已年近六旬。大哥陈锦章，1924年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1926年由上海回到家乡，组建中共宁强县支部，他为书记。后到汉中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陕南特委委员等职。二哥陈文华，中共党员，曾就读于汉中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历任该校党支部书记、中共陕南特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南城褒边区党委书记，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后改称独立第三团)政治委员等职。三哥陈文芳，共青团员，中学生，时年不过20岁。大嫂(家庭妇女)、二嫂李泽生(中共党员，为共青团陕南特委组织部长、书记)、三嫂宁素梅(家庭妇女)。大侄女陈亚民(12岁)、二侄女汉兰子(4岁)、三侄女青梅子(不到半岁，为二嫂李泽生所生)。加上陈真仁，正好十一口人。

    随同红军出发时，除母亲陈朱氏和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留守在家外，这个家庭的全部成员，都踏上了艰苦的长征路。举家参加长征这一壮举，虽然不曾被载入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可也堪称“一绝”！　

    1935年2月3日（除夕之夜），红四方面军以12个团的兵力发起陕南战役，于次日攻克宁强县城。广大群众在陕南党的领导下，踊跃参加红军，仅第三十军李先念部就扩充新战士1500余人。就是在这时候，陈真仁和她的三个哥哥、三个嫂嫂以及三个侄女，都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四方面军从陕南回师川北后，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即开始了历时24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渡江之前，陈真仁一家在旺苍坝进行了整编分配：陈真仁的三个哥哥均被编入作战部队，从事政治宣传或地方群众工作；陈真仁和父亲、三个嫂嫂、三个侄女全被分配到被服工厂，这样也便于互相照顾。但在渡江以后的行军作战中，她的大嫂、二嫂都得了伤寒病，头痛发热，不吃不喝。二嫂怀里还揣个吃奶的青梅子，一路上更是苦不堪言。这两个女人和一个女孩，就这样被病魔折磨得掉队了，失散了，以至与红军失去联系。一天晚上，在一次紧急突围中，她的父亲和三嫂也相继失散，不知去向。直到后来，才确知这一老一小两人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陈真仁领着两个侄女到达土门后，她自己也染上了伤寒病，高烧昏迷，胡言乱语，接连躺了几天不省人事。这样一来，可把她的大侄女陈亚民害苦了，一个12岁的女孩子，既要守护生命垂危的姑姑，还要照看那个患有脱肛病的小妹妹。危难时刻，第二天就要向茂县进发，这个小不点儿的女孩子，无论如何也照顾不了姑姑和妹妹两个人，她必须从中舍弃一个。无奈之下，陈亚民将妹妹汉兰子托付给一个老婆婆收养。开始时，那老婆婆嫌其病重而不肯收留，陈亚民便悄悄把妹妹背到老婆婆门前，哄着妹妹睡着了，这才溜之大吉，扶着姑姑踏上了征途。1995年，时已72岁的陈亚民老人仍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我那时才12岁，我好狠心啊！我妹妹病成那个样子，没人照管。可是，我不扔掉她也活不了多久……” 　　

    长征中，陈真仁的大哥陈锦章、二哥陈文华、三哥陈文芳，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谁也说不清道不明这三兄弟究竟战死在何时何地，或在何处安息。长征中这一家人，最后就剩下陈真仁、陈亚民两人相依为命，经历了三过草地的坎坷历程。 　　

    雪山草地，没有阻止住陈真仁、陈亚民的脚步。白龙江栈道、腊子口天险，都不曾拦住她们前进的道路。但在翻越达拉山即将进入大草滩时，陈亚民却掉队了。那一晚，陈真仁已经到了大草滩，她发现陈亚民没有跟上队伍，急得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早晨出发时，她一个帐篷又一个帐篷地寻找呼叫，还是没有见到陈亚民的影子。她不由抱头大哭：“我侄女掉队了！肯定掉在山那边了！”她要返回去寻找侄女，却被战友们阻拦住了，遂被人扶着一步步向哈达铺走去…… 　　

    高耸入云的达拉山，乃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同时也是陈真仁、陈亚民人生命运的分水岭。他们一家三代十一口人，最后坚持到达陕北者，唯有陈真仁一个人。陈亚民这个12岁参加长征的女孩子，一路上也不知爬过多少高山峻岭，却在漫漫征途的最后一道山上跌倒了。从达拉山到大草滩，就那么一天路程，她却没有跳过“龙门”。后来，她走到一个叫麻石川的地方，被一个老婆婆收留下来，装哑巴休息了三、四个月，脚才好了。再后来，她便挨门讨饭到了哈达铺，给一户人家打短工，借以糊口维生。谁知这户人家心太狠，居然不顾先头红军在当地留下的政治影响，将她领到岷县一带卖给了别人。她在岷县整整待了八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亚民曾想逃回家乡，竟被主人打得奄奄一息，抛弃于荒野，幸好遇见一个到岷县办事的宁强县老乡，这才将她从野地里搭救过来，并雇人抬着她走了20多天，终于回到了宁强县烈金坝。曾经人丁兴旺的陈家大院，此时早已人去屋空，彻底地破落了、衰败了。迎候这个长征中掉队归来的孙女者，仍是当初要她留下做伴而没有留得下的老奶奶陈朱氏。生离死别十年整，如同一场做不完的噩梦！　　

    长征中，陈真仁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所当护士时，跟红军名医傅连暲恋爱了。1936年10月10日，她在会宁县城参加了胜利会师大会。之后，陈真仁和傅连暲到达同心城，领导上才批准他们正式结婚。

    陈真仁的48年军旅生涯，完全献给了军队的医药事业，直至离休。1955年她被授予上校军衔，傅连暲则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开英：生作人杰，劝郎戒烟当红军 死为鬼雄，自有故知祭英灵

    李开英家在川北通江县城以西的鹦哥嘴，加入红军时30多岁，精明能干。当地有句口头禅：“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李开英就是一个事事处处都打前站的“川嫂子”。1932年冬，从红四方面军入川时起，李开英就成为一名响当当的女中英豪，名声传遍了通江城乡。

    苦难岁月，川北穷人深受鸦片的毒害，鸦片当时已成了一大祸患。有不少青壮年男子因为吸食鸦片烟，弄得倾家荡产。李开英的丈夫老鲜就是一个大烟鬼。

    红军来了以后，李开英才感到有了盼头。她是村苏维埃的妇女委员，积极动员和组织本村妇女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红军运输粮草。她儿子鲜炳文也参加了儿童团，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路条。县、区两级苏维埃政府，当时还设立了戒烟局、戒烟所，首先号召穷苦农民实行戒烟，坚决行动起来与烟毒恶魔作斗争。李开英积极响应号召，特意跑到通江县城的戒烟局，以平价购买了几包戒烟丸，拿回来分配给患有烟瘾的穷苦百姓，剩下一些给了自己的丈夫。然而，丈夫吃了戒烟丸丝毫不顶用。

    无奈之下，她又把丈夫送到红军开办的戒烟所。月余后，丈夫终于戒掉了恶习，脸上有了血色，身体逐渐康复起来。7月间“扩红”时，老鲜连家都没有回，从戒烟所直接参加了红军。 　

    李开英从此名扬乡里，成为当地的一名妇女积极分子，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中，她按捺不住一个新党员的赤诚之心，领着独生子鲜炳文一起参加了红军。由于她是党员，阶级觉悟高，表现好，当时就当上了排长。她儿子也跟她在一起待了一年半之久，个头长高了，身体强壮了，赶到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时，年已十四、五岁的鲜炳文这才被调到红九军当勤务员。 　　

    长征开始后，李开英当上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二连政治指导员。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期间，妇女工兵营缩编为两个运输连，分别由营长林月琴、政委王泽南兼任第一、第二连连长。王泽南虽比李开英年轻几岁，但她小时缠过脚，走路摇摇摆摆的，很不利索。每次执行运输任务时，大都由指导员李开英带领一两个排，配属各兵站运输粮食、物资，或到总医院驻地抬运伤病员。长征中，她先后两次翻越大雪山，三次穿过茫茫水草地，历尽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困苦，同时也更加锤炼了她的革命意志和战斗勇气。 　　

    1936年8月，红九军围攻岷县县城，李开英的丈夫老鲜在给二郎山阵地部队送饭时身负重伤。老鲜时在红九军某连当伙夫班的班长。李开英本想前往探望，因当时奉命到妇女抗日先锋团担任指导员，而没能遂心如愿。是年10月初，红军撤离岷县以后，她听说留在水磨沟的红军伤员大都被鲁大昌部给枪杀了、活埋了。此后，她再也没听到过丈夫的消息，只有把整个心思操在儿子鲜炳文身上。

    李开英随妇女团渡过黄河后，参加了比长征更为艰苦的西征作战。西路军失败后，李开英与众多红军姐妹一起，成为马家军的俘虏。起初，她被押在张掖以南100多里地的花寨子，随后被押往青海西宁。押解途中，有一天到达扁都口附近的炒面庄，敌人指定李开英、李文英跟着何福祥到河边背冰块化雪水做饭吃。在此时刻，何福祥发现无人监视，天也黑了，果断地打了个手势，三人趁机逃跑而去……

    何福祥是来自大别山的女红军，湖北红安人，1929年16岁时参加红军，被俘前在妇女团当营长。她个头高大，体格强壮，被女友们称为“大洋马”。李开英、李文英两人就跟着这位老营长一边乞讨一边赶路，沿着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一步不停地向东走去。她们的目标是：要革命，向东走，过黄河，回陕北。但想不到的是，她们在路过大马营时，李开英却惨遭不幸…… 　　

    一天，李开英自告奋勇先走一步，为两位难友打前站。当她向一个牧羊老汉问路时，那老汉一听口音不对，便吹起了口哨，呼叫出两条护羊狗，朝她猛扑而来……等到何福祥、李文英赶来时，发现李开英被咬得浑身是伤，血肉糊糊的一截肠子也被狗扯了出来。危急时刻，她俩把李开英抬到附近的一个土窑洞里，进行擦拭和包扎伤口。李开英原本疼痛难忍，可她却说腹内饥饿，叫给她讨点吃的，弄点水喝…… 　

    等到何福祥、李文英把吃的喝的弄来时，却发现李开英把随身所带的一块大烟土吞了下去，正好毒性发作，口吐白沫，脸色发青，浑身搐动不止，气都喘不过来了。何福祥把她抱在怀里，边哭边说：“大姐，你不该这样作贱自己呀！”忙叫李文英往她嘴里灌水，指望她能把大烟吐出来，李开英却把牙齿咬得死紧，撬都撬不开。半晌，李开英才吐出几句话：“疯狗咬了好不了，也活不了。你们赶紧朝东走，别受我的拖累……”沉了一会儿，她又喃喃地说：“日后见到我儿子，他叫鲜炳文，在九军当勤务兵，就说……就说他娘革命到底了……” 　　

    规劝丈夫戒烟当红军的川嫂子，而在遭到恶狗咬伤以后，自知伤情严重难以活命，遂将发给她当做路费使用的一块烟土，于危难关头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她不知道，她所怀念的儿子鲜炳文，早在跟随红九军西征作战时就壮烈牺牲了。 　

    1984年，与李开英同一个故乡的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傅崇碧将军曾在《难忘的故乡人民》中这样写道：“记得我们通江县鹦哥嘴，有个女同志叫李开英，家里很穷。红军来了以后，她带头组织妇女参加打土豪、斗地主，是村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后来又入了党。在‘扩红’中，她先是动员丈夫参了军，自己又带着才十二、三岁的独生子一同参了军。儿子在部队当通信员，她在总部做后勤工作，后来还当上了排长、指导员。在西路军的艰苦血战中，她一家三口全都英勇牺牲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将永远受到怀念！”

    曾广澜：母女二人，西行长征复西征 作战被俘，有幸回归大本营

    曾广澜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白沙乡曾家村，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她的兄长曾山就将她从吉安领到南昌，叫她与一位素不相识的湖南人扮成夫妻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年11月间，二人居然“弄假成真”，正式结为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丈夫就是蔡申熙，湖南醴陵县人氏，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 　

    1930年，蔡申熙奉命率部向北转战于鄂豫皖苏区，与红一军合编为红四军。此后，蔡申熙就落脚于大别山区，历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彭杨军校校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等职。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蔡申熙奉命奔赴皖西前线指挥作战。同年10月9日，蔡申熙在河口镇战斗中负伤，不幸逝世。

    对于蔡申熙，徐向前、刘伯承两位元帅都有过很高评价，就连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蔡申熙是“公认的一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他的死亡使我们大为震悼”。由于情况紧急，当时也顾不上举行悼念仪式，曾广澜和红军指战员们一起，以泪水伴着黑土就地掩埋了蔡申熙这位年仅27岁的红军将领！　

    红四方面军西征后，曾广澜擦干眼泪，挺起身子，背着刚满三岁的小女儿，急急忙忙也踏上了征途。母女俩一路上过丹江、越秦岭，再渡汉江、翻越大巴山，随军西征转战3000里，进入四川。是年12月，部队到达川北站稳脚跟以后，这才争取到半天时间，由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主持，为蔡申熙举行了追悼大会。1960年，曾广澜还曾撰写过一篇《回忆申熙同志》的文章，以志纪念。 　　

    红军入川不久，曾广澜就奉命组建妇女武装，她跟“假小子”陶万荣一起，并肩扛起红四方面军第一支妇女武装的战旗。1933年3月，妇女独立营在通江县城成立，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全营总共300余人，编为三个连队。除营长、营政委和部分连排干部外，大都是来自大巴山区的穷姐妹、苦丫头、童养媳。全营战士，是清一色的巴山女红军。

    1934年3月，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曾广澜为第一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后来，她还担任过中共巴中市委书记、省苏维埃政府邮政局局长、西北联邦政府裁判部部长等职。长征中，她跟女儿蔡萍迹相依为命，经历了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的艰难跋涉，受尽了风霜雨雪之苦和饥饿疾病的折磨。1936年夏天，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北上时，母女俩靠着一匹小青马，经过20多天的艰苦行军，越过水草茫茫、遍地泥泞的大草地，随军到达包座地区，暂时休整了数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曾广澜又被调回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担任特派员。到职后，她便领上女儿蔡萍迹，随同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一起渡过了黄河，踏上艰险而又悲壮的征途。 　

    西征失败后，作为团的领导和指挥核心，最后坚持在一起的就剩下曾广澜和团长王泉媛、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另外两、三名女战士了。她们当时已弹尽粮绝，精疲力竭，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白天，到处都是搜山围攻的敌人，她们只能躲在山洞里、树丛中、悬崖下，既不能烧火冒烟，也不敢寻找吃食，甚至连咳嗽两声都得捂住嘴巴。为了不被敌人搜到活捉，只能采取捉迷藏的方式东躲西藏，与敌巧妙周旋。　

    这天傍晚，一拨又一拨的搜山敌军撤回营地以后，王泉媛等人才摸下山去，找到一处独户人家，以大烟土换了些食物，暂且得以充饥。她们就便了解了敌情、道路，连夜又出发了。她们决定先走出祁连山，然后再沿山向东走，回归陕北。几个人奔走了大半夜，天将亮时，怕发生意外情况，只好进行隐蔽躲藏。王泉媛发现半山腰有几孔破旧窑洞，就选定哨位安排哨兵，然后招呼同志们进去休息。 　

    谁知刚睡下一会儿，天就亮了。睡梦中，也弄不清是谁喊了声“敌人”，便不约而同地惊醒起来。这时，恰好就有几把明晃晃的马刀堵在了窑洞外边……原来，哨兵也在哨位上睡着了，被敌人一刀砍死在地。她们一行六七人就这样做了俘虏。被俘后，她们被押送到张掖韩起功的司令部…… 　　

    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的妇女独立团1200多名女战士，除部分英勇战死外，绝大部分被敌人俘虏。团特派员曾广澜和她的女儿蔡萍迹后来之所以获释，实属侥幸。 　　

    曾广澜母女俩是1937年9月22日由武威抵达兰州的，同行者还有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骑兵团长徐明山以及李保安、石建武、祁骏山等人。9月26日，他们一行15人(其中有从青海归队的刘瑞龙、魏传统、吴建初、丁世芳等人)，由兰州乘汽车回归延安。 　　

    从1929年冬到1937年秋，曾广澜和她的女儿蔡萍迹经由江西、江苏、湖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曾广澜由延安回到吉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被捕入狱，与党失去组织联系。出狱后，仍坚持革命斗争，于1948年底在吉安等地组织发动群众夺取反动武装枪支，为解放大军保住了大批粮草。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吉安专区妇联副主任，1968年去世。 　　

    刘伯承、汪荣华夫妇对蔡申熙、曾广澜夫妻二人分别有一段回忆和评语。刘伯承在1960年10月1日的亲笔题词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申熙同志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以后闻他率军过了长江，入大别山与鄂豫皖红军会合，在反蒋介石围攻中英勇阵亡。蔡申熙烈士永垂不朽！”汪荣华则在她的《征途漫忆》中道：“1935年春，省委转移到广元县旺苍坝时，我调任省苏邮政局当副局长……后来，曾广澜同志也调来了。她是一位纯朴、诚实、正直的好同志，比我年纪大一些，我们相处得很好。她在1968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这位老大姐虽然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我一直怀念着她！” 　

    戴觉敏：革命家庭，经风见霜枫叶红 生离死别， 万里远征见证人

   戴觉敏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戴克敏的胞妹，家在湖北红安县七里坪戴家村，生于1916年农历八月初五。 　　

    父亲戴雪舫是位教书先生，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与董必武交谊甚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麻城县委书记、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等小学校长等职。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之初，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遭到敌机狂轰滥炸，学校大门也被炸弹炸塌，戴雪舫为掩护学生转移，不幸被弹片击伤肺部，被抬到箭场河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两天后，终因抢救无效永别人世。经总医院领导批准，由戴觉敏(时在总医院当护士)亲自陪送父亲的灵柩回到七里坪戴家村进行安葬。

    哥哥戴克敏(又名戴道规)，1924年18岁时考入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在董必武的影响下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吴光浩率领72名成员，转到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1928年后，历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党代表、红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团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徐向前元帅生前曾念念不忘这位红军战友，说戴克敏在红军中威信很高，“可以说是大家的表率”。令人痛心的是，他不是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而是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的罪名于1932年夏天错杀在新集，时年仅27岁。 　　

    在那血与火的岁月，戴觉敏一家共有14人参加革命，当时已有10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她的十叔父戴先诚，在黄麻农民暴动中牺牲；二伯父戴先治、三伯父戴伯先、四伯父戴先致，先后于1928年或英勇战死，或被敌人抓捕杀害；堂兄戴道溥1929年被敌机炸死；堂兄戴道高、戴道深1930年在作战中牺牲。她的父亲戴雪舫是第八个牺牲者，哥哥戴克敏是第九位为革命捐躯的。与她同时参加红军护士班的堂妹戴醒群的父亲戴叔先(即戴觉敏的八叔父)，时在总医院中医分院当院长，也在1932年“肃反”中被错杀，成为第十个捐躯者。 　　

    1932年是多事之秋，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战到了四川。危急关头，另一名堂兄戴道彩随红四方面军入川而去；戴觉敏、戴醒群姐妹二人因当时来不及随军行动而被留在了大别山里，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后来，她们都成为红二十五军战斗序列中的白衣女战士。 　　

    红二十五军在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两年间，戴觉敏所在的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已分成若干分院，连同伤病员一起转移到天台山、老君山的密林里，继续坚持医疗护理工作。 　

    1934年11月16日，戴觉敏随同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当时，随军长征的有七名女护士，正好编成一个班，故有“七仙女”看护班之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由长安县沣峪口继续长征北上时，“七仙女”班班长曾纪兰牺牲在宁陕县境，戴觉敏等六名女护士，全都随军行动。但在北过渭河以后，女护士曹宗凯却躺在担架上含冤死去……

    长征到达陕北后，“七仙女”班剩下的五个姐妹，除张桂香与戴季英已结婚外，周少兰(后改名周东屏)与徐海东、田希兰(后在陕北病故)与钱信忠、余国清(后改名余光)与李资平、戴觉敏与饶正锡结婚。建国后，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分别成为大将、中将、少将夫人。 　

    解放战争时期，戴觉敏身在西北战场，却无时不在惦念着大别山里的亲人。新中国成立时，戴觉敏和她的丈夫饶正锡远在西陲边城工作。全国解放了，革命胜利了，远离家乡十五、六年了，她能不想家和思念亲人吗?巍巍大别山，红军战士的摇篮，那里有她时刻牵挂的母亲石兰英，还有她哥哥戴克敏的妻子曹吉阶，以及哥嫂的亲生骨肉戴曙光。

    1950年冬天，戴觉敏经由北京、武汉回到故乡寻找亲人。她没有找到她的母亲，只见到几位婶娘，这才听说母亲石兰英十多年前就饿死在流离乞讨的路上。至于她的嫂子曹吉阶、侄女戴曙光，虽经多方打听寻找，却一无所获。 　　

    戴觉敏跟随丈夫调到北京后，1955年的一天，她在探望来自大别山的中共中央委员郑位三时，终于获得侄女戴曙光的下落，惊喜之余激动不已。戴曙光，这位大别山革命人家的革命后代、戴克敏烈士的唯一女儿，她还活在人世，当姑姑的真是喜出望外。 　　

    这年的金秋十月，戴曙光被姑姑邀到北京。20多年不曾相见，侄女已是26岁的少妇，并生有一儿一女。丈夫名叫郭德辉，是个本分农民，家在麻城县中馆驿郭家洼村。姑侄二人相会时，戴觉敏才晓得寡嫂曹吉阶的遭遇更加悲惨：苦难岁月，嫂嫂背着三四岁的女儿于黄麻边界流浪乞讨，被保长绑架、贩卖到麻城县余家湾，迫使她做了农民余万里的妻子。女儿亦改名姓余，叫余影香，后恢复原名戴曙光。遗憾的是，嫂嫂曹吉阶已于1953年清明节后病逝，姑嫂二人最终也没有见上一面。 　　

    1984年，戴觉敏老人在向笔者口述了她一家人的情景后说：“我是我们一家的幸存者。像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在大别山区又何止我们一家，有成千上万啊！我们红安县的革命家庭，的确很多很多……”

    第三篇：  红四方面军一位女团长鲜为人知的悲壮人生

    在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曾经涌现出了许多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比如；中国第一女将军李贞、红军中唯一的女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刘伯新、第二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朝祥以及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等。

    陶淑良，这位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副团长、第一团团长、西路军第五军后勤部军需部部长陶淑良，却与之相反、鲜为人知。关于她的文字总是让凄美的红军故事多了几分悲壮色彩。至今，陶淑良所在的家乡没有为其树碑立传，只有张国焘的卫队长何福圣在长篇回忆录中提到过她，还有民国末期续修的《陶氏宗谱》和旺苍木门军事会议会址陈列馆里有一些记载。

    “河西走廊觅故人，昔日红军何处寻。一片黄沙埋铁骨，高台陵寝哭忠魂”。当年，那位叱咤风云的“将门虎女”踏上长征路再也没有回来，家乡的亲人在没有尽头的期盼中诉说着那段不应被忘记的历史……

    （一）　投笔从戎的名门闺秀

    明洪武年，浙江金华有个叫陶景初的锦衣卫校尉，由于平蜀有功，升为百户所长官，授世袭百户，治食四川苍溪邑。明洪武23年，陕西略阳等地发生叛乱，上令陶景初领兵助讨，陶公屡出奇兵获胜，功封昭毅将军，属正三品。民人誉之为真武将军，并为其建有真武将军祠。从此，陶氏家族世代名声显赫，明清两代更是出了不少三、四品大员。肃亲王豪格曾为陶家题写“什世百户”的匾额，悬于苍溪陶家巷，又称什世百户巷，只可惜“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

    也许是祖宗庇佑，民国时期，陶家又走出了孙中山亲笔题写的“良禽择木千寻直”的陶泽源，挥刀怒斩清廷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陶泽焜，被张国煮称之为“将门虎女”的陶淑良。

    陶淑良，字效瑾，1910年生于川北苍溪县什世百户巷。明崇祯年河南王府护卫指挥司护卫、昭毅将军陶怡公第八代孙，其父陶鸿熙，清末武解元，銮仪卫治仪正。陶淑良生性聪明、知书达礼，善武技、能歌舞，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奇女子。

    1927年初，陶淑良怀抱救国之志，来到成都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创办于1904年的淑行女塾，创办者是东渡日本考察归来的前清举人陆绎之。陶淑良思想激进，常以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四川老乡杨锐、刘光第为傲。在校期间，这个同学们公认的校花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29年初，陶淑良毅然登报与家人断绝关系、投身革命。至今，在苍溪《陶氏源流》中，仍然保留着陶淑良“1929底年投红”的记载。

    1929年夏，陶淑良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派遣，随中共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前往涪陵、丰都、石柱等地开展革命工作，任宣传干事。后又转战于通江，苍溪，广元一带。陶淑良以浅显易懂的道理宣传革命主张，宣传妇女解放，为杨克明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地群众说：“陶干事一点儿也不像官宦人家的小姐，倒像是穷苦百姓家的姐妹。”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要问领兵是哪个，他的名字徐向前”。1932年，红四方面军攻占了通南巴，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陶淑良回到川北木门一带开展革命工作。次年3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妇女积极分子300多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陶淑良任营长，曾广澜任教导员。陶淑良对待女战士如同亲姐妹，与她们同甘共苦，一起学文化，一起练射击，使全营官兵的军政素质迅速提高。

    “娘子军”首战就打了个大胜仗。5月中旬一天夜里，陶淑良率部往前线送粮草经过通江鹰龙山，与田颂尧部一个营遭遇。当时，独立营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陶淑良与曾广澜商量后决定智取，她命令战士把粮食担进树林里隐蔽，听到信号一齐杀出来。

    敌人上山后迷夫了方向，又累又困，鸦片瘾也发了，听到原地休息的命令，便迫不及待地把枪架到一边，拿出烟枪开始吞云吐雾。忽然，枪声大作，陶淑良率全营战士手执大刀、梭镖、扁担，一跃而出，厉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一时树影摇动，似有千军万马从天而降。吓得这帮“双枪兵”魂飞魄散，尤如惊弓之鸟，以为遇到了红军大部队，纷纷扔下武器，举手投降。这一仗，独立营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消灭了敌人一个营。战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把这次缴获的武器，全部装备了独立营。从此，“500农妇歼敌一个营”的故事，传遍了川陕苏区。

    据陶氏后裔陶嘉陵讲，陶淑良和杨克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假扮夫妻，在革命斗争相互蒙生了爱意，加之杨克明误以为结发妻子魏俊淑已被敌人杀害，遂经组织批准与陶淑良结为夫妻，并生有一子。红军北上时，夫妻俩把儿子寄养在懋功一个叫徐广才的医生家里，徐将其改名徐涛。徐涛病故于八十年代中期。徐涛有子名徐家根，现在四川小金县务农。1949年8月，苍溪县张王乡回乡红军邹楚也证实陶淑良与杨克明有子名懋，于红军北上时由亚克夏山老乡收养。

    “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杨克明参加革命后，敌人曾派一个连将其住宅包围。杨克明在乡亲们掩护下，逃脱险境。凶残的敌人对其妻施以酷刑，打断了魏俊淑的手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4方面军第33军后，杨克明出任军政治委员。长征中，杨克明率部队3次越过茫茫数百里的草地，1936年10月随军西渡黄河，转战于河西走廊地区。1937年1月，与军长董振堂指挥红5军在高台县城与7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

    1983年，组织上把烈士证书送到家里，魏俊淑才知道丈夫早已牺牲。50年来，魏俊淑一直坚信杨克明还活着，苦苦守候着丈夫唯一的一张照片和生前用过的红木书箱。

    “克明那，50年，我等了你50年啊！”1985年8月17日，满头银发的魏俊淑带着儿孙从贵州千里迢迢地、来到高台革命烈士陵园祭奠亲人，长跪不起，泪如雨下。并写下一首哀诗：“青丝白发思君还，血战高台死如归。浩气长存红五军，振兴华夏竖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