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党校系统，从中央、省、市到县大概有3000所党校，有10万大军的党校人。我作为最幸运的一个基层党校人，于2016年5月7日至22日，应邀赴中央党校，精心参与《全国党校系统“十三五”建设和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中央党校领导评价我为《规划》编制做出了重要贡献。回望在中央党校的日日夜夜，聆听党校教授讲述的一个个生动故事，无时不在催人铭记党校历史以汲取营养。我觉得，以史鉴今，更有利于资政育人，更有利于党校建设，更有利于党校发展。

    谢煜桐：红色雕塑的精神力量

    这里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在这个院子里工作生活了近二十年，每座楼宇、每个角落都是熟悉的。春天里的百花盛开，争奇斗艳；夏天里的郁郁葱葱，清凉宜人；秋天里大片大片金黄的银杏林，传递着收获的讯息；还有冬天，高大的楼群巍然矗立在茫茫大雪之中，显得庄重而宁静。年复一年，岁岁如此。久住其中，莫名地也有些审美疲劳了，以至于当来学习或者办事的人赞美党校校园时，自己也只是应承着而已，并没有激起内心的涟漪，也少些应有的激动和兴奋。

    有时想，这院子里似乎缺少些什么，但认真想时，又说不出。只是到了今年夏末的一天，随着一尊尊雕塑的出现，心中的疑问才得以破题。这个院子近千亩，从南向北，呈长方形。从中国古建筑来说，算是三进院子。进了南门不远，是主楼，算是一进；往北300米，是大礼堂，算是二进；再行300米是现代化的综合楼，算是三进。中轴线上，如今从南到北立了三组雕塑。进了大门，不远处的花岗岩是校名碑。“中共中央党校”六个大字，提醒着走进院子的人，您已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穿过巍峨的主楼，就在右侧，主楼背后的草地上，依然是中轴位置，花岗岩的马克思、恩格斯雕塑屹立在那里。这时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院子的历史、党校的历史以及党校的使命。这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院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也曾直接叫“马列学院”。马克思、恩格斯，这确实是最能够、也是最应该在这里见到的两位革命导师、两位哲学先贤啊。

    走近雕塑，两位革命导师或坐或站，神态安详，都在沉思中。站在马恩雕塑前，让人刹时间有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耳边仿佛回响起恩格斯那篇《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共产党宣言》问世170年来的世界历史，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带领人民进行的前赴后继、波澜壮阔的斗争史一幕幕又呈现在眼前。中国的，外国的，这一切一切的人类进步事业，都跟我们眼前的两位巨人及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直接相关。此地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党校，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雕塑就矗立在眼前，身为这个党的党员，站在革命导师的雕塑前，这又该是何等神圣的感受！

    主楼建成于1962年，是我们党执政初期建设的大型建筑之一。每天中央党校的工作人员上下班都要从中门进出。马恩雕塑的出现，仿佛在告诉经过这里的人们，要知道自己是为谁在工作，提醒大家要增强党的意识，知道自己的工作和马恩的理想是相关的，确切地说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再往前走，礼堂前广场，远远地看到一个巨大的雕塑，毛泽东塑像。毛泽东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曾亲任中央党校校长，所以，雕塑取名“我们的老校长”，十分贴切，也十分亲切。延安时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央党校一个辉煌时期，革命事业蒸蒸日上，革命前途一片光明。这也可以从毛主席的雕塑看得出来：主席习惯地把双手叉在腰间，双目深沉地凝视着前方。人到中年，成熟自信又富有活力，胸怀全局，运筹帷幄，而当时的革命形势一日千里，我们正一天天好起来，敌人正一天天坏下去。

    站在主席雕塑前，自然会首先想到这是我们的老校长，想到我们党、党的一代又一代领袖对党校的高度重视，想到党校事业的薪火相传、发扬光大，让我们党校人徒增几分自豪感和沉甸甸的责任感。

    综合楼是党校的三进。楼前广场已经改造一新，变成了一片新天地。宽阔而平坦的草坪，东西南北是绵延的木质连廊，显得古朴、典雅而又不失庄重大气。草坪的南端屹立着邓小平同志的雕塑，取名“总设计师”。雕塑取行走姿势，小平同志目光坚定、健步走来。站在小平同志雕塑前，自然让人想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想起小平同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功伟绩。今天，他开创的伟大事业，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绘就更加壮美的篇章。美好的中国梦就在眼前。

    我们时常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党校的作用。除了教学，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环境是一种文化，有时环境可以起到教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当今时代，思想多元，文化交流或者碰撞乃至激烈对抗。党校的雕塑，不是可以更直观、更鲜活地起到教育作用吗？在我看来，雕塑的力量在于凝结在形象中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在于由内而外的能量传递，在于潜移默化而产生的磅礴之势和鼓舞人心的力量。革命导师是思想明灯，而雕塑则是高高的灯塔。

    孙玉华：党校的由来

    设立党校是加强党内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认识到党内教育问题的重要性。1924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首次提出设立党校问题，并指出设立党校是为了党内教育培养指导人才。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要求，中共安源地委党校于1924年12月创办起来。这是全国最早的地方党校，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党校。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记载，当时提出合办党校设两类班次：一是初级班，专收工友同志；二是高级班，在寒假内开课，专收学生同志。之所以成立党校，是由于安源一带党员数量的急剧增加，需要提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1924年8月，安源一带的党员人数猛增到200人左右，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约五分之一。这些党员都是超龄团员被批准退团入党的。他们虽参加过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读书处和“特别班”的学习，受过工人革命运动的熏陶，但并未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加强党员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现实要求，就成为安源地委党校创办的直接原因。秋天，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安源地方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党、团合办党校。在办学经费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当年12月，我党的第一所党校就产生了。由刘少奇任校长，任岳具体负责。设置课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浅说》《俄共党史》《少运史》，每周上课三次(六小时)。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后，为贯彻落实党的“四大”精神，安源党校一度将学习党的“四大”文件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安源党校由于与团校合办，所以学员既有党员和干部，又有青年团员和工会干部。这一做法和经验，很快被1925年底创办的湘区党校借鉴。1925年9月21日，北洋军阀武装镇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共安源地委党校由此被迫停办。

    1925年10月，在李大钊、赵世炎等同志的领导下，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在北京西城区蒋养房胡同秘密开办起来，对外名称是“北京职业补习学校”，培训北方的干部。罗亦农担任教务主任，但实际上行使校长职能。学员吃住在学校，为保证人身安全，不得自由进出学校。学习方式有听课、自学和分小组讨论三种方式。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随时提出疑问。12月，第一期学员顺利毕业。最后一讲是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专题，提出“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毛泽东把它收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由于北京政治形势和环境的恶化，中共北方区委原定继续办班的计划，被迫取消。北方区委党校就仅仅办了一期学员培训班而终止，但推动了北方地区党组织和革命活动的发展。

    总结办党校的实践经验，同时为解决党内亟需宣传、鼓动群众的人才，1925年10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宣传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议案结合当时党内的实际情况，对开办党校的类型、学制、学员对象、培养目标和学习方法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一，党校的类型和培养目标。议案提出，根据党内力量，只能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普通党校和高级党校。普通党校在地委领导下，培养群众的鼓动员。高级党校在区委的领导下，培养“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第二，招收学员范围和学制。普通党校招收工人，学制至多不过一个月或一个半月。高级党校招收“政治知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学制不要超过三个月。第三，教学要求和学习方法。在教学活动中，应当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要理论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议案明确提出，学员“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间工作”。只有按照上述要求，党校培训才能使学员真正掌握无产阶级思想。

    谢武军：从中央党校校史看“党校姓党”

    由中国的国情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情所决定，“干部恐慌”和“本领恐慌”一直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因而，早在建党初期，党中央就把开办党校、加强党内教育作为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通过在党校集中培训的方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政策的启蒙和再教育。194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征调干部轮流进党校学习的制度。这种学习制度一直坚持至今，为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党在组织上的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党校作为党内教育的最高学府，几十年来，培养了数以万计知行合一、德才兼备、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治党治军治国的栋梁之才。回顾中央党校的校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悟“党校姓党”不是从外面贴予党校的标签，而是党校与生俱来的特质。

    中央党校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命运息息相关

    中共中央党校的校史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的建设史休戚相关的。中共中央举办党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25年10月创办的北京党校，至今已有91个年头了。在中共党史上，党中央曾经三次决议办中央党校而没有办成。一是1926年2月中共中央曾决定在北京和广州两个革命中心各办一长期党校，称之为“最高党校”。但半个多月后，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局势急剧恶化，而广州忙于北伐，两个最高党校都没有办成。二是1927年中共五大期间曾设立“党校委员会”，书记瞿秋白，并决定在武昌创办中央党校，招收学员300人，学期6个月，7月30日开学。但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形势急转直下，中央党校未能办成。三是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决定“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地培养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但由于张国焘的分裂破坏，高级党校也未办成。

    1925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大部分时间处于地下斗争环境，在自己掌权的区域只呆了不到两年。中央举办党校受客观条件制约，带有临时性、规模小、无持续性、无固定校舍、专职教员少等特点。北京党校、两湖党校和中央训练班都是秘密举办的。1925年的北京党校尚能以“北京职业补习学校”之名向北京市教育局申请注册，1929年的中央训练班则完全处于地下，连校址亦不可考。中共中央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建党之后至抗日战争之前党中央举办的规模最大、存续时间最长的党校。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办学19个月，校址迁移三次。随着中央苏区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葬送，学校被迫停办。

    中共中央到了陕北之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革命凯歌高奏，中央党校经历了11年另3个月不间断的稳步发展的时期。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头，敌后根据地大幅缩小，党中央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将大批干部调回延安保留培养，使中央党校一度达到学员3000，工作人员3000的规模，可谓兴旺发达。当年，毛泽东曾感慨道：“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在延安的十年，是中央党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并于1943年3月到1947年3月亲自兼任校长。

    1947年3月至1948年7月，因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离，中央党校停办一年有余。1948年11月马列学院（即高级党校）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开学，1955年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中央高级党校集中了党内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在理论界享有盛誉，是名副其实的一流学府。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国家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党和人民遭受浩劫，中央党校停止招生，校领导遭迫害，教职工被下放，校舍被占用。“文革”结束之后，随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国家日益繁荣昌盛。中央党校1977年3月复校，平稳发展至今。

    由是观之，中央党校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央党校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党的兴衰，也反映了国运的兴衰。

    中央党校学员的构成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状况的缩影

    从学员来源看，中国共产党是由点到面发展起来的，大革命时期，党员数量不多，尚未形成全国的组织系统，党的经费也十分紧张，中央举办党校不可能面向全国招生。北京党校60人主要来自北方数省，两湖党校80人来自湖南湖北。土地革命时期，红白区域割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员主要来自中央苏区各省。初到陕北，中央党校学员以长征干部、陕北干部为主，中国共产党亟需“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

    抗战初期，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数量从1937年初的4万多人猛增到1940年的80多万。据1941年9月15日《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二学期（5月11日起至8月30日止）教学工作总结》统计，1941年第二学期在校学员638人（未编班者49人未计算在内），学员籍贯覆盖了23个省。其中：河南68人，占百分之10.66；河北65人，占百分之10.19；山东22人，占百分之3.45；山西54人，占百分之8.46；陕西111人，占百分之13.4；浙江12人，占百分之1.88；福建9人，占百分之1.41；广东26人，占百分之4.08；安徽17人，占百分之2.66；湖南38人，占百分之5.96；湖北32人，占百分之5.02；江西36人，占百分之5.64；广西5人，占百分之0.78；云南3人，占百分之0.47；贵州5人，占百分之0.78；四川71人，占百分之11.13；绥远2人，占百分之0.31；甘肃5人，占0.78；江苏37人，占百分之5.8；辽宁10人，占百分之1.57；吉林8人，占百分之1.25；黑龙江1人，占百分之0.16；西康1人，占百分之0.16。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已经完成了“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从这份学员情况统计看，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节点在1936年至1939年，这四年入党的学员408人，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63.95。其中1938年入党的206人，占百分之32.29。这一学期还有大革命时期的党员11人，实属凤毛麟角。1932年和1933年入党的学员55人，占百分之8.63，而这两年正是土地革命的高潮期。

    从学员成分看，建党初期的党员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少量工人，因而北京党校和两湖党校的学员成分以学生为主，大部分是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成分占了党员的绝大多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员成分也以农民为主，大部分是1928年以后参加革命、有一定斗争经验的苏维埃县区级干部和红军基层干部。延安时期学员成分多样化了。1941年第二学期638个学员中，工人150人，店员４人，学徒12人，职员6人，自由职业3人，农民150人，学生236人，教员33人，军人28人，其他16人。学员成分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扩展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但其主要成分仍然是工人（包括店员、学徒）、农民和学生，共占百分之86.64。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员成分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党内出现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因而党内教育问题必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从学员文化程度看，其变化呈马鞍形。北京党校和两湖党校学员文化程度较高，瑞金时期和初到陕北时文盲达半数以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首开文化课，教授语文、算术、历史、自然地理常识。大教育家徐特立、大学教授成仿吾都讲过文化课。许多学员在党校不仅学到了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而且揭掉了文盲的帽子，变成了有文化素养的人。

    延安时期，随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批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学员的文化程度也随之提高。1937年至1941年中央党校55个常规班次中，需补习文化的只有两个少数民族班和8个文化班，占班级总数的百分之18。1941年第二学期，未上过学者104人，占百分之16.3。在1942的正科，以及1943年后的一部、二部，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上。比如正科第三支部32个学员，大学文化程度11人，高中6人、初中15人。从马列学院第一期开始，学员实际文化程度都在高中以上。“文革”十年浩劫，国民教育停滞，党员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也随之下降。1982年中央党校再次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文化班，为一批思想路线端正、有实践经验的高中级后备干部补习文化。

    从学员工作性质看，瑞金和延安时期的学员来自党政军群文等部门，而以做党的工作的干部为主。比如，1941年第二学期学员中，在省、特委、县、区、支部、小组做过党的工作的共423人，占百分之66.2。做政权工作的仅14人，其中省级1人，县级7人，区级5人，乡级1人。这和中国共产党还是革命党而不是执政党的地位相符。这种状况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从学员的层次看，北京党校、两湖党校学员主要是刚参加革命的党团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高级班共办三期，学员为县团级干部，总数不到100人。1935年底至1941年底，中央党校学员以县级干部为主，高级干部不到百分之20。在1942年的中央党校正科和预科，以及1943年以后的一部和四部，学员皆地委和旅级以上高级干部。比如，正科第三支部32个学员都是地委以上的干部。其中，12人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从各根据地来的15人，中央机关的5人。地方工作干部26人，军事干部6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10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7人，大革命时期的5人，跟着毛主席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1人（刘型），1928年留苏的1人（罗少华）。参加革命工作最晚的也在1937、1938年，共8人。这种层次的干部在1944年7月的中央党校达1100多人。

    回想192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曾有一个统计：“全国至少需要区执委、地执委、特支干部355名，而当时只有120名，为实际需要的三分之一。”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随着党、军队、根据地的壮大和巩固，党的干部队伍在数量质量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高中级干部成为中央党校轮训培训的主体。

    综上所述，党校与党本是血脉一体的，党校因党而立，党校为党而存在。坚持“党校姓党”，按党章党规党纪办学办事，是党校应守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