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庆典，也是各族人民的盛大节目。全面系统地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是当前广大理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其中，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阐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中国诞生和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是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本刊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沙健孙教授。沙教授对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性巨大成就进行了深入回顾总结，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建立的丰功伟绩进行了充分肯定。现将访谈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本刊记者：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怀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您是怎么理解的?

　　沙健孙：我们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摧毁代表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反动政权，创建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由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由于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因此，为创建新中国而进行的斗争不能不是一个伟大的，同时又是长时期的、艰苦的、曲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投入工人运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参加了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但由于党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相关的方针政策；创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建立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中国革命由此走上了复兴和胜利发展之途。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大革命之后，中国人民经过10年土地革命战争、8年全国抗日战争和4年全国解放战争，即经过22年的艰苦奋战，终于从根本上推翻了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表明，毛泽东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缔造者。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回想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毛泽东不仅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正是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这个时期新中国历史的本质和主流。

　　本刊记者：我们注意到，在当前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历史的时候，有人以后“30年”的成就否定前“30年”，甚至把前“30年”说得一无是处。您怎么看待这种倾向?

　　沙健孙：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不久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比较具体地谈了这个问题。文章讲到，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新中国的建设尽管经历过若干曲折，但从总体上说，是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的。总的来说，主要有4个方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积极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为进行建设事业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本刊记者：这些成就确实是历史性的巨大成就。这中间，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最根本的一条。您能不能谈谈对这一方面成就的理解?

　　沙健孙：好的。我刚才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摧毁代表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反动政权，创建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权的创建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它是先在局部的农村区域建立，而后经过长期斗争，逐步扩展，直至推向城市、推向全国的。毛泽东不仅开辟了创建人民政权的正确道路，而且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权建设的经验，对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明。这些主张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接受，形成了有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确规定。

　　第一，关于国体。所谓国体，是指国家的性质，即国家的阶级性，也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它还应当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他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们的主要公式、主要经验、主要纲领。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新中国的国体。

　　第二，关于政体。所谓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他的答复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体。

　　第三，关于国家的结构形式。所谓国家结构形式的问题，是指国家的结构是实行单一制还是复合制(如联邦制、邦联制)等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一步确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据此，周恩来向政协代表报告时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第四，关于政党制度。所谓政党制度问题，是指实行苏联式的一党制，还是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或者是有中国特点的新型政党制度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和协商共事的关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着名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而奋斗。同年春，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参加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新中国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的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实践中的形成，并且有了自己的组织形式。在1954年全国人大召开以后，毛泽东强调，政协的组织仍然是需要的。政协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它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继续发挥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这对于坚持和完善新中国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有着极大的优越性。

　　人民革命胜利以后，为了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我们究竟应当选择什么道路?对于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又及时作出了明确的答复。他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正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带领下，中国人民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沿着一条有中国特点的道路，胜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标志。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巩固、完善和发展这个基本制度，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和必须实现的庄严任务。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使这个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本刊记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了哪些积极成果?

　　沙健孙：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基本的历史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主要是：

　　第一，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1956年4月初，毛泽东即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这个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指示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阐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他指出：我们“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他把这个“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称作是“第二个革命”。他阐明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一是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中国的发展所遵循的是“两步走战略”，即首先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后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大约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二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又指出，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从而为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根据。三是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就是说，在一个长时期里，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观点，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四是提出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五是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判断是非的标准。毛泽东在论述两类矛盾的学说时，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坚持这六条标准，是我国的建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政治保证。

　　第三，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指导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命题，指出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工作，并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主张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等一系列的“同时并举”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阐明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如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主张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主张试办托拉斯；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等)。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主张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主张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让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提出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要求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设想(如国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党代表实行常任制等)。在文化建设方面：指明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提出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出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