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过几部战争题材的电影，影片中很多红军妈妈们在行军打仗的途中，都迫不得已把刚出生的孩子送给当地老乡抚养。我一直以为这样的故事和情景只是电影里才有的，是导演和编剧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些场景。然而，许多年后，当我了解了西路军的这段历史，当我知道，这样的真实故事就发生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时，我的内心震撼了。

    1936年12月底，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转战临泽，五军政委黄超率五军一部、九军一部、总供给部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二营驻守在抚彝县（今临泽县蓼泉镇），副总指挥王树声率九军另一部驻守在沙河堡（今临泽县城），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总部直属部队和主力三十军进驻了倪家营子。九军在沙河堡驻防期间，身为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的吴仲廉，当时已经怀有八个月的身孕。

    1937年元月初，吴仲廉在临泽县沙河堡花园村一带生下了她和西路军敌工部部长曾日三的孩子。孩子出生时正是寒冬腊月，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红军指战员们都难抵严寒和风餐露宿之苦，更何况婴儿。加之当时战斗频繁、物资匮乏，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行军打仗带着孩子又极不方便、且容易暴露目标，于是吴仲廉找到当时花园村的苏维埃委员张永禄，商量能否找个可靠的人家将孩子托付。为解决吴仲廉的后顾之忧，张永禄找到了为人忠厚老实、处事通情达理，家中又缺少儿女的国民党花园村民团大队长王学文，王学文的妻子连生四胎都没有活成，第五胎是个儿子刚生下两三个月，还在吃奶，孩子托付给他们不但有奶水吃，同时，鉴于王学文民团大队长的身份，将孩子寄养在他家也便于掩护。虽说王学文系民团大队长，但他生性宽厚也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于是吴仲廉和丈夫曾日三毅然决定将刚生下来四十天的孩子送到了王学文家中。临别时，吴仲廉强忍住泪水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孩子，而孩子的到来，也给原本缺少儿女的王学文家又平添了几分生气，夫妻俩视孩子为己出，对孩子疼爱有加、关怀备至。

    3月12日，梨园口一战后，西路军被迫撤向了祁连山深处的康隆寺。3月13日，西路军余部在祁连山的牛毛山、马场滩一带与尾追之敌激战后，便于3月14日的晚上转移到了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山，并且在石窝山召开了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扩大会议。会后，吴仲廉和丈夫曾日三都随干部支队行动，在游击战争中，他们多次遭遇敌人。一天傍晚，就在他们到达北川门时，再次遭遇了敌人，为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团的同志突围，曾日三不幸壮烈牺牲，而吴仲廉也因此落入了敌人的魔爪，不幸被俘。不久，吴仲廉被敌人押解到青海，从此，母子天各一方。

    孩子在王学文夫妇的精心抚养下健康成长，为纪念他的父亲曾日三，王学文给孩子取名王继曾，就是要让他继承他父亲曾日三的遗志，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939年，王学文因为收养了红军娃王继曾，被国民党马家军抓到兰州投进了监狱，解放前夕才被我地下党组织营救回临泽。王学文被马家军抓走后，他家的生活虽然一度陷入了困境，但是他的家人仍然千方百计的保护、养育王继曾长大。1950年，在王继曾14岁时，兰州军区受吴仲廉的重托找到了孩子，并派人来接孩子，虽有万般不舍，但是通情达理的王学文还是说服家人送走了孩子。临别时，接孩子的解放军战士给王学文留下了600元钱，以示慰问和酬谢。解放军某部还给王学文家赠送了一块大红缎软匾，上面写道：学文同志，你为革命抚养后代，人们永远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