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林在北京大学演讲（中红网红色图库）

    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一分为二”思维观念的影响下，世界上两大矛盾主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处于对峙斗争状态。近二十年来，风风火火席卷全球影响人类发展趋势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的解体而纷纷改旗易帜。坚守阵地、仍扛红旗的所剩瘳瘳无几，共产主义从理论到运动均由高峰滑入谷底的严峻现实令我们深思。建国后六十年来党内的斗争和惨重的斗争代价促使我们不断去反思。20多年国企改革沉浮磨难，几多艰辛，几多困惑，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失业，一批又一批企业家改革者在困惑中落马消亡，除拥有国家垄断的部分央企外，大部分国企至今仍未摆脱活力不强、效益下滑、众多国有企业关门倒闭的困境。这种现实也迫使我们冷静思考。

    千百年的社会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人们要在实践中求得突破，必须在理论上实现创新，而认识和解决上述这些社会变革的关键，是必须在哲学的思维体系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从非此即彼、非是即非的“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就会发现一个独特的新的世界。

    一、发现“一分为三”及发展方向，确立认定方法

    经过我们三十年的观察思考和近二十年的集体实践，通过换向思维反复论证，我们发现，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已很难解释诸如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类存在与变化的诸多事物。人类要想认识世界、观察事物、分辨是非，仅仅局限于“一分为二”的观点，已难解其实，难辨其向，难定其性。

    首先我们发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并非都是“一分为二”的，即非天即地、非好即坏、非火即水、非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非计划经济即市场经济，而是“一分为三”的。从世界的空间来看，大到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小到毫米、微米、纳米均由三维定位；从世界的时间划分来看，不管历史多么久远，未来多么漫长，均由过去、现在与将来三者界定；从世界上物质存在的条件来看，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是大山、河流、平原、草地，无不是在地球重力、大气压力、磁场作用力下存在；而从物质存在的形态来看均分为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形态；从物质结构上看则分为电子（带负电）、中子（不带电）和质子（带正电）；从物质的物理性能上分有绝缘体、半导体和导体，金属和非金属之间有微晶玻璃，它具有金属的性能而又属非金属的成份；从人类生存的世界看可分为南半球、北半球和赤道；从数学上的数字来看正负数之间有零，零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而没有了零一切数均无法定位；人类本身不管怎么划分，从生理科学上分无非是男人、女人和两性人；从社会属性上讲无非分为善人、恶人和平民百姓。另外研究经济要分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政治首要分清敌、我、友；研究军事无非是战争、战役和战斗；我们办企业则是要研究产、供、销。从文化来源与发展趋势看，中国最早的道家文化将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其核心为：世间万物之本为道，道分阴阳，阴阳合一而出新，新即为三，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人类文明社会的主流在“一分为一”的观念中存在了数千年，在“一分为二”的观念中存在了几百年，当今“一分为三”的时代应该到来了。禅学文化把人对世界的认识界定为三种：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还是山，看水仍是水。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有三大基石：人类进化论、太阳中心说和蒸汽机；他将世界任何对立的矛盾最终结果界定为三种：一是一方否定一方；二是双方同归于尽，被新的对立双方所代替；三是双方经过斗争达到对立面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毛泽东虽然生存在“一分为二”的理论世界里，未能对“一分为三”做出深入研究，但他留给后人的精华遗产均是一分为三的：如他的“三个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 )、他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他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党的领导 、武装斗争)、他对军事战争的三大贡献(游击战、持久战、运动战）、他的三大整风内涵(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他的三个世界的划分(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的人类社会的三大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及对人的政治倾向界定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等等。

    此外， 我们根据分析论证，还发现事物的发展方向往往不在两极而在中项，这个中项的发展方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说任何一对矛盾斗争最后都有三种结局的第二种结局相一致的，是二者合二为一，共生共荣。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经历了百年今天仍很难说清孰是孰非。表现为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已普遍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规则及价值观：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更多的接受社会主义的政治平等、共同富裕和相当范围内的计划手段。当今全党全国最根本的任务是改革、稳定和发展。但改革、稳定只强调两个方面，不是方向，只有发展才是方向；还比如医学上的中医和西医的对立，西医认为中医是治标不治本的半迷信行为，而中医则认为西医只会拉拉片片，不能解决人的气、血、经、脉、胳的本质功能与作用。然而双方经过数百年的斗争后最终达成共识：认为中西医结合才是即治标又治本的最佳治疗方案；就当今世界的企业改革看，国企独有资本结构不是方向，私企家族资本结构也不是方向，而股份制公司才是企业改革发展的方向；从几何上看，一点是找不到圆心方向的，可以做出上万个圆，两点也不能找到一个唯一的、二者兼有的圆心，也可做上万个圆，唯有不同属一线上的三点可找到共同的、也是唯一的圆心和方向，这个圆心也就是任意两点的中向的统一。我们客观的观察人群，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已的强项与不足，而绝大多数人的强项与不足都非人生的主流，其主流只是遵纪守法、按时上下班、履行社会责任与义务，而人类的进化与发展主要靠整体公民的中项素质的提高；我们客观的观察企业，发现企业每年都评选表彰先进，处罚违纪、违章，而处罚与表彰其实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使企业全体员工的素质得以提高；我们客观评审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发现发展的历史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而偏左或者偏右又都不会持久，而只有向前发展，才是根本趋势；我们客观审视国家大政方针，发现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和对落后地区扶贫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综合国力和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正是“一分为三”理念，中项是发展方向的集中表述，是主流方向，任何偏激的、极端的都不能长久，把握方向必需掌握0.618黄金分割比例，过枉必纠。

    第三，我们接受了“一分为三”的观点，也知道了事物兼有的发展方向在中项，那么怎样才能准确、客观、科学地界定每一个事物呢？为此，我们经过反复论证，终于找到了三位定性法，我们认为是客观科学的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一是观察任何事物都要选择一个不管在外观形态上，还是在本质定性上都能适合多角度观察的最佳空间区位，只有找到最佳区位才能了解这个事物的整体形态和其综合性质。对任何事物的定性认识也要多方位、多角度：如具体一本书放在桌子上，你要认识它的全貌，则必须看到到它的三个视图，缺一不可知全貌；再如宏观看一杯水，化学家会说它是氢二氧一的化合物，物理学家会说它是若干分子运动的集合体，而老百姓看它则只是一杯能解渴的饮料……。二是要选择多角度认识事物本质特性的最佳时间区位，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看法和界定。如南宋的抗金名将岳飞，当时他是以国家的罪臣，当朝的叛逆者而被处死在杭州风波亭，而十年以后南宋易主“罪臣”岳飞又成为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至今仍被人们在传颂；再比如89年的“六四事件”，当时被政府界定为“六四”反革命暴乱，几年后又改为“六四动乱”，又过几年后再改为“六四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事还会有新的说法。一个人、一个身居高官的大人物，今天他是政府的要员，明天有可能沦为阶下囚；今天是监狱中的某一个犯人，明天可能会平反昭雪成为追求真理的勇士。历史区间定性原则告诉我们：认识、界定历史上的事物要对事物有一定的时间距离。这也就是古人所告诉我们的“当代易做治、隔代才修史”的真正内涵。三是以辨证的、动态的、嫁接的方式来预测和引导事物的发展方向。观察和分析一个事物不仅应选择多角度观察、保持一定历史距离，而且还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进行动态预测、有效嫁接来预测和引导事物的发展。如大家都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其动机目的是反腐防变，保持执政党的廉洁，保护工农当家做主的人民江山，是要跳出千百年来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怱焉”的怪圈。但是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特别是受“一分为二”观点的局限，实施了过度对立、过激措施而使国家一度陷入动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