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的档案中在家庭情况一栏有“欠详”二字，几十年来一直受到组织部门个别人的刁难。为了让组织上查清我的红军身份，1974年，我亲自回到四川通江老家，从当地政府要来了档案证明。他们证明我12岁参加红四方面军川东保卫局宣传队当战士，也证明了我的父母是红军干部——他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长征途中牺牲；证实了我父母是革命烈士，我是烈士子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双“革命烈士证书”为铁证。

    1986年我去杭州旅游，然后又绕道回故乡通江县铁溪区落实家庭情况。在通江县民政局开出证明后，去铁溪区什字乡严家坡开调查会议，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当时到会8人，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提供了我爷爷和父亲的情况，证实我爷爷和父亲都是烧木炭的工人。

    他们还说，1935年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我的父母（继父李绰儒、母亲柯玉兰）和兄弟们随区机关转移到李先念部队，而根据当时的情况，随部队转移的群众和地方干部，一律编为正规军。

    由于长征时，前有敌军阻击，后有敌军追击，有时一天要打几仗，不知在什么地方，父母都牺牲了，兄弟们也杳无音讯，成为我这一生另外一大遗憾。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批示下，我们西路红军失散人员的身份得到确认，我的老红军名誉也得到了恢复，但我仍然只享受“九•二五”起义人员的待遇，我也感到欣慰了。

    从1989年以来，我因前列腺增生和心脏病多次住院，几次住的是干部病房，花了国家医药费不少，我很不安。

    我常想，比起千千万万牺牲了的战友们来，我能活下来，就算是太幸运了；所以，我个人吃的苦受的罪不算什么，自己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不算什么。我看到党和国家、人民军队这样欣欣向荣，我感到万分欣慰。

    写于1985年-1996年 ，2006年9月由罗仰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