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只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习近平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只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多，和这里的人民“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情感，他对这片热土知之深、爱之切。他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

    摘掉“高产穷县”帽子，走出“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在全省率先推行“大包干”，制定“人才九条”广招天下英才，住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我渴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亲手为他们做一点实在事情”“真刀真枪干一场”“改革戏必须大家唱”“敢抓敢管敢于碰硬”……正定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政开始的地方，也是他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实践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的创新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的思想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他在青年时期就具有坚定信念、为民情怀、改革思维、开放意识、务实作风和责任担当，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脉相承。

    两个多月来，河北日报记者深入采访当年与习近平总书记接触过的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为主题，从心系民生、实干实政、改革创新、扩大开放、转变作风等5个方面，采写了系列长篇通讯，真实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的从政风范和人格魅力，使人们从中得到启迪，汲取力量，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加忠诚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切实增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1983年春，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委办公。（资料图片）

    在正定，有一份记忆，珍藏在许多人的脑海，历经30多年不曾褪色。
    在正定，有一种情感，沉淀在许多人的心里，历经30多年不曾消减。

    1982年3月，29岁的习近平来到这里，写下了自己从政经历的第一笔。

    三年多时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习近平始终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

    为百姓吃饱肚子，他勇于担当，为“高产穷县”减少征购跑省进京，实事求是反映人民心声；、

   为乡亲致富，他不断找寻让群众生活好起来、富起来的路子；

    为了正定的未来，他关心教育，从校舍抓起，要求每个村庄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

    “明天，我就离开正定了，这点儿钱留下给孩子们买图书吧。”1985年5月赴厦门任职前，他仍牵挂着孩子们。

    习近平牵挂着正定，正定人民也牵挂着他。

    离休老干部闫月芬养成了追着习近平任职地电视台看新闻的习惯：“他上了福建我就看福建台，他上浙江我就看浙江台，他到上海我就看上海台，他上了北京我就看中央台。他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他。”

    “老书记好！”2008年1月和2013年7月，已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两次到正定塔元庄村调研指导，当欢迎的人群中响起一声声“老书记”时，他高兴地将手伸过去，与群众一一握手。

    在正定人的心目中，无论习近平走到哪里，职位多高，依然是当年那个心里装着百姓的“老书记”。

    摘掉“高产穷县”的帽子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习近平

    1982年4月初的一天，紧邻正定县城的永安公社三角村大队部走进了几个推着自行车的人。

    “这是习书记，到你们村转转，了解了解情况。”有人向迎出来的大队干部介绍身边个子最高的年轻人。

    1982年3月25日，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习近平，被石家庄地委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到任伊始，他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调查研究。

    全县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千斤的三角村是习近平调研的首站。

    可习近平没想到，出了大队部，和站在街头的几位群众拉起家常，大家说到生活上的首要问题竟是“粮食不够吃”。

    “一年干下来，从年头吃不到年尾。”

    “谁家不够吃了，就偷着去新乐、无极、藁城等邻县的村里换红薯干吃。”

    “一斤粮食能换三五斤红薯干，总比饿肚子强。”

    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倒苦水，习近平关心地追问：“村里这样人家多吗？”“别的村也这样吗？”

    说话间，人群旁过去几辆自行车，一位社员抬手指着车上驮着的小口袋告诉习近平：“你瞧，这准是去换红薯干的。”

    “近的骑十几里，远的骑几十里。还得偷着，怕丢了先进村的人呢。”今年60岁的三角村村民冯新贞忆起往事，忍不住叹息：“征购交得多，手里又没钱买粮，没办法啊！”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定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高产县，被树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600万斤，交完征购，再扣除种子、饲料等，留下的口粮已经远不够百姓填饱肚子。由于保征购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地里只能上茬小麦下茬玉米。

    冯新贞给记者算了笔当年的账：“一斤小麦1毛2，一斤玉米8分，一亩地最多收入60多块。棉花一斤一块多，一亩地能收至少100多块。你说，光种粮食，老百姓手里哪能有钱？”

    1981年底，全县人均收入仅140多元，每天只有4角钱。

    从三角村调研回来没多久，一天晚上，看到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程宝怀办公室还亮着灯，习近平便推门进去。

    “老程啊，领导说让我到正定任职，是给我选了一个‘好县’。依你看，什么是‘好县’？”

    程宝怀脱口而出：“咱正定就是好县啊。”

    他给了习近平三个理由：一是对国家的贡献大，每年上交粮食征购全省第一；二是县里领导班子很团结；三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像三角村，又是先进中的先进，全国各地可都来参观学习呢。”

    习近平听后笑了：“老程啊，我认为，是不是‘好县’应该以老百姓生活得好不好来衡量。你刚才说的三角村，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偷着到外县换红薯干吃。这些事，你了解不？”

    “我了解。”程宝怀说。

    习近平点点头，继续分析：“我觉得正定当前的现状是，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交的粮食越多，群众收入越低，咱们实际是个‘高产穷县’！”

    最后，习近平郑重地说：“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争取减少一部分征购。”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关注“高产穷县”？

    在一次县委的小型座谈会上，习近平进行了解释：“绝不能光讲粮食生产、光讲高产粮，不讲经济效益。”“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高征购导致群众吃不饱并不是三角村甚至也不是正定独有的。”当时在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的李亚平说，在那个年代，向上级反映高征购问题，说轻了是思想觉悟低，说重了那可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要向上级反映这个事儿，心里没把老百姓当回事，没有点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习近平的思考和提议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不谋而合。

    在1994年习近平撰写的《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一文中，他赞扬吕玉兰：“了解到征购过重情况后，就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4800万斤，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文中只字未提自己，可知情人都知道他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贡献。

    “习书记和吕书记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其实大家心里都赞成。”时任县委办公室干事的张银耀说，但许多人有顾虑和担心，一是怕有损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形象，二是怕上级领导不高兴，三是怕对习近平个人政治前途有影响。

    对这些顾虑和担心，习近平的回答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实事求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就应实事求是反映群众心声，反映现实问题。

    因此，习近平与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各级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

    中央很快就派人到正定，与省、地两级相关部门联合组成了调查组。

    调查组进村入户下田，不到十天时间，找了一百多名干部群众了解情况。

    经过核查，调查组把正定粮食征购的实际情况摸清了。当年，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800万斤。

    这一减，三角村村民家的饭桌上多了白面馒头，少了红薯干。

    这一减，正定棉花种植面积很快由1万亩增加到19万亩。

    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农民收入，习近平还在14.3万亩河滩地上做起了文章。他提出，重点种植林果、花生、瓜菜等经济效益好的作物。

    在习近平的指导推动下，当时的西柏棠公社塔元庄大队积极在河滩地上发展起棉花、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种植。

    塔元庄大队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可开发利用的河滩地却有几百亩。

    “我们就按习书记的指示，鼓励社员搞开发。谁开发了收成就是谁的，大家伙儿积极性很高。”时任塔元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赵桂林回忆，挖垄沟、打机井、平整土地，河滩地上冬闲变成了冬忙。开发利用河滩地100多亩，一亩地就为农民增收约300元。

    “后来习书记再到我们村调研时，我跟他说起河滩地的开发情况，他很高兴。”赵桂林说。

    经过这样的“减”和“增”，1983年，正定县农村人均收入达到358元，同比增长百分之52.3。

    “解决高征购是习书记来后，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他为什么能实事求是、体恤百姓、为民请命？”曾采访过习近平的原《河北青年》杂志编辑周伟思认为，因为吃过很多苦的他“见不得百姓受苦”。

    周伟思曾问过习近平：“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

    习近平的回答是，七年的插队生活，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我渴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亲手为他们做一点实在事情。”“在生我养我哺育我的人民身边，和他们一起为理想、事业奋斗。”

    周伟思发表于1984年的报告文学《而立之年》里记录了习近平赴任正定前的心路历程：

    人生太短，在时间的长河里，真正干事业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来不得一刻荒芜，来不得一点嬉皮笑脸。这样，或许可以办成一两件事，或许对人类、社会、祖国可以做一点贡献。这能有所贡献之年是多么值得珍惜啊。

    李亚平1983年8月21日的日记中，也记载着习近平边吃午饭边聊时的真情流露：

    “我现在可以说是从生活的锅底一下翻到了社会的顶巅，可是自己觉得并没有喜悦感、快乐感，总是感到有一种责任，就是再也不能让文革那样的情况重演了。”“舒适的生活是庸人的追求，我是准备着入‘苦海’的。”

    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正定，习近平从政伊始，就是这样实践的。

1985年1月20日，甘国田荣获盖有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县长刘树章印章的县委书记县长奖励证书。（资料图片）

    为万元户颁发“率先致富奖”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国强。”
    ——习近平

    1985年1月20日，屋外滴水成冰，屋内暖意融融。

    “率先致富奖，甘国田、刘成永……”

    正定县招待所的会议厅里，一场气氛庄重又热烈的三级干部会正在进行。

    与以往“三干会”不同，这一次，表彰先进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令与会者感到新鲜的是，表彰名目叫县委书记、县长奖，奖项有“伯乐奖”“自学成才奖”“特别奖”，甚至还有一个“率先致富奖”。表彰对象既有种花养鸡的普通农民，也有干个体、办私营企业的小老板。

    正定镇顺城关村今年已经73岁的老大娘刘小果家的小木柜里，一直珍藏着一本获奖证书。

    略显陈旧的红色证书封皮，印着“县委书记 县长奖励证书”字样。内页蓝黑色钢笔水写就的字迹虽有褪色仍清晰可见：甘国田，男，42岁，正定镇顺城关农民，种花专业户，一九八四年纯收入14000多元。授予率先致富奖。批准人：习近平（印）、刘树章（印），1985年1月20日。

    在刘小果看来，这本证书记载着丈夫甘国田，一个普通农民一辈子最光荣的时刻。

    “县上发的奖，上面还有习书记的名字呢！”领奖回家半天了，甘国田把证书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其实，父亲获奖前，习书记就来过我家。加上后来，前前后后有好几回。”如今已50岁的儿子甘语录回忆，“有一次，他是在一个冬天快晌午的时候来的。”

    那天，甘语录忽然听见院外有人招呼，开门一看，一个穿着绿军大衣的人带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了院子。闻声而出的父亲赶紧和来人握手，把大家让进屋里。

    “我在屋外听长辈们说，那个领头的是县委书记。”甘语录说，当时聊什么大事不知道，只记得客人们在家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没吃饭就走了。

    “赶上月季花开的时候来了，习书记还会在不大的院子里走一圈，仔细看看月季花的长势。”甘语录记得，自家半亩地大的宅院里，一半是房子，另一半几乎都种上了月季花。“那时候，月季花还是稀罕物，集市上，一盆花能卖3到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