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27日清晨，一曲哀乐从收音机中传来，令我心头一颤，小平同志刚刚离开我们，这又会是谁呢？我紧走两步，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大。彭真！彭真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把我惊呆了，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我靠在沙发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长时间沉浸在悲痛哀思之中。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也是山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我在太行区平定县工作时，就听说彭真同志在晋察冀分局担任党委书记，他坚决执行党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创建了晋察冀边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的先进事迹，就使我产生了对彭真同志的敬仰之情。建国后，彭真同志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61年，他第一次回山西视察工作。当时我任晋南地委书记，陪同接待了他，并向他汇报了工作，彭真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至今记忆犹新。1964年，他再次回山西视察工作，到晋南地区时，我向他汇报了工作，他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肯定。会后又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从此我每次到北京开会，只要有机会，都要去看望他，亲聆他的教诲。1962年1月，我去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同省委领导同志去看望他时，他对我们说，他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报告基本定了，中央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要作自我批评。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 1994年 3月，尽管他已92岁高龄，行动不太方便，但他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问长问短，对山西的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非常关乙，使我们深受感动。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别。彭真同志教人不厌、诲人不倦的高尚品格和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彭真同志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深深感召着我。文化革命初期发生的一件事，最能说明问题。1963年12月，毛主席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一份汇报材料上批示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词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彭真同志看到这个批示后，虽然感到情况不一定是这样，但他一向对毛主席是很尊重的。随即深入各地，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记得1964年5月他第二次回家乡视察工作时，即带着这个问题进行调查。他住在侯马市的招待所，整夜不能人睡，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一天早晨我到他住的房间看望他，他坐在沙发上闭目思索着。张洁清同志（彭真同志的爱人）告我说，他一夜没有睡觉，双眼充满血丝。彭真同志看到我来，随即对我说：“无论文化还是艺术战线上，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还是好的，是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和坏作品只是极少数。”他回到北京一个月后，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同志担任组长，负责领导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在一次会上，他依据调查研究的情况指出，文艺领域确实存在某些不健康现象，但要通过正常的批评和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来加以解决，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对此有人指责他与毛主席唱反调，他立即回答：“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以后这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而受到批判。1965年11月，在江青等人策划下，《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彭真同志严厉批评了上海的有关部门，说：“这样大的问题，为什么不向中央打招呼，党性哪里去了。”对于这一文章，北京各大报纸都没有转载，毛主席对此极为不满，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人”的“独立王国”，随即全国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为了把这场批判运动置于党的领导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致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批判，彭真同志又主持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并经毛主席同意，发给了各省、市、区贯彻执行。然而，时隔不久，中央即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把“二月提纲”推翻在地，拉开了十年“文革”内乱的序幕。彭真同志从此受到了严厉批判。但他始终坚持了真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畏艰险，不顾个人得失，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彭真同志对我教育最深、启示最大的是如何正确指导工作，如何正确使用干部。1961年他回山西视察工作，我向他汇报工作中讲到我们工作发展的规律和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他滔滔不绝地引用古今中外的一些典型事例，生动形象地给我们讲述了领导干部要正确指导工作，必须做到“多谋善断”和“知人善任”。这些道理对我后来搞好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

    彭真同志在谈到什么是“多谋善断”时说，“多谋”就是要多和人商量，就是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从而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善断”就是在“多谋”的基础上进行决策，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这是搞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谈到调查研究工作由谁来做时，彭真同志说，毛主席今年68岁了，能让主席或他的几个秘书去吗？全国这么多省，这么多县搞什么？我们的县委要有20％搞好调查，地委、省委要有1／3搞好调查，我们政治局要有一半人搞好调查。我们的省委、地委和县委，对情况要了如指掌。我们要和基层干部多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只要我们的群众路线走好了，调查研究工作搞好了，我们对工业、农业、商业各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好了，就会提出正确的决策意见来，各方面的工作就会取得好的成效。

    彭真同志告诫我们，在调查研究中，要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他说：断案总有两家，包公断陈世美的案，有秦香莲，还有皇姑，两家的意见都要听。马克思的《资本论》注了很多意见，就是和大家商量，听取不同意见，然后才有善断。毛主席讲到刘备、曹操、袁绍时说，袁绍那个人就是武断，武断就要失败。彭真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绝不能退避深山、离群索居、孤陋寡闻。他还进一步指出，在调查研究中要注意掌握运用辩证法，坚持否定之否定，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彭真同志在谈话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说：在自然过程中，否定之否定不是全有的，车子倒了，羊杀的吃了，有什么否定之否定？在自然过程中不是普遍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思想发展过程中，总是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经过比较，才能达到否定之否定。正确的意见都要有个否定之否定。这几年拿我说，听正面的意见多，反面意见听不见了，怎么还能否定之否定呢？多谋善断，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一个思想发展过程总是听你这个人的意见，又听那个人的意见，又是你的意见，又不是你的意见。他说任何人的思想没有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不会是正确的。彭真同志还给我们指出，要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必须有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而要正确使用干部，就必须做到知人善任。他说，“知人”就是了解干部，“善任”就是恰当地使用干部。他还进一步说，所谓知人，首先是看他的德，看他对革命忠不忠实，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是看他的才，就是有的人能办这个事，有的人不能办那个事，有的单独不能办一个事。彭真同志强调指出：知人善任很重要。从二十四史看，凡是认不清楚人的必定亡国，凡是成功的都是人用的好。彭真同志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谈话时总是旁征博引，引人人胜。他说，拿张良来说，从来没有独立挂过帅。司马迁说他多谋，实际上他就是在家里拿主意。带正规军的是韩信，打游击的是萧何。正因为用人恰当，才使刘邦得了天下。他还谈到了管仲用人的一些例子。说管仲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多谋善断，知人善任的代表，希望我们要学管仲，把用人的工作做好。

    彭真同志了解到我们晋南地区县级干部配备得较好的情况时说，对干部要一看二帮，一方面对他们要大胆地使用，另一方面还要经常地教育和帮助他们。干部有了毛病，不能一班一班的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应该是“包括圣贤，孰能无过？”子路闻过则喜，他也承认自己有错误嘛！马克思和毛主席也都讲到自己有过错误。你们大家没有？你们也有错误，我也有。干部有了错误怎么办？要与人为善，一看二帮。毛主席说过，干部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这样全党才能团结起来，把工作搞得更好。

    彭真同志严于律己，艰苦朴素，联系群众，虚心学习，品德高尚。他的祖父是从山东逃荒来到山西的，他的母亲一直住在逃荒来时住的一个破土窑洞内，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村里要给整修房屋，他和母亲都劝阻了。对于他家的成份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造反派曾向我调查，我根据他家的生活情况，说可能是贫下中农，当即遭到了严厉批判，说他家是大地主，你至今还包庇。他有两个弟弟，都是村里的一般社员。他两次回村，都向我们和村干部说，一定要按照村规要求他们，不要有任何特殊照顾。彭真同志从不索取任何礼品，甚至家乡的一些土特产品，也一律拒收。他爱吃晋南的油炒辣子，记得他在第二次回乡时，我送了他两罐头瓶，他说是否能给我四瓶，小平同志也爱吃辣子，我回去可送他两瓶。他让秘书给钱，经我们再三解释，才说服了他，他风趣地说，这样我算白吃了你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