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国民性”是鲁迅所提倡的。“注重对人的改造”，是钱教授所深恶痛绝的。“改造国民性”，就算它只是一句口号，也足以振聋发聩。先贤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决不是想让它当成说起来好听的口号。他们恐怕也并不希望后人只学会对它的赞叹。“改造国民性”的问题，究竟是个什么问题？是不是个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的问题？究竟是个实践问题，还仅仅是一种停留在纸上让人们看和听的主张？是“注重对人的改造”的那些人们与鲁迅想到了一起，并把“改造国民性”付诸实践，在实践中发展、完善着它，使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思想，还是钱教授继承并发扬着鲁迅思想？如何继承和发扬“改造国民性”这个由中国人说出来的、具有中国人的语言特色的思想，的确是个大问题。在“改造国民性”这个问题上，公然反对的不多，叫好的的确很多。有的人，也仅仅是会说好！好！好好！并不实行，不知道怎样实行，还反对别人实行。读了钱教授的书，总觉得钱教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1 国民与人

    国民是什么？国民是不是人？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却不得不把它当做严肃的问题认真对待了。

    “国民”是什么？千万不要回答说“国民”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也不要回答说“国民”就是“国民”。其实，这里要问的是，“国民”是不是“人”？具体说，像钱教授那样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国民”，进而是不是“人”？

    国民，在中国并不是“传统观念”。中国曾经是有国有民，而无“国民”的社会。那个社会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社会。民在那个时代，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不是。民，当然就不可能包括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专门的称呼曰“士”。后来民的社会地位改善了，才泛指人。尽管是这样，有把人称为“国人”的，而没有把人称为“国民”的。“国人”这个叫法现在也常常被用，其实它并没有特别的意思，无非还是人、本国人的意思。

    但是，“国民”则不同。

    国民，是外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对于人的叫法。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他们的法律上明确地写上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人与人取得了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民，不再是皇家的子民、贱民，成为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并对国家承担一定义务的人。

    “国民”一语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在国家政治法律上的地位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变化。

    人，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在不断地更换自己的衣服。

    在中国，国民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封建制度行将崩溃的时候。伴随着“国民”概念出现的是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国民是人，而且应该是对国家负有责任和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利的人。对于这个，或许不应该有什么疑义。

    当一些思想界的先驱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看到了“国民”的这个特征。有的或许看得不太清楚，论述不那么具体，让有的现在人不那么满意。现在的人们本来也不应该苛求先人。他们把什么都说清楚了，都做好了，还要后人做什么？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变化，就算是他们当时说清楚了，他们也无法知道后人会怎么样。他们本来也没有为后人回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义务。他们能够提出足以引发人们思考的“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就已经是了不起的贡献了。这样的贡献，并不是谁想有就能够有的。不管人们怎样理解“改造国民性”这个问题，起码有一点，至少在不反对“改造国民性”的人们中应该达成“共识”，那就是，“国民”是人、法律地位平等的人。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稍微用“心”去读鲁迅，有些问题是很好想清楚的。但是，钱教授只用眼看字的模样，不想用“心”去分析、辨别。如果钱教授对“国民”与“人”，对“国民性”与“人性”，像对“尧舜”与“圣人”那样，经过认真仔细的推敲后再说，恐怕在认识上不会与敝人有什么不同。

    我说钱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没怎么用心，并不是说我读鲁迅很用心。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偶尔见到鲁迅说了：“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由此用了一下心想了一想觉得，如果“国民”不是人、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因此认为国民就是人，所谓的“国民性”就是“人性”。所谓“改造国民性”，也以改造人性为限。这样的想是不是想错了？如果是想错了，我是乐于纠正的。

    “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是对人说的，要求人做的。按照鲁迅的思想，“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热风•六十二 恨恨而死》）。愚以为至少像钱教授那样的学者在“国民是不是人”这个问题上是不应该有什么疑问。

    2 国民性的改造与人的改造

    如果承认了国民是人，那么，就应该承认，“改造国民性”归根结底也是个对人的改造问题。

    人，是不是需要改造？注重对人的改造是对，还是罪过？对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教授 ，这是个明摆着，不需要回答的问题。现在却不能不说这个本来应该由钱教授回答的问题。

    把“对人的改造”与“改造国民性”对立起来，如果在这个时候，还硬说自己是赞成“改造国民性”的，进而是拥护鲁迅的，至少在我是好怀疑的。

    “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主张。曾经是一个时期的流行语。早于鲁迅的严复的“新民德”，梁启超的“新民说”，被看做是“改造国民性”的先声。

    鲁迅“改造人”的思想，从文字记载上看，要比毛泽东“注重人的改造”的思想早许多。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注重对人的改造”，说不出。能够说出的是要比鲁迅“注重对人的改造”要晚许多年。鲁迅“注重对人的改造”见于文字的愚以为是在1907年青年鲁迅提出“立人”，主张“张精神”、“尊个性”的时候。他这个观念，或者说思想的确立，应该更早些。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不满14岁， 处于少年时代，正在为读书问题与老爸闹矛盾呢。那时候的鲁迅，处在封建制度面临崩溃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成为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国民。他也还不知道外国那个马克思创造了一种被现在的某些知识分子称为“狭隘阶级论”的观察、认识问题的方法。这时候的鲁迅，已经弃医从文了。在他的眼里所看到的只能是“人”。他当时看到的人，有的成了未来的“国民”。但是，在当时，有的却正在做着“示众”的材料。这样的人当然是应该被改造的。他的弃医从文，说明在他的意识中已经形成了“人性”应该“改造”，必须“改造”，从我做起，实施“改造”的坚定信念。他在《呐喊•自序》中坦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恐怕谁也不能说国民因为愚弱就不是人。青年鲁迅决定改行就是为了改变他们。

    如果按照钱教授所说“只有极力想改造人的人才是圣人”，那么，鲁迅在青年的时候，在做着大清王国的子民的时候，就先于毛泽东是圣人了。毛泽东也只是认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并不认为那时候的鲁迅已经是圣人了。不过，钱教授在确认“鲁迅思想”是“立人”的时候，是否想过，在“立”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个“改造”的问题在其中呢？那些“庸众”如果不被改造，能够“立”得起来吗？至于他从“非物质”的主张中，是不是读出了鲁迅关于“立人”就是改造人的“性欲”与“物欲”，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在人是不是需要改造的问题上，按说钱教授是不应该有什么怀疑和抵触思想的。如果他没有忘记他是在对莘莘学子讲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他先想好了“国民”是不是“人”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再想一想，并确认一下“知识分子”是不是“国民”，或者“民”的一部分这个比“国民”是不是“人”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问题，或许就不会把“改造国民性”与“对人的改造”之间的“对立”讲得那么严重，那么视同冰炭。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清楚，事实上又好像没有搞清楚，或者本来已经搞清楚了，只是为了与“注重人的改造”的人们切割、区分、针锋相对，故意回避“国民”与“人”，“国民”与“知识分子”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要不，怎么当有人把“改造国民性”一语中的“国民”置换为“人”、为“知识分子”之后，就那么的抵触与排斥呢？那些反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人自不必说，那些拥护鲁迅“改造国民性”，而反对、诋毁、否定“对人的改造”、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人们，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方法。那就是，只要有本事论证“人”不是“国民”，或者“民”； “知识分子”不是“人”，不包括在“国民”、或者“民”以内就够了。遗憾的是，多年来，一直没有人使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去论证。如果不能论证出“人”不是“国民”，或者“民”； “知识分子”不是“人”，不包括在“国民”、或者“民”以内，那么无论是谁，用谁的理论，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语言，制造出来的“对人的改造”与“改造国民性”的尖锐地对立，或者用“改造国民性”否定“对人的改造”都不堪一击，都要自相矛盾起来。

    “国民”中的“国”，在这个词组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大学教授应该讲得很清楚。我虽然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改造国民性”一语中可以没有“国”，却不可没有“民”。我还知道，在古代曾经人、民分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生活在远古时代，有谁异想天开地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来，那他没准儿就是个怪物。如果他说“改造国民性”中的“民”不包括被称为“人”的统治者一族，不包括“知识分子”那一层，那将是非常符合那时候的社会现状的。知识分子，天生血统高贵，还改造什么，谁敢去改造他们呢？

    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不同了，人、民都一样。特别是信奉“人人平等”的人们，最不能容忍和看不惯的就是人分三六九等。因此，他们革了封建阶级的命。之后，都是“国民”了。知识分子是人，原来不是人的非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人。这也是现代中国的现状。如果承认这个现状，那么，凡是能够被称为国民的，不管他是知识分子，还是非知识分子，恐怕没有谁认为自己不是“人”。如果人们都认为自己是个普通的“国民”，也是个普通的人，那么，说“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就是“改造民性”的问题，亦即“改造人性”问题，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起码不能说在逻辑上存在什么错误。承认了“改造国民性”，就是承认了人，包括自己，都在被改造之列。

    说“改造国民性”就是对“人的改造”，改造对象是人，不应该说错误。如果离开了对人的改造，那么，“改造国民性”的改造对象恐怕就不好说清楚了。当鲁迅谈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的时候，肯定认为“国民”是人。他不会，也没有对畜生提“改造兽性”，对狗提“改造狗性”的问题。他很清楚，畜生的兽性、狗的狗性是不会改变的，有文为证。他说“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而国民的性，或者说人性吧，却是能够改造的。也有鲁迅的话为证。他说：“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而已集•文学和出汗》）“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应该是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的认识基础。

    关于对人的改造，原则上好像也没有人反对。但是，要谈论对于具体人的改造，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仁者与智者由于立场不同，认识方法不同，思想上发生冲突就是必然的。即使是仁者或者智者，在他们自己之间在谈到更具体的问题时，恐怕常常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因此，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求同存异是必要的，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是必要的。如果都要等到认识一致了再去做，恐怕什么事都难做成，虽然，认识可能是错误的。如果要求人们的认识都是正确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后果都是良好的，否则，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再不然就扣上一顶足可以把人压死的大帽子，那事实上是在提倡人们什么事都不要干。这就如同一个“善良”而又“心疼”孩子的母亲，为了不至于让孩子在学走路中跌倒、摔坏，干脆就把他放在床上，不让他下地一样。这样的母亲在理论上有，在现实中没有。那些只知道责怪学走路的孩子路走得不好，摔了跤还要责骂几句的，在现实中却大有人在。好像他们天生就是跑步的健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

    国民性的问题，改造国民性的问题，的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曾经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那原因，或许如鲁迅所说：“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华盖集•忽然想到 四》）他把复生的希望寄托在国民性的改变上。

    鲁迅明确地看到，“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1925年3月31日）这与梁启超说的“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的说法显然有相似之处。也说明，在鲁迅的意识中，改造国民性要比改造社会难得多。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是个自己自觉地改造自己的问题。在这里，难就难在“自己”上。如何唤起国民自己改造（革）自己？如何为国民自己改造（革）自己创造条件？这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仍然可能流为一句空话或口号。

    像钱教授那样的鲁迅研究家，表面上好像很赞成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他滔滔不绝地讲了那么多的“国民性弱点”，可说了些什么、提供了那些有价值思想以完善“鲁迅思想”呢？在他的书里翻了一篇又一篇，就是没有找到。仅仅提出问题，许多人都会。问题是解决问题。

    3 国民性在恶化吗？

    “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提出了近一个世纪了。具体改造的成就如何，这方面的评论没有看到，现在能够看到的仅仅是钱教授的“感觉”。他说：

    “我觉得不但鲁迅、周作人当年所批判的‘国民性弱点’今天还在继续与发展，而且这几十年还培养出了鲁迅、周作人时代还不曾有过的新国民性弱点，这就使得我们今天‘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显得特别迫切与艰巨。” （《话说周氏兄弟》第232页）

    按照钱教授的“感觉”，自从前人提出“改造国民性”之后，经过他们的努力，“国民性弱点”反而更突出了。这是说他们有功呢，还是劳而无功反而有过呢？敝人以前并不曾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并没有自己的结论。但是，对于钱教授的“感觉”总“感觉”不妥。

    “国民性”的问题，“国民性弱点”问题是什么，这固然是应该清楚与明确的。但是，像这类的问题，好像简单，要真正弄清楚，说明白、并不容易。很多事，人们并不是把他们弄明白，说清楚之后才去做。因为，许多事，人们都有一个认识过程，一开始就根本说不“清楚”。对于许多事，许多问题，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甚至博学的教授与教授之间也还在争论。有的争论了多少年，也没有结论。至于非知识分子不懂得教授的“感觉”，那应该是很正常的。笔者愚昧迟钝，自从读了钱教授的书之后，就一直在思考当年“国民性弱点”在今天“发展与继续”问题。想尽量找到与钱教授一样的“感觉”，到现在，仍然没有弄明白，是谁、在哪方面、为什么发展与继续了“国民性弱点”。

    首先应该承认，前人并没有把“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只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而是想把它付诸实践。事实上，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那一代人，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着“改造国民性”的事业。而这方面，中国的所谓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功不可没。钱教授显然把他们的努力和实践忽略了。

    在皇帝被赶跑之后，“中华民国”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子民、臣民因之成为“国民”。但是，人们的思想不会随着旧制度的被推翻、不会随着国名的更改，一夜之间把思想观念改变过来，就立刻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再说，还有痛恨新制度的人呢。旧的思想，特别是与旧的制度相适应的仁义道德仍然严重地禁锢和束缚着“国民”，其中包括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那些“国民”们，像袁世凯甚至还梦想复辟当皇帝。他们在“人性”上的弱点，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国民性弱点”？这当然只是笔者现在的疑问。不过，应该承认，这种“人性”上的弱点，与新制度发生了严重地碰撞。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要求有新的思想革命。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顺应历史潮流，发起并能够开展“新文化运动”有它历史的必然性。说明社会和民众有内在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什么“启蒙运动”了。它是为了巩固新生的、已经建立但是还很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思想革命。他们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对于长期束缚人们的“人性”的仁义道德等那些被钱教授称为“传统观念”的东西予以了无情地抨击与批判。特别是对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国民——知识阶级，形成了巨大地冲击，也引起了他们激烈地对立。这是非常符合规律的。在“新文化运动”中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在 “改造国民性”、克服“国民性弱点”方面的作用不但不能否定，甚至不能贬低。在一定意义上，愚以为“新文化运动”甚至可以叫做是“改造国民性”的运动。是要用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新风俗代替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俗的群众运动。它不但极大地启发了民众的觉悟，也影响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政治家不能无视“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对于社会的影响。他们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和实践及对于“改造国民性”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成果是不能被否定的。

    鲁迅之所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因为他运用文学的形式，给予旧文化、旧思想以深刻的批判，给予那些“复古”派、维护旧道德的人们以致命的打击，积极回应和配合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人们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鲁迅是通过文学的方式暴露“国民性弱点”的。他是“破”字当头的先锋。

    那些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人们，不管他们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成了什么样，他们都是些站历史最前列的人们。面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他们不愧为英哲。当人们回忆那段历史的时候，当人们书写那段历史的时候，都不忘记写上陈独秀、胡适、鲁迅及蔡元培等人的名字。这是尊重历史的表现。

    敝人如此评论“新文化运动”，评论“改造国民性”，并不是成心与钱教授唱大反调。关于“改造国民性”的具体成果，如果要是留心，谁都会惊奇地发现，自己正在享受着“改造国民性”的成果而没有自觉。其实，也不是不自觉，只是没有遇到问题，没有往那方面想罢了。

    对于国民，那些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人们，当时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狭隘阶级论”，自然不会对国民进行什么“阶级分析”。但是，不进行“阶级分析”不等于不进行别的分析。仅从鲁迅的作品中看就有：

    男女问题，或者说是“夫权”问题，在国民中是不小而且曾经是个普遍的问题。把“国民”以性别分男女，这当然不是“狭隘的阶级论”。在国民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问题在当时的确是个大问题。社会制度，让性别上的差别对立了起来，女性备受男性的歧视、压迫。特别是在“男女不平等”、“婚姻包办” 等方面，鲁迅等曾经多有论述，对“国民性”中的“男性”，进行过激烈的抨击。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看，再看一看现状，谁能够说社会在这个方面没有进步？没有大进步？谁能说这不是“改造国民性”的成就？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由、自主已经成为社会的趋势，“毛泽东时代”的主流。妇女顶起了“半边天”。在新中国，夫权已经被瓦解，只剩下被称为“大男子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时时作怪。但是，已经今非昔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