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人民经历了难忘的“三年困难时期”：连年的自然灾害，前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再加上社会上刮起“共产风”、“浮夸风”，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各种农副产品奇缺，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为此，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调整农业政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一名负责人的吕玉兰，坚决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关心群众生活，同他们一道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我在整理玉兰的笔记本时，发现她记录了很多上级和外地有关纠正“共产风”与“浮夸风”等“五风”、改善群众生活的指示与做法。

    1959年9月，玉兰这样记录临清市妇联主任胡勤英在一次会上谈到的救灾措施：“勤俭持家形成运动，树立一个节约的风气。红薯叶子、秧子要存起来分到各户，发动妇女社员、男社员深入田间抓好这件事。多种菜，开闲散土地。今后要注意发展福利事业。抓好‘15养’，发动妇女当好饲养员，多积肥料。”

    1960年5月，玉兰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临清市委召开五级干部广播大会纠正“五风”的问题：“公共积累太多。吊人。无偿地动用社员财产，这样做影响社员的生产情绪，如食堂，一村一社。有的村把鸡集中起来养，造成群众吃鸡、部分同死的情况。托儿所、幼儿园、医院，公共事业要办，但有的不让归在一块就归啦！要实行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级经营。”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灾情，东留善固的中老年人，至今记忆犹新。他们说，那几年，整天是救灾抗灾，临清县设在河西的生产救灾指挥部一直没有撤过。每人每天平均只有半斤粮，有时只有二三两，常年喝稀汤，瓜菜代，发霉的红薯干也抢着吃，大部分人得了浮肿病，玉兰也没逃脱。

    “在那个困难时期，做个好当家人，真不容易啊！”东留善固的几位老干部告诉我，那时担任一个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哪一样不管也不行。这个村在当地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破村，土地多是沙荒盐碱地，好年景才亩产几十斤，又连年遭灾，每年有许多农户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群众生活很难安排好。如果基层干部不正派，老百姓就更遭殃了。玉兰是个说真话、办实事的人，生产、生活同时抓在自己的手上，总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调理好困难户的生活。她领着大伙儿，在坚决按照国家下达的种植计划，种足种好粮食和棉花，完成国家粮棉征购任务的同时，还利用荒坡地种豆、种瓜、种菜，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使全大队没有一个人因灾荒而死亡，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啊！

    “玉兰对人可真热情！”曾担任过大队副支书的吕士周，向我讲了一个玉兰“风雨之夜查民房”的故事。

    那是一个深夜，寒风呼呼，雷声隆隆，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正在酣睡的玉兰，被雨声惊醒。她透过窗户，望着黑沉沉的夜空，听着哗哗作响的大雨，马上想起烈军属、五保户的房子，想起队上的仓库和饲养棚，再也躺不下去了。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披上一块布片，就往门外跑。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吕玉兰关心群众生活，多次看望村里的烈军属，五保户和困难户。图为吕玉兰在看望烈属杨侯氏老奶奶。

    风大雨急，街上的积水已经一尺多深了。玉兰光着脚，顶着狂风暴雨，沿街奔走，一面走一面喊：“下大雨啦，快看看后墙！”“各队都查查饲养棚，查查仓库，注意别出危险！”

    喊声压过雨声，在村子上空回荡。玉兰沿街向前走，天黑路滑，摔倒了，又爬起来，手脚摔破了，也顾不上这些，仍然在一个劲地奔走着、喊叫着。

    在一队，玉兰发现饲养棚的北墙角快塌了，便立即帮着队干部，把牛安置到临近社员的家里，随后又转身向七队的仓库奔去。仓库在漏水，她又和队干部、社员一起，把仓库的化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来到八队，天将破晓，雨还在不停地下着。玉兰发现贾秀英家的后墙裂开了，一块块的泥巴直往下掉，眼看屋子有倒塌的危险。她急忙敲开她家的门，对贾秀英说：“嫂子，你家的后墙快倒了。”

    “咋办呢？家里没个人。”贾秀英急得直跺脚。

    “不怕，俺们来帮你挡。”玉兰安慰道。

    玉兰踩着水，又消失在暴风雨中。不一会儿，她和几个社员，扛着几块木板赶来了，帮着贾秀英挡好了墙。玉兰的这一举动，使贾秀英想起了20年前的一件惨事：

    那是1944年，也是这样的一个雨夜，贾家的后墙裂缝了，屋子里灌满了积水。生病的老娘在呻吟，五岁的闺女在哭泣。孤苦伶仃的贾秀英忙着堵墙，顾不上照看闺女，孩子滑倒在门外几尺深的积水里。当贾秀英挡好墙回来找闺女时，孩子已被水冲走了……

    那一夜，是倒墙淹死孩子；这一夜，是墙没倒队干部就来帮着摆脱险境。想想过去，看看眼前，贾秀英怎能不激动！她拉着玉兰的手说：“傻妮子，你真是个好闺女！”

    这天晚上，全村的条条胡同里，哪一条没落下玉兰的脚印！20多个烈军属、五保户的家里，哪一户没看见这位姑娘的身影，哪一家没听到她那亲切的慰问！

    直到早晨8点，风住了，雨停了，玉兰这才带着浑身的疲劳回到家里。这时，她觉得腿上的关节，像刮骨般的疼痛，站也站不稳了。

    “为人民服务没有圈里圈外。”这是玉兰常说的一句话。孙素华嫂子给我讲了一件当时还是大姑娘的玉兰，打破姑娘不能接生的世俗偏见，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为她接生的故事。

    那次，玉兰因为受了风寒，患了关节炎，而且越来越重，就住进了县医院。

    正巧，玉兰住的病房，紧挨着妇产科。她想到农村当时的接生，还多是请接生婆，采用旧法接生，由于不卫生，对母子都有一定的生命危险，便借治病的机会，跟大夫学起了新法接生。

    病好回村，正赶上素华嫂子生小孩。玉兰听到这个消息，主动跑过去，说：“嫂子，俺才学了新法接生。你生孩子，俺包下了！”

    孙素华听了，又是高兴，又是担忧：高兴的是，用新法接生，比旧法接生安全、卫生，对自己和孩子的身体有好处；担忧的是，玉兰还是个大姑娘，进产房方便吗？经玉兰再三解释，孙素华愉快地接受了。

    临产的那天，玉兰跑里跑外，煮剪子、备药棉……

    人们听说玉兰要接生，五嫂子赶来了，二嫂子赶来了，玉兰母亲也赶来了。

    五嫂子说：“啥事你都可以管，这接生可不是你管的！”

    二嫂子也说：“姑娘家哪有干这个差事的？你这不管到圈外边去了？”

    母亲更是坚决阻拦：“大姑娘接生，要是传出去了，多难为情！”

    玉兰却说：“大姑娘咋就不能接生？干革命还分姑娘、媳妇？俺管的圈大着呢！凡是为群众服务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头！”

    任凭别人在一旁唠唠叨叨，玉兰还是该干啥干啥。孙素华临产了，玉兰效法着大夫的新法接生，沉着地工作着。

    孩子安全降生了，母女都很健康。孙素华高兴地说：“玉兰，你给小妮子起个名字吧！”

    玉兰看着自己亲手接生的第一个孩子，心情也很激动，深思了一会儿，说：“这是冬天，就叫冬梅吧。将来像梅花那样，不畏严寒。”

    孙素华亲身感受到了新法接生的好处，逢人就讲，广为传播。就这样，对农村妇女大有好处的新法接生，很快在东留善固一带推开了。

吕玉兰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这是她和东留善固学校的学生们交谈，询问他们的学习和思想情况。

    如今在东留善固的群众中，还流传着许多玉兰关心群众生活的故事。

    当年被称为“五大傻”的冯四清、吕士周告诉我，他们两个三四十岁才结婚，都是由玉兰从外村介绍的对象和操办的婚事。

    年逾八旬的石秀兰老大娘回忆，玉兰当年可关心妇女特别是孕妇的生活了，见到她们，总是问寒问暖，安排活儿时，捡最轻的，还一再嘱咐：“干活可不能猛了，累了就歇一会儿。”那次，几个青年在大路上挖浇水的垄沟。玉兰见挖的挺大，就笑着对他们说：“你们咋挖得这么宽、这么深。要是孕妇打这儿过，那还不把孩子给摔掉了啊！快给过路的修个道吧！”

    人称“六大娘”的程桂花谈到，在玉兰抢救她丈夫的过程中，她曾三次掉泪的故事：10多年前，她的老伴犯了急病，当时大队干部正在开会，玉兰听说了，马上把会停下来，组织人把她老伴送往县医院，她感动得直掉泪；到了医院，钱带得不多，不让住，玉兰就跟院长交涉，叫先安排住下再说，她感动得再次掉了泪；出院那会儿，又是玉兰出面写信，给免了好几百元钱，她感动得又掉了泪……

    东留善固有个孙文礼老人，1943年大灾荒中，老伴和儿子饿死，把两个女儿卖到了河南，常年一个人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他生活邋遢，平时不洗脸，不叠被子，不刷锅碗，两间破房里，积满了灰尘也不打扫。玉兰担任大队支书后，逢年过节，都要带着全体干部，去为他打扫卫生。

    那年春节，玉兰又领着大队干部来到他家。这次，他们从屋里到屋外，从房顶到地面，来了个彻底大扫除。屋子打扫干净了，他们却一个个成了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