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1937年3月21号左右拍摄于延安市场沟的照相馆，距今整整73年了。右边是父亲何炳文，左边是他在红军总部交际处工作时的战友哥傅锦魁（正解的是胡金魁）。岁月虽然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了，但照片上的人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却依然清晰，依然感人至深。

    这张照片，被父亲视若至宝。几十年来，他一直珍藏在自己贴身的衣兜里。无论在他带领延安荣誉军人学校部分伤残学员，和保小部分孩子转战陕北的行军路上，还是向晋冀鲁豫边区进发途中；无论是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还是在没有人烟的山沟沟宿营；无论是在组建晋冀鲁豫炮兵旅供给处的非常日子里，还是在解放临汾、晋中、太原的三大战役紧张、疾速、危险的战地后勤供给中，这张照片始终和花名册、兵站介绍信等重要文件放在一起，从不离身。即使1968年7月9日父亲被迫害去世后，我发现这张照片，因为被父亲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本本的夹层里，而躲过“造反派”的抄家浩劫幸存下来。

    而今，这张照片对于我的母亲蒲文清老同志及我们全体家人、亲朋好友来说，尤其显得格外珍贵。因为这张幸免于难的老照片，不仅是我父亲50年人生唯一的整身照，而且因为当时带他去照相的，是被父亲誉为他到延安后的第一个老师，和被他称为第一个亲密战友的同志哥傅锦魁（即胡金魁）同志。

    父亲在世时，我知道他一直在寻找照片上的同志哥，从部队找到地方，从解放战争直找到他“文革”被迫害致死，始终都没有获得任何消息。

    在父亲不幸逝世之后，我在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下，依然苦苦寻找、四处打听。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却父亲寻找战友的心愿，重要的是，要向他表示我家两代人的感谢之情。哪怕能找到他的子女后人，替父亲说声“谢谢”，也会使父亲的在天之灵得到抚慰，也会使母亲和我的心得到些许平静。而我真正感激的、感谢的、感恩的，是胡叔叔带父亲去拍的这张照片。否则，我的母亲，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伤残丈夫，原来也是个英姿勃勃、伟岸挺拔的壮小伙子；否则，我们兄弟姐妹和我们的儿女，也就是我敬爱的父亲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们，也永远不会看到他老人家如此的光辉动人的军容军貌。

    功夫不负有心人，73年之后的2010年元旦后不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的帮助下，联系上了他的女儿。火速的、激动的、喜极而泣的书信往来，一下子让我们从没有信息、从不曾联系、从不曾谋面的两个老战友的儿女的心，紧紧贴近在一起。似乎是照片上的两个老战友，在相互惦记、思念、寻找，而73年后，突然相逢、紧紧拥抱，喜泣而极。不仅当时，就是我现在敲打这篇文章的每一个拼音符号时，也止不住热泪盈眶。我在想，照片上两个生前没有机会再见面的老人，如果他们的灵魂在天国相遇，他们在意外、激动、惊喜之中，更多的会是感慨和遗憾。亲爱的父亲，你怎么就没有多了解一点你尊敬的同志哥的情况，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的正确读音和写法呢？为什么会这样？该不是因为你的个性过于内向和深沉了吧？

    父亲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从你那里误传下胡叔叔名字的错误，所以你生前和你逝世后，曾经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都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当我得到胡叔叔女儿的联系方式，心里是多么激动和高兴啊，我巴不得立刻见到她。

    当我和叔叔的女儿东妮第一次通话时，我就问及她是否知道和见过这张照片。她说：“我敢讲，我的妈妈和我姐、我的弟弟妹妹们，谁也没有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而且从来也没有听父亲讲起过。”她还猜测，是不是她的父亲就没有看到过他们的合影。因为她听妈妈讲过，父亲1937年上半年就被调往西安工作去了。那就有可能是父亲取回照片的时候，胡金魁就已经调走了。而且，东妮还急迫地想看到这张照片，甚至希望我立刻用电子邮件发给她。她是：“何大姐，我特别想马上看到父亲的照片，也想看看你父亲的样子。”

    我非常理解东妮此时此刻的心情，便火速将照片传了过去。随后，我们的电话和信件就飞来传去。因为这个消息，无论对于我家还是她家，都是天大的喜事。但又令我们都感到遗憾和惋惜的是，我的父亲和她的父母都已离世。然而，我们又都感觉庆幸和欣慰，因为两家的后人，将会逐步圆满这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父亲，还有个问题需要向你说明。那就是东妮在来信中写道的：“我父亲叫胡金魁。他浓重的江西口音，令别人都叫他傅锦魁。” 父亲，这该是个重要的说明与更正吧。若不是东妮纠正了这个“历史性”的“重大错误”，那么“傅锦魁”这个名字，就会永远在咱们家误传下去。

    而且，东妮还在信中简要介绍了她家的情况：“我姐姐生于1945年，我生于1947年，还有三个弟妹。父亲第一位妻子也是长征过来的。她在皖南事变不久病逝。他们的一双幼小儿女，交由地方老乡抚养。解放后，父亲多次寻找未果。”就这样短短不足百字的几句话，竟让我那已92高龄的老母亲，流泪满面、感慨万千。因为她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她曾随红四方面军88师医院，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她深深体验过生死幸运，她太懂得奉献和幸存的深刻含义。所以，母亲听完我读的上述文字过后，她不由自主地举手敬了一个军礼，以向这个不知名的战友表示哀悼和敬意。同时，母亲也特别体会他们两口失子的切肤之痛。母亲说，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个样的。

    现在我深感欣慰，因为我不但找到了历史的故事、活着的人，而且，也是更重要的，我找到了这张老照片的归宿：延安革命纪念馆。并且，我们将这张照片，连同我父亲1938年在延安第二次锯腿的照片，一起捐赠给了博物馆。或许将来某个时候，这张老照片，会有幸出现在博物馆市场沟唯一的照相馆里，向前来瞻仰、缅怀、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人们，述说着父辈们当年他们的故事。

    我的父亲1932年14岁参加17路军。开始在汽车修理厂当工人，后调到杨虎城将军身边工作。1936年12月12日双十二事变时，随杨将军赴华清池捉蒋现场后，由地下党刘顺明同志介绍，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革命，成为一个不能公开身份的战士，随即受杨将军派遣秘密前往延安，执行向延安红军总部周恩来副主席赠送雪芙莱轿车的任务。完成任务后，按刘顺明同志传达地下党指示留在延安后，被分配到红军总部交际处。

    1937年春节后，父亲被安排在延安红军总部交际处任司机助理、司机。这使他有机会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工作。周副主席邓颖超夫妇对他关怀备至。无论工作多忙，总是设法抽出时间，问他习不习惯延安的生活，适不适应分配的工作；教诲他努力学习多动脑筋；看看国民党部队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有什么不同；体会体会老百姓与共产党，和老百姓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鼓励他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尤其是邓颖超，给了父亲比亲人还亲的温暖与关怀。

    交际处的胡金魁同志，是个经历了长征的红军战士，当年已经是个很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了。他是斯诺先生访问延安的全程陪同。由于忠诚可靠、工作出色，特别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和总部首长的信任。他对父亲这个从国民党17路军来的新同志，非但没有半点歧视，反而给予了他诸多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父亲说这个同志哥对他亲近、平和。只要有时间，就向他讲述革命道理，讲长征、讲毛主席朱总司令井冈山会师、讲老同志们传奇的革命故事。父亲虽然聪明、沉稳，但性格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所以他常常鼓励父亲主动和同志们接近。尤其鼓励他不要自卑，要树立自信。因而父亲非常感谢这位同志哥。父亲说，他在他身上，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情和战友爱。就在父亲到联络处三个多月后的一天，他挤出自己一点点宝贵的休息时间，带父亲到延安市场沟的照相馆，和父亲拍了这张合影。岂不知，这竟是父亲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张整身照。从照片背面的毛笔留言看出，这一天是1937年3月21日。因为一个月后的4月25日左右，父亲便在执行任务时左腿部负伤。因伤势过重，被高位截肢成了残疾人。

    1937年4月下旬的一天，父亲作为司机助手，与其他十几个警卫人员，被派往执行护送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等总部首长赴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的任务。当汽车刚刚翻越甘泉县劳山湫沿山隘口后，就突然遭到国民党200多土匪伏击。周恩来和随行人员立即奋起还击。战斗中，参谋、警卫、司机等先后牺牲。父亲乘坐的是一辆小卡车。他坐在司机旁边的副座上。当司机被打中后，父亲的左腿膝盖部被土匪机枪扫中，十几个弹眼连成一片，当即昏死过去。周恩来等同志被前去剿匪的红军营救脱险。而父亲因腿部负伤流血过多昏死过去。当他被前去收拾残匪的民兵救送延安中央医院时，截肢已成定局。也就是突然之间，年仅19岁、原本英俊帅气的父亲，在截去被打穿的小腿后不久，又截去膝盖至大腿部，而成为左腿高位截肢的二等甲级残疾人。

    父亲由于这次执行任务，使他和胡金魁分开并永远失去了联系。而父亲在劳山事件中负伤致残，也永远地改变了他的命运。但父亲牢牢记住了毛主席鼓励他的话：革命再困难也不要离开党。我们走到什么地方，你就跟到什么地方。并安慰父亲好好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