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表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高超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一、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提出过战略决战的问题。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作为战略反攻阶段的任务。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我军力量所限，未同敌人进行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并始终处于防御地位；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又以日本的迅速投降而结束，也未形成大规模战略决战的条件。直到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形成了战略决战的格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才考虑大决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并使战略决战理论在战争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1948年秋，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根据形势变化的新特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具备条件的各野战军树立敢于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敢于打大歼灭战的决心。早在1948年4月30日城南庄会议上，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如何进行战略反攻的问题。会议研究决定，采纳粟裕华野一兵团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下的建议，集中主力在中原作战，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5月至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攻克临汾战役、晋中战役、豫东战役、襄樊战役等，歼灭了大量敌人，迫使蒋介石采取固守大城市“重点防御”的作战计划，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会议根据解放战争两年来的具体情况，特别是1948年上半年的作战情况，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决定，战争第三年，我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歼敌115个旅（师）左右，并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九月会议为组织伟大的战略决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作出了打大歼灭战的总体部署，要求东北、华东和中原战略区的部队，准备歼灭敌军主力的大歼灭战。
    党中央、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西柏坡部署指挥了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伟大的战略决战，取得了辉煌胜利。从1948年9月12日至翌年1月31日，历时4个月零19天，歼敌154万人，连同济南战役和7月份以来进行的其它战役，共歼敌231万余人，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空前的。第一，正确分析形势，善于把握决战时机，敢打必胜。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满怀喜悦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①毛泽东适时地抓住了有利形势，作出了战略决战的重大决策。第二，慎重选定决战方向和首要突击方向。毛泽东审慎而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和首要的突击方向。他在确定战略决战第一个打击目标时，充分考虑就地歼灭敌军的可能性，及战争胜利对整个战局发展的影响等重要因素。毛泽东在1948年2月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利。”为此，毛泽东要求东北我军发起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决战战役。在确定各决战战役的首要突击方向问题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辽沈战役中首战北宁线，打下锦州；淮海战役中，确定第一阶段作战重心是歼灭黄伯韬兵团，实施中间突破，切断敌徐州集团海上补给线，为我军第二、第三阶段分批歼敌创造有利条件；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则要求在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之后，先吃掉两头，即歼灭张家口、新保安、天津、塘沾守敌，以彻底粉碎傅作义集团西窜或南逃的企图。第三，实施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坚定而灵活地实施战役合围。如在辽沈战役中，对长春之敌采取长久围困；对防御薄弱的沈阳之敌，采取行进间突破；而对设防坚固的锦州守敌，采取城市攻坚战；对援锦之敌，则采取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在淮海战役中，毛泽东十分重视战役合围战法的运用。我军歼灭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杜聿明兵团等，都是采取战役合围的作战方法而取得成功的。
    纵观毛泽东指挥我军进行战略决战的历史，无论是把握决战时机，还是决策决战的方向和方式上，都贯串了把握战略全局，充分利用决战的有利因素，避开和克服不利因素，敢打必胜的军事思想。这是毛泽东战略决战理论的核心，也是我军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人民战争理论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在战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总是把它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战争，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认为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他深刻地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③“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三大战役期间，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下，高度发扬了参加战争的积极性和生产的积极性，从各方面支援我军作战，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进行。
    近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挣扎在外强侵略、新旧军阀官僚压迫、地主资本家欺凌剥削的水深火热之中，渴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翻身求解放，建立新中国。当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相反，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于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在解放区，由于我军在经济上实行了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劳动政策，团结任用知识分子政策，使群众改善了生活，获得了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建立了民主政权，实行了民主制度，使各革命阶层获得政治地位与权利。因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大批优秀子弟赶赴前线；解放区民兵积极参战，他们组成担架队、挑运队，用他们的双脚和双肩支撑着战争的需要。据统计，三大战役中，支前民工886万人，担架36万3千副，大小车101万辆，粮食85476万斤。仅淮海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543万人，其中常年随军行动的即达22万人。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很好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广泛地发动和依靠群众，把支援战争的威力扎根于群众之中。第一，党中央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制订了一系列农村工作的具体政策，其中特别是土地改革政策，改变了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的土地关系，满足了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和支援前线的积极性。第二，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组成各级支前机构，以“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为指导思想，统一筹划和领导本地区的所有支前工作，做到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那里。第三，制定符合作战需要的各项人力物力征集、使用制度，如：公粮制、临时民工制，常备民工制、以及粮食加工、储存，军鞋、军袜和其它军需物资的征集等制度，并建立适合战争流动大这一特点的兵站、粮站等组织。第四，在全军强调执行“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的原则，一切缴获归公，提倡节约，力戒浪费，有计划地使用缴获的物资和新解放城市的人力、物力、运输力，以减轻老区人民负担。第五，野战军进入新区后，明确树立工作队的思想。大力参加接管城市、建设根据地，剿灭上匪和地主武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使新区尽快地变成我军可靠的后方基地。
    三、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发展
    西柏坡时期，我军面临着与国民党主力进行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战斗战役频繁，部队伤亡大，流动性大，战场动荡性大。如何根据战争的新特点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保证军队的稳定和统一，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增强，兵员数量不断增加，是摆在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西柏坡时期，加强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一领导，加强军队的纪律性和正规化建设成为党中央关注的重大问题。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中强调：“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规定，然后执行。…‘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毛泽东在以后的文章和讲话中，详细地阐述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关系，民主和集中的关系。1948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度过了长期的严重困难局面，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11月1日，中央军委根据九月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这样，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在严格的纪律保障下，按正规化要求整编的人民解放军，其战斗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适应了战略决战的要求，这些方法和措施对建国后部队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二）针对军队实际，开创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我军转入外线作战后，党中央依据时局的发展，进一步阐明了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我人民解放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入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我军数量上发展很快，部队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俘虏成分大量增多，加之战斗频繁，部队政治教育时间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滋长较快，厌倦战争、怕苦怕累和享乐思想，以及违犯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胜利的情况下，有的干部产生了骄做自满、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同时，战争规模在不断发展，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都跟不上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为认真地解决这些间题，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和加强军内外的团结，以适应发动新的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要求各战区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各大军区、各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从1947年冬到1948年夏，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通过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各级党委作出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的决议、措施，清理和纯洁党的组织。最后，落实到开展军事、政治和经济三大民主运动，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
    通过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纯洁了组织，增强了团结和纪律性，发扬了民主，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从而激发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发动新的攻势作了充分准备。这次整军运动，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进行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发展，对我军的巩固、发展和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评述这一运动时说：新式整军运动“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资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佯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⑤
    （三）“以战养战”解决兵源和物资保障。
    西柏坡时期，战争频繁且规模宏大，在解决前方物资保障和后方支前，军队需要和群众需要之间的关系上，主要强调自力更生、力戒浪费、军民兼顾、耕战互助等原则，尤其对部队，强调“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尽可能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认真贯彻“以战养战”的方针。1948年7月，《中央关于兵源补充问题的指示》强调：“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今后攻城野战所获得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补充自己，卓有成效地改编了投降的军队和士兵，使敌我力量的对比急剧变化，敌弱我强的局面越加明显，同时大大减轻了老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在进入决故阶段后，各野战军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后勤体系，根据厉行节约的精神，有计划地使用从战区缴获的物资和后方供应的物资，形成了就地取给与后方供应两条腿走路，从而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物资需要。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部署指挥的战略决战，实质上是长达22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总决战，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和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的一次总决战。在这次战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体现了党的团结一致。在指挥关系上，中央坚持战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上则分散行动，独立自主，灵活机动。中央能随着敌我情况变化，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丰富、发展自己的战略思想。在加强军队建设，发动和依靠群众上形成了一套科学理论体系。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高超的指挥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