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照耀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柏坡精神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以继续发扬和光大。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总结历史新时期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新鲜经验，探索西柏坡精神研究的新思路，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一） 历史新时期西柏坡精神的发扬光大
    1．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到中共十五大
    从1978年起至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由政府单一指令性计划经济型向市场化现代经济型转轨的过程。这个本应较早进行实践的过程，经过艰难的曲折，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标志着真正的开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创了中国社会进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会后，全国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国民经济进行了新的重大调整并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的局面逐渐形成。
    这次会议之所以具有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意义，是因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提出了实行改革、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针，“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成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起点。这次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往开来的转折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连续召开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每一次党代表大会都是对前一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是指导下一步工作开展的新起点。从会议的精神实质上讲，可以说都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从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中间时隔四十八年，虽然长约近半个世纪，但它们之间却一脉相承，贯穿着一根红线，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伟大目标，以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把生产建设放在中心位置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第一次。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一直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是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经济工作只处在服务于战争的地位。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到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就是说，国内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工作中心是生产建设。这一情况与民主革命时期国内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党的工作中心是武装斗争有着明显的区别。为什么同样存在对立的阶级矛盾，而工作中心却不同呢？这是因为，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有必要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决。因此，革命战争结束后，党的工作要转变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不仅是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而且有利于解决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新中国的历史表明，除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之外，中共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都坚持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精神。从这个理解上看，我们可以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不仅与新时期历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一脉相承，而且是历次党代表大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精神源头。而西柏坡精神也就因此绵延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
    2．西柏坡精神在历史新时期得到发扬光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面对改革开放和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艰巨任务，为了克服重重困难，抵制来自“左”的和右的种种干扰，以及来自国外敌对势力施加的压力，实现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党和国家的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发扬中国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强调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重大作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他说：“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2]1989年，江泽民在延安视察时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把经济搞上去，靠什么方针？还得发扬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也同样受到第二、第三领导人的特别关注，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为西柏坡革命纪念馆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3年3月，江泽民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又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大加倡导的发扬的创业精神。”这64字创业精神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的科学概括，给中国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反映了新时期继承发扬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新要求，成为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前进的巨大动力。1998年9月28日，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进一步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并指出：在同洪水的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示的崇高精神，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精神。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扬，是中国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大发扬和新发展。第二、第三代领导人的论述清楚地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包括西柏坡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是历史新时期的时代要求，是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问题的大事。
    西柏坡精神在新时期得到发扬光大，这是由西柏坡精神的本质和内涵所决定的。由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与新时期历次党代表大会一脉相承，因而西柏坡精神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发扬光大和充分体现。
    第一，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建设道路。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面临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艰巨而伟大的任务。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深邃洞察力和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坚定而理智地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并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确定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方向和各项基本政策。两个“善于”是共产党人在对“建设新中国”的道路问题进行最初的探索之中，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一种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的科学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信念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高度统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发扬两个“善于”的科学精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在过渡时期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把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的历史任务。
    1979年3月，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3]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又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与中国共产党发扬两个“善于”的科学精神，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充分认识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分不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曾出现失误，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教条式的理解，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没有很好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偏离了西柏坡时期两个“善于”的科学精神。
    第二，敢闯敢冒，开拓进取。
    西柏坡时期，在举行战略决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一直强调那种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敢冒的精神和精神风貌，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他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5]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特有的勇气、魄力和干劲，给西柏坡时期两个“敢于”的精神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也是两个“敢于”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发扬光大。
    当代中国的实践活动之所以要突出敢闯性和创造性，这是由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和面临的建设任务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旧的经济模式和体制、旧的思想观念，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如果不敢想、不敢闯、不敢破、不敢试，就不能冲破各种束缚，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实践活动，马列主义没有现成答案，国际上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全靠我们自己探索，去闯出一条新路子来。从一定意义说，新的事业、新的路子往往取决于我们的闯劲，取决于我们的创造性程度。敢闯敢冒，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克服“怕”字。解放思想，就是要从姓“资”、姓“社”的困扰中解放出来，开拓进取，不怕风险，百折不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内，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设立了沿海经济特区，等等，这些都是抓住机遇，敢闯敢冒，勇于探索精神的体现。
第三，不骄不躁，艰苦奋斗。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继续创业精神和防腐蚀方针，使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革命胜利和执政的考验，顶住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压力，艰苦创业，不仅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而且把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设成了初步繁荣的新中国。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和发扬两个“务必”的艰苦创业精神和防腐蚀方针的生动体现。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1980年1月，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著名讲话中，高瞻远瞩地提醒全党：搞四个现代化“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技、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