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第2册（第8——18章）

    ［第8章］洛贝尔图斯先生 。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洛贝尔图斯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占有和资本占有还没有分离的国家中是什么情况，并且在这里得出重要的结论说：租（他所谓租，是指全部剩余价值）只等于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借以表现的产品量。

    首先要注意，洛贝尔图斯所指的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就是说，只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增长，而不是由于工作日本身延长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增长。自然，任何绝对剩余价值，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相对的。（p.4）
    （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

    尽管劳动时间没有延长，劳动生产力也没有发展，剩余价值可以由于工资压到传统水平以下而增加。凡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生产的地方，实际上都是这种情况。在这一点不能靠机器做到的地方，就靠把耕地变为牧羊场来做到。（p.5)）

    不论怎样解释地租本身，农业同工业比起来，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别：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在工业中是由于产品的生产较便宜，而在农业中是由于产品的生产较贵。(p.6)

    在工业中，超额利润的获得通常是由于产品变得便宜，在农业中，地租的相对量的产生则不仅由于产品相对变贵（肥沃土地的产品的价格提到它的价值之上），并且由于便宜产品按较贵产品的生产费用出卖。(p.7)

    李嘉图在另外一点上也是正确的，不过他按照经济学的习惯，把历史现象变成永恒的规律。这个历史现象就是工业（正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比农业发展快。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在工业生产率提高到１０倍的方，农业生产率或许提高到２倍。因此，农业生产率，尽管绝对地提高了，相对地说却降低了。这一点仅仅证明资产阶级生产的极其古怪的发展和它所固有的矛盾，但是并不妨碍下述论点的正确性农业生产率在相对地降低，因而同工业品相比，农产品的价值以及地租都在提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相比生产率相对地降低，这只是意味着，农业生产率不是以同样速度和同样程度发展。(p.7)

    对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说来是肥沃的土地，对于生产力的较低发展阶段说来，就是贫瘠的土地。(p.11)

    如果说在农业中存着提高利润率（不是暂时提高，而是同工业相比，平均地提高）的些原因（上述这些，我们只是大略谈了一下），那末，单单土地所有者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这种超额利润不是进入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而是固定下来，落到土地所有者手中。（p.11）

    ［（３）农业中的价值和平均价格７。绝对地租］

    资本家们既作为同伙又作为敌手来瓜分赃物——他们所占有的别人劳动，于是他们每个人占有的无酬劳动，平均说来，同其他任何一个资本家占有的一样多。（p.21）

    剩余价值分解为利润和地租，完全不是表明劳动本身在这里比在加工工业中“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从生产剩余价值的意义上来说）；因此，把任何创造奇迹的力量归于土地是毫无理由的，并且，这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价值等于劳动，从而，剩余价值决不能等于土地。(p.23)

    十分简单：一定的人们对土地、矿山和水域等的私有权，使他们能够攫取、拦截和扣留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即这个特殊投资领域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超过利润（平均利润，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利润）的余额，并且阻止这个余额进入形成一般利润率的总过程。这部分剩余价值，甚至在一切工业企业中也被拦截，因为不论什么地方，都要为使用地皮（工厂建筑物、作坊等所占的地皮）付地租，因为即使在可以完全自由占用土地的地方，也只有在多少是人口稠密和交通发达的地点才建立工厂。(p.30-31)

    剩余价值无非是无酬劳动；平均利润，或者说正常利润，无非是假定由每一个一定量的资本实现的无酬劳动量。(p.33)

    对于自然对象如土地、水、矿山等的私有权，对于这些生产条件，对于自然所提供的这种或那种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不是价值的源泉，因为价值只等于物化劳动时间；这种所有权也不是超额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中超过利润所包含的无酬劳动的余额的源泉。(p.36)

    但是，这种所有权是收入的一个源泉。它是一种权利，一种手段，使这一生产条件的所有者能够在他的所有物作为生产条件加入的生产领域中占有被资本家榨取的无酬劳动的一部分，否则这一部分会作为超过普通利润的余额被投进资本总库中去。....因此，土地所有权，就象资本一样，变成了支取无酬劳动、无代价劳动的凭证。(p.36)

    土地所有者，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那么重要的生产当事人，在工业世界中却是无用的赘疣。因此，激进的资产者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而且还打算废止其他一切租税），想把土地私有权以国有的形式变成资产阶级的、资本的公共所有。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p.39)

    现在把洛贝尔图斯先生的思路作一概括。

    首先，他照自己的想象描写了（独立经营的）土地所有者既是资本家又是奴隶主的情况。后来分离了。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那部分“劳动产品”——“一种实物租”——现在分成“地租和资本利润”。（第８１—８２页）....然后，洛贝尔图斯先生把“原产品”和“工业品”（第８９页）在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一种ｐｅｔｉｔｉ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ｉ〔本身尚待证明的论据〕。［事实上是］一个资本家生产原产品，另一个资本家生产工业品。相反，土地所有者什么也不生产，他甚至也不是“原产品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就是“原产品的所有者”］这个观念是洛贝尔图斯先生这种德国“地主”所特有的。(p.52-53)

    他一点也没有提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业本身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也发生了变革；土地所有者成为纯粹的钱袋，在生产中不再执行任何职能。(p.53)

    如果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那末，不同商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量（或它们的剩余价值）就与价值成正比，——是根本错误的。从而下面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租是按原产品和工业品的价值分配的”，如果“这个价值是由耗费的劳动决定的”。（第９６—９７页）

    “当然这也就是说，这些租部分的量，不决定于据以计算盈利的资本的量，而决定于直接耗费的劳动——不论是农业劳动或工业劳动—— 加上由于工具和机器的损耗应当予以计算的劳动。”（第９７页）

    这又错了。剩余价值量（这就是所谓“租部分”，因为洛贝尔图斯把租理解为与利润和地租不同的一般东西）只取决于直接耗费的劳动，不取决于固定资本的损耗，也不取决于原料的价值，总之，不取决于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p.55)

    在一切生产部门中，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剩余价值就只决定于所使用的劳动量；如果使用的劳动量是既定的，剩余价值就只决定于剩余值率，这对于一切生产部门——对于农业、机器制造业和加工工业，都同样适用。洛贝尔图斯先生想把损耗“塞进来”，是为了把“原料”推出去。(p.56)

    如果洛贝尔图斯先生要区别农业和工业，那末，就应当知道，由机器、工具，即由固定资本构成的资本要素是完全属于工业的。只要这个资本要素作为要素加入某个资本，它总是仅仅加入不变资本，丝毫不能提高剩余价值。(p.60)

    如果洛贝尔图斯先生....认为，农产品由于作为“使用价值”（在工艺上）加入再生产时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就不能作为“商品”加入再生产，那末，他就完全走入歧途了，....这是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整个生产过程产生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一切具有价值——因而从可能性来说是商品——的产品，也都作为商品来计算。(p.62)

    ［（６）洛贝尔图斯不理解工业和农业中平均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平均价格规律］

    竞争的作用是把利润平均化，也就是使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平均价格。....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每一个资本家都把自己的资本看成同其他任何等量资本一样，是提供同量利润的源泉；就是说，把每笔投在单个生产领域的资本，只看成预付在总生产上的总资本的一部分；每笔资本，都按自己的量，自己的股份，按自己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在总剩余价值中，在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产品总量中要求自己的一份。这个假象使资本家（总之，对资本家来说，在竞争中，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出现），不仅使资本家，并且使某些最忠实于资本家的伪善者和文人确认，资本是一个与劳动无关的收入源泉，因为实际上各个生产领域的资本的利润，决不是单独由它自己“生产”的无酬劳动量决定的；这个利润落进盈利总额的大锅里，各个资本家都从那里按他参加总资本的份额获得自己的一份。(p.68)

    竞争不断使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平均价格，在平均价格中，除了上表的情况以外，一个生产领域的产品经常出现价值的追加部分，而另一个生产领域的产品则经常出现价值的扣除部分，只有这样才得出一般利润率。(p.69)

    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商品中的预付资本，不论是工资、原料、机器还是其他）加平均利润。(p.69)

    ［（７）洛贝尔图斯在决定利润率和地租率的因素问题上的错误］

    说可变资本即用于工资的资本减少，不变资本就必定减少，那就错了；换句话，说利润率｛这里把剩余价值同土地面积之比等等根本不恰当的提法撇开不谈｝由于剩余价值率提高就必然提高，那就错了。工资降低，比方说，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生产率的这种提高，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为同一个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加工更多的原料，——因此，这一部分不变资本增加了，机器和机器的价值也是这样。因此，利润率在工资减少的情况下也可能降低。利润率取决于剩余价值量，而剩余价值量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取决于被雇用的工人人数。（p.72）

    洛贝尔图斯先生把李嘉图提出来的利润和工资成反比以及这个比例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原理叙述得非常混乱，极其笨拙。这种混乱一部分是由于他不把劳动时间作为尺度，却愚蠢地把产品量作为尺度，并且荒唐地去区别“产品价值的高度”和“产品价值的大小”。(p.73)

    现在我们看到李嘉图的第二个规律：利润和地租成反比；这个规律被洛贝尔图斯用另一种方式发挥了，或者不如说，弄乱了。(p.74)

    农产品在全部产品价值中占的价值部分越大，全部产品的剩余价值中归农产品的部分就越大，因为产品的每一价值部分都包含一定的剩余价值；而全部产品的剩余价值中归农产品的部分越大，地租也就越大，因为农产品剩余价值的一定比例部分表现为地租。(p.78)

    机器本身即其价值中所包含的机器或工具的损耗，虽然归根到底也可以归结为劳动，——不论是原料中包含的劳动，还是把原料变成机器等的劳动，——可是，这个过去劳动既不再加入利润，也不再加入工资，只要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不变，它只能作为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条件发挥作用；不论这种生产条件在劳动过程中的使用价值如何，它在价值形成过程中仅仅作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出现。这一点非常重要。(p.81)

    加入农业的代表机器、工具等的资本价值部分，即一部分不变资本，只能看作是加入农业资本但不增加其剩余价值的项目，决不能作任何别的理解。如果农业劳动由于使用机器等等而提高了生产率，那末，机器等的价格越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越慢。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任何其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是机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机器的价值。(p.82)

    “资本盈利的高度，一般地说，仅仅决定于产品价值的高度，具体地说，仅仅决定于原产品价值和工业品价值的高度，或者，一般地说，仅仅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具体地说，仅仅决定于原产品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地租的高度，除此以外，还取决于产品价值的量，就是说，取决于在既定的生产率程度下用于生产的劳动或生产力的量。”（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换句话说：利润率仅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剩余价值率仅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可是，地租率还取决于在既定的劳动生产率下使用的劳动量（工人的数量）。

    在这个论断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错的。(p.87-88)

    首先，说剩余价值率仅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是错误的。在既定的劳动生产率下，剩余价值率随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变动。因此，剩余价值率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取决于使用的劳动量，因为（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有酬劳动量不增加，即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不增加，无酬劳动量也可能增加。....在既定的最低限度的生产率下，剩余价值率就随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变动。(P.88)

    假定在既定的劳动生产率下随工作日的长短而变动、在既定的正常工作日下随劳动生产率而变动的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这样，剩余价值本身就随工人（他们的每一个工作日被榨取一定量的剩余价值）的人数而不同，换句话说，随花费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量而不同。但是，利润率取决于这个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加不变资本之比。在剩余价值率既定时，剩余价值量当然取决于可变资本量，但是，利润的高度，即利润率，取决于这个剩余价值对预付总资本之比。因此，这里利润率当然决定于原料的价格（如果该工业部门使用原料的话）和具有一定效率的机器的价值。(p.88)

    ［（８）洛贝尔图斯所歪曲的规律的真实含义］

    这一切谬论使洛贝尔图斯从租地农场主和他自己的错误计算中得出他对地租的解释，以致地租应该随着租地农场主开始确实计算他的支出而消失。如果把这一切谬论抛开，那末，作为隐藏在这些谬论后面的核心剩下来的，只是下面的论断：

    当原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卖的时候，它们的价值高于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或者说，高于它们自己的平均价格，就是说，超过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因而提供一个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形成地租。这就是说，可变资本（假定剩余价值率相等）对不变资本之比，在原产品生产中比工业各生产领域的平均数大（这并不妨碍可变资本在某些工业部门比农业中高）。或者，更一般地说：农业同这样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属于一类，这些工业生产领域的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之比，高于各工业生产领域的平均数。因此，农业中的剩余价值，按它的生产费用计算，必然高于各工业生产领域的平均数。这也就是说，农业中的特殊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即一般利润率。这也就是说，如果剩余价值率相等，而剩余价值本身又是既定的，那末各个生产领域的特殊利润率，取决于各个领域中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之比。

    由此可见，这只是把我从其一般形式上论述的规律应用到一个特殊生产部门而已。（p.96）

    不能象洛贝尔图斯那样，说什么如果农产品按照一般规律，平均按它的价值出卖，就一定提供超额利润，或者说，地租，——好象商品按价值但高于平均价格出卖，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相反，应该证明，为什么在原产品生产中，例外地，与价值也高于平均价格的那一类工业品不同，价值不降到平均价格，因而提供超额利润，或者说，地租。这一点只能用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来解释。....正如唯有资本的垄断使资本家能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一样，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也使土地所有者能从资本家那里榨取那部分能够形成经常的超额利润的剩余劳动。(p.97)

    ［（９）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关系。地租的历史性。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方法问题］

    使农业同工业区别开来的，是这些超额利润的固定化，因为在农业中，这些超额利润是建立在自然所提供的基础上的（诚然，这个基础可能或多或少地趋于平衡），而在工业中，在平均利润相同的情况下，超额利润总是具有转瞬即逝的性质，超额利润的产生，总是仅仅因为采用了生产率更高的机器和更有效的劳动组合。(p.98)

    地租（超额利润）的差别比较固定，这是农业和工业不同的地方。然而，使平均生产条件决定市场价格，从而把低于这种平均水平的产品价格提到高于该产品的价格，甚至高于它的价值的原因，决不是土地，而是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因此，这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p.99)

    在完全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李嘉图的规律也同样起支配作用。如果土地所有权被废除而资本主义生产保存下来，这种由肥力不同引起的超额利润也不会消失。如果国家把土地所有权据为己有，而资本主义生产继续存在， 、、的地租就会支付给国家，但地租本身还是存在。如果土地所有权归人民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基础，使劳动条件变成一种独立于工人之外并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的基础，就不再存在了。(p.108)

    利润率下降要有下列假设的前提：按照的价格不能提供地租；它所以能够耕种并提供以前的利润率，只是因为工资暂时下降到自己的水平以下。

    在这些前提下，李嘉图的规律又是可能的了。但即使按照李嘉图的观点，这个规律也不是必然的。它只在各种条件的一定结合下才是可能的。实际上各种运动是互相交错的。(p.110)

    洛贝尔图斯先生由于他的“材料价值”观念，认为地租存在于事物的永恒本性中，至少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永恒本性中。在我们看来，地租是资本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的历史性差别造成的，这种差别一部分会趋于平衡，甚至随着农业的发展会完全消失。诚然，即使绝对地租消失了，仅仅由土地自然肥力不同而引起的差别仍会存在。但是——把自然差别可能拉平这一点完全撇开——这种级差地租是同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会随着价格和资本主义生产一起消失。保持不变的只是这种情况：社会劳动耕种肥力不同的土地，而且，尽管使用的劳动量不同，这种社会劳动在各种土地上的生产率都会提高。....；因此，现在由土地所有者吞食的全部资本，那时将被用来使不同土地上的劳动相等，并使农业上花费的总劳动量减少。(p.111)

    {斯密起初是从事物的内部联系考察事物，后来却从它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颠倒了的形式去考察事物。他天真地把这两种考察方法交织在一起，而且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的矛盾。相反，李嘉图有意识地把竞争形式，把竞争造成的表面现象抽象化，以便考察规律本身。应该指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把表现形式理解为普遍规律的直接的、真正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的发展。就第一点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p.111-112)

    ［（１０）地租率和利润率。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农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的关系］

    一般说来，应该承认，在原始的、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率高于工业，因为自然在农业中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人的劳动的，而在工业中，自然力几乎还完全由人力代替（例如手工业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产率发展很快，虽然工业的发展以农业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前提，就是说，以大批人从土地上被赶走为前提。以后，生产率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增长起来，虽然速度不同。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这里包括：（１）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２）特别是：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十八世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只是在十九世纪，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p.116)

    配第已经说过，当时地主害怕农业改良，因为改良的结果会使农产品价格和地租（就其高度来说）下降；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害怕土地面积增加，并且害怕以前还没有利用的土地投入耕种，因为这等于土地面积增加。....配第说：

    “地主对排干沼泽、垦伐森林、圈围公有地、栽种驴喜豆和三叶草常出怨言，因为这些做法引起食品价格的下降。”（《政治算术》１６９９年伦敦版第２３０页）（同上，第２３１页）(p.119)

    ［第9章］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对洛贝尔图斯的补充评论］（插入部分）

    ［（１）安德森发现级差地租规律。安德森理论的剽窃者马尔萨斯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歪曲安德森的观点］

    安德森（注1）是个实践的租地农场主。他的第一部顺便考察地租性质的著作，出版于１７７７年。....。如果安德森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并且把它作为《地租性质的研究》单独地献给公众，或者，如果他有一点靠贩卖自己的思想为生的才能，就象他的同乡麦克库洛赫（注2）靠贩卖别人的思想为生那样，那情况就不同了。(p.120-121)
    （注1）安德森，詹姆斯（１７３９—１８０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研究了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特征。
    （注2）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

    马尔萨斯（注1）利用安德森的地租理论，为的是使自己的人口规律第一次同时有政治经济学的和现实的（博物学的）论据，而他从以前的著作家那里借用的关于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荒谬说法，则是一种纯粹空想的假设。

    马尔萨斯本来就是一个职业剽窃者。只要把他论人口的著作第一版同我以前引用过的唐森（注2）牧师的著作对比一下，就会相信，马尔萨斯不是作为具有自由创作思想的人来加工唐森的著作，而是作为盲从的剽窃者照抄和转述唐森的著作，同时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唐森，隐匿了唐森的存在。(p.121)

    （注1）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扬仇视人类的人口论。
    （注2）唐森，约瑟夫（１７３９—１８１６）——英国教士，地质学家和社会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萨斯所利用。

    马尔萨斯采用安德森的这个实际结论，则因为马尔萨斯作为英国国教会的真诚教徒，是土地贵族的职业献媚者，他从经济学上替土地贵族的地租、领干薪、挥霍、残忍等等辩护。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但是，凡是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因此，他为“非生产劳动者”、消费过度等等辩护。(p.122)

    相反，安德森认为，支付地租的土地和不支付地租的土地之间，或支付不同地租的土地之间所以会产生差别，是因为不提供地租或提供较少地租的土地，同提供地租或提供较多地租的土地比较起来，相对的不肥沃。....他曾着重指出，各种等级土地的绝对肥力不但能够不断提高，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也必定会提高，他还进一步断言，不同等级土地的肥力的不平衡，能够日益趋于平衡。(p.122)

    马尔萨斯干了什么呢？

    他利用安德森的理论，代替自己的（也是剽窃来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怪诞幻想——他把这种怪诞幻想当作“漂亮辞句”保留着——来证明自己的人口论。在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符合地主利益的限度内，他保留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仅仅这一事实就证明，马尔萨斯同安德森本人一样，不了解这个理论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联系；——他不去考察这个理论的创始人的反证，就利用这个理论去反对无产阶级。(p.123)

    从这个理论出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向前迈进一步的使命就落到了李嘉图身上，这就是：在理论上，作出商品的价值规定等等，并阐明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在实践上，反对资产阶级生产基础上的土地私有权的必要性，并且更直接地反对国家促进这种土地所有权发展的一切措施，如谷物法。(p.123)

    马尔萨斯得出的唯一的实际结论在于：为地主在１８１５年要求的保护关税辩护——这是巴结贵族，——并且对财富生产者的贫困进行新的辩解，为劳动剥削者进行新的辩护。从这一方面来说，是巴结工业资本家。(p.123-124)

    马尔萨斯的特点，是思想极端卑鄙，——只有牧师才可能这样卑鄙，他把人间的贫困看作对罪恶的惩罚，而且在他看来，非有一个“悲惨的尘世”不行，但是同时，他考虑到他所领取的牧师俸禄，借助于关于命运的教义，认为使统治阶级在这个悲惨的尘世上“愉快起来”，对他是极为有利的。这种思想的卑鄙还表现在马尔萨斯的科学工作上。第一，表现在他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上；第二，表现在他从科学的前提做出的那些看人眼色的而不是毫无顾忌的结论上(p.124)

    ［（２）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马尔萨斯为统治阶级最反动的分子辩护。达尔文实际上推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p.124）

    如果象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西斯蒙第只是与那些掩盖这种对立、否认这种对立的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才是正确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p.124-125)

    由此可见，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就象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p.125)

    而马尔萨斯呢！这个无赖，从已经由科学得出的（而且总是他剽窃来的）前提，只做出对于贵族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结论。因此，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p.125)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p.126)

    从李嘉图来说，他把无产者看成同机器、驮畜或商品一样，却没有任何卑鄙之处，因为无产者只有当作机器或驮畜，才促进“生产”（从李嘉图的观点看），或者说，因为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生产中实际上只是商品。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只要有可能不对他的科学犯罪，李嘉图总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而且他在实际生活中也确是一个博爱主义者。(p.126)
 
    总之，在贵族的某种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或者，在资产阶级中保守和停滞的阶层的某种利益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在所有这些场合，马尔萨斯“牧师”都不是为了生产而牺牲特殊利益，而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为了这个目的，他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相反，对于被压迫阶级，他的结论却是毫无顾忌的，残酷无情的。他不单单是残酷无情，而且宣扬他的残酷无情，厚颜无耻地以此自夸，并且在用他的结论反对“无权者”时，把他的结论夸大到极端，甚至超过了从他的观点看来还可以在科学上说得过去的程度。(p.127)

    英国工人阶级憎恨马尔萨斯，....对马尔萨斯的这种憎恨是完全正当的；人民凭着真实的本能感觉到，在这里反对他们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人，而是一个被他们的敌人收买的统治阶级的辩护士，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p.127)

    （３）罗雪尔歪曲地租观点的历史。李嘉图在科学上公正的例子。 投资于土地时的地租和利用其他自然要素时的地租。竞争的双重作用]

    安德森是把自己的书当作“公开” 维护一定党派的利益的著作出版的。地租理论在这里只是顺便谈到。而且在他后来一些总是或多或少涉及上述利益斗争的著作中，他也只是顺便把地租理论重新提了一两次，从来没有想到它的科学意义，或者说，甚至没有想到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论题。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判断显然不知道安德森著作的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注）的下述意见是否正确：

    “值得惊奇的是，在１７７７年几乎无人注意的学说，到１８１５年以后却突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关心，一些人拥护，另一些人反驳，因为这个学说涉及货币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在这个时期如此尖锐起来的对立。”（《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第３版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在这段话中，错误和字数一样多。(p.129-130）
    （注）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１８１７—１８９４）——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自比古希腊史家修昔的底斯。

    如果我要把威廉•修昔的底斯在他的历史文献评介中犯的所有这类粗暴歪曲历史的错误，都如此详细地加以说明，那我就得写一部象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一样厚的书，而这样的书确实“不值得花费那么多纸张来写”。

    我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对威廉•修昔的底斯“残酷无情”。这个书呆子自己对待科学是多么“残酷无情”啊！既然他胆敢以高傲自大的口气谈论李嘉图的“半真理”，那我无论如何也同样可以谈他的“全无真理”。（p.1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