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７年１２月）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４日［于伦敦］国际工人协会。

    不久以前，伦敦工人就波兰问题向巴黎工人发出一篇呼吁书，请求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巴黎人方面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定于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一个叫做勒•吕贝的人被派到我这里来，问我是否愿意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参加会议，是否愿意专门推荐一个德国工人在会上讲话等等。我推荐了埃卡留斯（注1），他干得很出色，而我也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我知道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力”，因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

    （勒•吕贝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人，三十岁左右，但在泽稷和伦敦长大，英语讲得很漂亮，是法国和英国工人之间很好的中间人。）（他是音乐兼法语教师。）

    会场上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人阶级现在显然重新开始觉醒了），....会上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它的总委员会设在伦敦，“联系”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团体。同时决定于１８６５年在比利时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次群众大会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埃卡留斯和我代表德国。委员会有权任意吸收新的成员。

    目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参加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一个小委员会（也有我在内）起草原则宣言和临时章程。

    勒•吕贝提出了“原则宣言”和由他修订过的沃尔弗（注2）的章程，小委员会把二者都接受下来提交委员会全会讨论。委员会全会于１０月１８日开会。因为埃卡留斯来信告诉我，拖延就有危险（注3)，我就出席了会议，当我听到好心的勒•吕贝宣读妄想当做原则宣言的一个空话连篇、写得很坏而且极不成熟的引言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引言到处都带有马志尼的色彩，而且披着法国社会主义的轮廓不清的破烂外衣。

    我看到，想根据这种东西弄出点什么名堂来是不可能的。我要使用一种极其特殊的方法来整理这些已经“被采纳的意见”，为了要证明这种方法正确，我起草了《告工人阶级书》（这不在原来的计划之内，这是对１８４５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命运的一种回顾）。以这一《告工人阶级书》已经包括了一切实际材料和我们不应当再三重复同样的东西为借口，我修改了全部引言，删掉了“原则宣言”，最后以十条章程代替了原来的四十条章程。当《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比较次要的国家。我的建议完全被小委员会接受了。不过我必须在《章程》引言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但是，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总委员会会议以很大的热情（一致地）通过了我的《告工人阶级书》，等等。

    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p.11-17)

    （注1）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２），总委员会总书记（１８６７—１８７１），美国通讯书记（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１８７２年以前曾支持马克思，１８７２年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   
    （注2）沃尔弗，鲁伊治——意大利少校，马志尼的拥护者，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 共进会的会员，曾参加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１８７１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
    （注3)这句话出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的著作《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３８卷第２５章。

    危机。在大陆上它还远没有结束（特别是在法国）。此外，现在危机经常发生，这就部分地弥补了它不够强烈这一缺陷。(p.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７日于曼彻斯特

    我迫切的等待着《告工人书》（注），....这一定是一部真正的艺术品。我们又同那些至少是代表自己阶级的人发生了联系，这是一件主要的事情。....我认为，一旦问题提的稍微明确一点，这个新协会就会立即分裂成为理论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理论方面的无产阶级分子。(p.19)
    （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９日于曼彻斯特

    寄上昨天的《卫报》，你应当看一看上面刊登的救济委员会的报告，....在预定给工厂工人的全部二十三万英镑中，落到他们手中的只有一万二千一百英镑（即只是预定给“非熟练工人”的那一部分）。这样一来，救济贫困的工厂工人的法令就变成了救济不贫困的资产阶级的法令，何况资产阶级还省下了市政税。(p.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16日于曼彻斯特

    《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是多么糟糕的名字啊！这些家伙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它叫做《无产者报》呢？(p.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是一个不好的名字。但是一家可能出许多错误的报纸，用不着给它立即起一个最好的名字。(p.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４年］１2月2日［于伦敦］

    没有一种机关报，要在这里搞运动自然是不可能的。(p.35）

    现在，谁当主席都是一样。到了决定性时刻，也必定会找到所需要的人材。（p.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４年］１2月10日［于伦敦]   

    我觉得，洛贝尔图斯先生也在企图搞什么“把戏”，因为他要“把社会问题同政治完全分开”，这是大臣瘾发作的确切症候。这一群来自柏林、马尔克和波美拉尼亚的混蛋是多么下流无耻啊！（p.40）

    在同英国工人打交道时，合理的东西很容易被接受，而只要是文人、资产者或半文人一参加到运动中来，就必须特别小心。(p.41)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７日于曼彻斯特

    高贵的拉萨尔愈来愈暴露出是一个卑鄙透顶的无赖。我们评价一个人从来不是根据他的自我介绍，而是根据他的真实情况，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要把已死的伊戚希当做例外。主观上他从虚荣心出发认为事情可以这样办，而客观上这却是卑鄙的行为，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看来这个愚蠢的小丑甚至没有因此得到俾斯麦的任何补偿，任何肯定的东西，更不用说保证；显然，他只以为他一定能骗过俾斯麦，就象他以为肯定会射死腊科维茨一样。这就是伊戚希男爵的全貌。

    必须，甚至可能尽快地抛弃这个家伙的继承人。不过德国的无产阶级将会很快地看到，他们从俾斯麦那里能期待到什么。(p.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５年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伊戚希（采取这种形式出现我们是绝对不知道的）存心要把工人政党出卖给俾斯麦，以便获得“无产阶级的黎塞留”的美名，那末我现在要毫不犹豫地在我那本书的序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不过是抄袭者和剽窃者。(p.50)

    既然我已经两次向《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他们应该尽量认真、尽量迅速地清除自己报纸上幼稚的“偶像崇拜”，那你在寄文章去的时候，向编辑部提出类似的意见，是绝对没有害处的。我们既然列上了名，那也就可以要求他们，在现在已经了解了拉萨尔策划的背叛的时候，不要利用我们的名字去蒙蔽工人，或者使自己成为任何愚蠢言行的工具。(p.51)

    布莱特先生由于在演说中反对在北明翰的工业里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又在伦敦这里的工人当中把自己的一切毁掉了。这种资产者到底是本性难移。这家伙竟在正想靠工人打垮寡头的时候做出这种事！(p.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５年２月１日［于伦敦］

    第一件事是，林肯的回信已经收到，....他给我们的信实际上包含了所能希求的一切，直到这种天真的表示：美国不能直接从事“宣传”。不管怎样，这是老头子迄今唯一的超过纯粹客套话的答复。(p.52-53)

    现在每一个波兰人都是民主主义者，因为贵族已经如此零落，所以，他们除非是丧失了理智才会不明白，没有农民的起义就不可能有波兰的恢复。不管这些家伙是不是口是心非，但是上次的教训看来对他们还不是毫无作用的。  (p.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５年２月3日［于伦敦］

    同伊戚希男爵遗留下来的那个工人联合会没有什么好说的。它解散得愈快愈好。(p.55)

    无论如何，空气必须澄清，党必须洗清拉萨尔的遗臭。(p.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５年２月５日于［曼彻斯特］摩宁顿街

    在普鲁士这样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大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p.58)

    哈茨费尔特和克林格斯搞掉伯恩哈特•贝克尔（注）的企图终于完全失败，而被搞掉的却是克林格斯。我们千万不要去碰这种肮脏事情。情况正如１８４８年居尔岑尼希的一个工人所说的：他们想摔下来，就摔下来，上面总是躺着一个无赖。(p.63)
    （注）克林格斯，卡尔——德国五金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１８６５年侨居美国，积极参加国际芝加哥支部的活动。贝克尔，伯恩哈特（１８２６—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拉萨尔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后来加入爱森纳赫派；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１日［于伦敦］

    资产者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 。(p.69)

    现在的庸人运动实际上只是靠警察的恩惠才存在的。(p.70)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３日［于曼彻斯特］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伊戚希使运动具有了难以消除的托利党宪章派（注）的性质，并且在德国扶植起一种工人从未见过的流派。到处都是这种向反动派谄媚的令人厌恶的勾当。因此我们会有一些麻烦。看吧，庸人们将会说：这个恩格斯想要什么，这整个时期他干了什么，他怎么能够代表我们说话并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这家伙呆在曼彻斯特剥削工人等等。虽然我对此毫不介意，但是这样的情况必定会发生，这一点我们要归功于伊戚希男爵。(p.71)
    （注）托利党宪章派或托利党慈善家是参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建立的“青年英国”社的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迪斯累里、波尔斯威克和弗兰德等人）。托利党慈善家表达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增强的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性的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观点评价为封建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３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普鲁士国家不可能允许联合和工会存在。这是不用怀疑的。反过来说，政府支持某些微不足道的合作团体，恰恰适合于它的整个恶劣的制度。增加官吏干涉的机会，对“新的”款项进行监督，收买工人中最轻信的人，阉割整个运动！(p.72_)

    我向白恩士女士致良好的祝愿。....她和一位大诗人（注1）是同姓。如果龚佩尔特夫人（注2）不愿成为工人协会会员，那末我希望白恩士女士不要学她的样，而要相信自己的同姓者说的话：“人总是人，不管这一切”（注3）。(p.74)
    （注1）是指罗伯特•彭斯（也译“白恩士”）。
    （注2）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 爱德华.龚佩尔特的夫人。
    （注3）彭斯《有人因为正直而受穷》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８日［于伦敦］

    我本人曾经警告过李卜克内西，要他谨慎一些，以免被赶走。这是事实。但是，我同时写信告诉他，如果采取适当的形式，一切话都可以讲。反对政府的论战即使采取柏林条件下‘可能的’形式，也截然不同于向政府谄媚，甚至截然不同于对政府作表面的妥协！（p.77)

    社团以及由社团成长起来的工会，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联合权除此而外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缺口，它可以摧毁奴仆规约和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总之，这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种手段 。(p.77)

    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凡是了解普鲁士情况的人，都预料得到，帮助的规模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p.77-78)

    我认为施韦泽（注）是不可救药的（他可能和俾斯麦取得了秘密的协议）。

    既然总得和这个家伙决裂，那不如现在马上就决裂。至于德国的庸人们，他们愿意怎么叫嚷就让他们怎么叫嚷吧。其中有用的那一部分人迟早总会跑到我们这边来的。(p.76-78)
    （注）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１８３３—１８７５）——德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７—１８７１）；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１８７２年他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２日于曼彻斯特

    施韦泽的信“无耻已极”。这个家伙的任务是要破坏我们的名誉，而我们同他打交道愈久，陷入泥坑就愈深。因此愈快愈好！(p.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５日［于伦敦］

    工人们似乎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斥一切文人等等上面；而这毕竟是荒唐的，因为他们办报刊需要这些人；不过，由于文人的不断背叛，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另一方面，后者对同他们相对立的一切工人运动都抱怀疑的态度（p.85)

    工人阶级有它自己的对外政策，而这个对外政策决不以资产阶级认为适宜为依据。(p.86)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６５年3月13日［于伦敦］

    至于大学生布林德，如果这个坏蛋再一次出场，我将始终把拉萨尔说成是一只死狮，而他不过是一匹活驴子。把一个“如此不学无术的”巴登的小饭店老板同一个研究过赫拉克利特和罗马继承法的人相提并论，是很不象话的。(p.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