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月晚，我应朋友之约在风景如画的北京房山十渡参加一个活动。正当我兴致勃勃地举杯祝贺时，手机突然响起，上面显示是作曲家遇秋同志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想，离八一建军节不远了，可能老李又约我为《长征组歌》的纪念演出写报道。当我按下接听键时，手机中传来的却是他夫人王老师的声音，我心里突然闪出一个不祥之兆……她语言沉重告诉我：遇秋因脑部疾患，手术后一直处于病危状态，于6月14日病逝。

　　听到这消息我脑中一片茫然，再无法抑制住悲痛，心就像被锐器猛然扎中似的……此时，我又想起了《长征组歌》，想起了去年他对我说的话：“我们这几个《长征组歌》的曲作者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长期在战友歌舞团担任作曲和领导工作，过去一直合作得很好。不过，晨耕、生茂同志因病猝然去世，唐诃已90高龄长期居住在青岛，现在还能活动一下的，恐怕就是我了。”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竟这样匆匆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事业，以至于我没能够见上他一面，没能与他说上最后一句话。

　　遇秋带着对音乐创作、对《长征组歌》的无限恋眷之情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音乐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先辈，使我又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身手不凡的师长。他的离去勾起了人们无限的追思。

　　三平方陋室写《长征组歌》总谱

　　1965年初春，上级交给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晨耕和生茂、遇秋一项重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的《长征组诗》谱曲，并希望将来能够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在军营广为传唱。他们3人经反复商议后，决定“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然后进行了分工。

　　阳春四月，《长征组歌》的“主旋律”初稿敲定。于是晨耕三人加上随后调来的唐诃，赴杭州向正在西湖畔养病的肖华汇报了《长征组歌》的创作进程。4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当汇报到合唱段落时，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肖华听后觉得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4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虽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肖华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肖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李遇秋后来回忆说：“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回京后，就该写总谱了。这个重任落在了“科班”出身的李遇秋肩上。遇秋老人回忆说：“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环境就是在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方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屋里热得像个‘锅炉房’。那时全仗着我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写，有时热得受不了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只披着一块湿毛巾……”

　　有一段时间，每当夜深人静时，遇秋经常想起红军长征时那一幕又一幕动人的情景，有时边创作边落泪，泪水和着汗水浸透了一页页稿纸。他回忆说：“那些日子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就能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你不写谁来写？你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等着你呢……’”。遇秋也是“小八路”出身，也曾在风雪夜翻过山坳坳，也曾几天吃不上饭，靠野菜、野果来充饥，也曾从日寇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就这样，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有生活、有素材、有技术”的优势，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两个月后，《长征组歌》一气呵成。

　　音乐总谱拿下后，排练时又遇到新的问题。当时，战友歌舞团搞声乐和器乐的加在一起总共不过30人，根本无力去完成这一多声部大型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团领导只好决定从其他部门和单位借来了40多人，人虽然够了，但其中很多人还不熟悉五线谱，只好一边学一边唱。遇秋在作品中相当一部分采用了“复调”的手段去表现音乐形象，那时，连专业合唱团体都很少用“复调”去演唱，因此用“复调”去表现和演唱《长征组歌》就更难了。遇秋回忆：至于当时乐队的情况就更糟糕了，1964年，在“革命化、民族化”的幌子下，刮起了一阵“改革乐队”的风，几乎砍掉了所有的西洋乐器，只留下了一些简单的民族乐器。遇秋只好采取有什么用什么的办法，来了个中西乐器大合奏，没想到合在一起的效果还不错，既悲壮又铿锵。在那个年代，他是顶着一股压力，不怕别人指责他“贪大求洋”。

　　1965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引起了轰动，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全国。每次演出结束时，很多观众还久久不肯离去，他们纷纷涌向后台，把出口处堵得水泄不通，争着要看“红军”的风采。当时那种火爆的场面不亚于今天追星族们的那种狂热。

　　从小八路到音乐家

　　李遇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幼年丧母，靠父亲行医维持生计。少年时代，他就听进步教师讲过“朱毛带领红军万里长征”的故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官员闻风而逃，冀中平原一时大乱。1938年八路军进村后，立即发起“抗日救亡”的宣传高潮。遇秋的两个哥哥跟着八路军上了前线。1940年，11岁的遇秋也进了“抗中”学习。在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他也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称为“快活的百灵”。这些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

　　1944年秋，15岁的遇秋通过地下党到了解放区，在部队卫生所当上了卫生员。他经常在劳累了一天后傍晚时独自一人跑到小树林里，用“女高音”扯着嗓门唱起苏联歌曲。这一唱就招来了几位“采花人”。原来，“抗敌剧社（战友歌舞团的前身）”的艺术家们正在此“采风”呢！经过一番“死缠烂打”，遇秋总算是端上了“文艺”这饭碗。但是，“文艺”这碗饭可不是那么好端的。不识谱、不懂戏又没多少文化底子的遇秋，光凭着一副好嗓子，怎么能在舞台上站住脚呢？就在领导琢磨着要将他调走时，有一天，他忽然瞅见搁在角落里的一把手风琴，于是他壮着胆子试了试，居然把一首歌拉了下来，他果然是棵“好苗苗”。于是大家便教他识谱，拉手风琴……

　　1945年，李遇秋终于进入了抗敌剧社。

　　进入抗敌剧社后，李遇秋才真正懂得了“业余爱好”和“专业”之间的差别。他不识简谱，不会乐器，对文艺理论一无所知，童声的嗓音跟别人“不搭调”。在困境中，他学着演话剧、跳舞、搞打击乐、打霸王鞭、写标语、辅导小学生的文体活动。就在别人对他即将失去信心的时候，却发现他已学会了简谱，并能相当熟练地拉手风琴。就这样，他最终定位在乐队，当了一名专职手风琴演员。直到晚年，遇秋在手风琴教学、作曲方面也是一流的。

　　解放战争中，遇秋以手风琴为武器，拉着手风琴，跟随着隆隆的坦克车一路开进了北平。

　　1950年秋，组织上送李遇秋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他没有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厚望，刻苦攻读，努力钻研。6年后，带着优异的毕业成绩重返工作岗位。这时，他的作曲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完全具备了独立完成音乐作品的能力。

　　1957年毕业回团之后，李遇秋便以专职创作人员的岗位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每年要写七八百页的总谱，而能保留一年以上的作品却寥寥无几。经过几年痛苦的摸索，他适应了这个环境，在完成各项突击任务的间隙，还写出了一些较细腻的、有一定深度的作品。如七重奏《王二小的故事》、大提琴协奏曲《鄂尔多斯》、手风琴二重奏《草原轻骑》等。

　　人们对《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唱段至今犹闻在耳，他坦言：“只有厚积薄发才能一气呵成，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拿不下《长征组歌》的！”

    周总理说：二马一贾唱得好

　　提起周总理对《长征组歌》的关怀，遇秋老人激动的心情油然而生，他讲述了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多次观看《长征组歌》排练和演出时那一幕又一幕难忘的情景。

　　《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开始排练。那时，周总理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有一次看完排练，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遇秋老人回忆说，《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总理接连三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总理对他们几位曲作者说：“肖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总理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

　　遵照总理的指示，遇秋等人又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关系，从1965年7月起，《长征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总理走过来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

　　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忽然接到随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听了有关领导的汇报。总理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他说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李遇秋说：“你们回去再改一改好吧！”出国前，总理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于无声处”的第一声“惊雷”

　　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共和国重现“艳阳天”。遵照上级指示，遇秋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修改并重新配器。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这部作品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10年浩劫后期呼唤长征精神的一个壮举。